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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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我们无法忘记项羽这个人物,我们无法绕开司马迁和他的呕心之作《史记》而去谈项羽。在《史记�6�1项羽本纪》中,项羽由一个下相的“不学”小儿,由一个普通的军人成为反秦盟军中高级将领乃至领导者,他意气风发、勇不可拒,他蛮横崇武、任性自我,他一步步滑向自己和别人编织的圈套,走向死亡。今天,在众多的文化典籍与影视戏剧作品中,项羽依旧叱咤风云、鲜活驰走,我们为这个悲剧化了的英雄人物怜惜愤慨、喟叹诅咒。或然,我们仍旧只是生活在那个风起云涌,金戈铁马,英雄与蚁民无异的时代。
唐代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1〕,“而司马迁就是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少有伟大历史家”〔2〕,在《史记�6�1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和勇敢大无畏精神刻画评析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
按照《史记》体例,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这十二本纪记载对象多为帝王。项羽并没有完成帝业,但司马迁能够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找准了在秦末汉初这阶段历史中,是项羽支配着当时的政权与时局,“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3〕,可见司马迁是正确地分析出了项羽的历史功绩与时代推进作用的,正如清代郭嵩焘在《史记札记�6�1卷一》中指出:“案秦灭,项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为之,实行天子之权,例当为《本纪》”〔4〕。创作于汉王朝鼎盛时期的《史记》,并不受封建统治者“成王败寇”观点所局限,并不因项羽的失败而降低甚至否定其历史功绩,可以看出司马迁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同时,司马迁在肯定并赞扬项羽在亡秦中地位与作用时,也辨证指斥了项羽妄图凭一己之私智和武力征服天下的错误,“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另外,对项羽的自我开脱自以为是更是严加批判,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天命观,强力评曰“岂不谬哉”,指出其失败原因在人不在天,悲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缺陷。
司马迁是热爱项羽的,尚奇的个性爱好和敏感多想象的心理特征让他深深被项羽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吸引住,他甚至不愿在《项羽本纪》中暴露这个已逝去的英雄太多的缺憾。于是往往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以其他人物的立场和口吻对项羽加以评述,如《高祖本纪》中“汉王数项羽罪十”,中间严斥项羽背恩负义,弑义帝而自立,残暴无情,屠城害民等事情;而在汉初大臣陈平、韩信等人的传记中,更是直接对项羽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加以评价,指出他性格的矛盾,不善用人等缺点,往往议论中肯,褒扬分明。
在项羽形象塑造上,司马迁更是“全神付之”,每时每刻都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用自己最杰出的艺术才华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史记》中,项羽的形象和有关人物事迹除了集中在《项羽本纪》外,其他人物传记中也多有涉及,从《高祖本纪》到《樊郦滕灌列传》,关涉篇章十余篇,这些篇章对《项羽本纪》中项羽形象加以补充完善丰满。这种旁见侧出的记叙方式,不仅加强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鲜活性,更使故事情节、人物个性特征逼真而又清晰。亡秦三年,楚汉争战四年,仅楚汉大战七十余次,小战四十余次,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简单交代小战情况,而用力写了三次大的战况: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这三个事件不仅是项羽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楚汉之际斗争最为激烈影响特别大的事件,正如郑板桥言道:“《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有此数段耳”〔5〕。项羽一生成败变化与个性全随此三件事而出,当然这三件大事时间上的绵长性与空间上紧凑性所形成张力,也强化了项羽这个威武人物的高峙感和仓促之间“卒亡其国”的悲剧感。司马迁在选取事例表现项羽性格和开展故事叙述上,着重于对传奇性情节的追求,例如项羽“重瞳子”,“力能扛鼎”,以及见秦始皇游江南而发的感慨“彼可取而代之”,还有对他不学书等细节的详加刻画,还有在彭城、成皋、荥阳等战役中对项羽英雄事迹的刻画都增添了人物个性。此外项羽在败亡途中作的《垓下歌》以及和乌江亭长对白等细节都过分离奇,甚至可能为杜撰,但却让后人深信不疑,也大大增加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魅力。
在表现项羽的性格上,太史公更是喜欢用对比手法表现,如巨鹿之战前,项羽的勇者无惧,宋义的胆小慎微;巨鹿之战后,项羽与刘邦对比,更是不断并反复出现。在项羽的自身个性对比上,司马迁也是用不同笔调加以渲染,时而言语呕呕,时而叱咤喑呜。垓下围中项羽所作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呜咽悲慨,凄凉动人,完全是项羽本人经历和他面对失败的心路写照,“英雄气短,儿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涕”〔6〕,从中可以看出项羽在战场勇猛杀人如麻以外深情至切的另外一面。这种多面烘托,多维透视手法使得项羽这个人可谓霸者与情者形象具备,丰满多姿,这也是千百年来项羽受人关爱与敬仰的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项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第一个有血有肉具备了多重性格的鲜明人物形象。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从一开始,太史公都是从悲剧角度写项羽,整个《项羽本纪》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英雄不可一世,英雄顶天立地,英雄叱咤风云,英雄又在瞬间走向死亡。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极力描写,与他个人的命运也不无关至。因李陵案而蒙受宫刑之辱而更加发奋撰写《史记》,内心忧愤而苦痛,即使在《孝武本纪》中也毫不隐讳汉武帝晚年荒唐。而司马迁写项羽至死不渡江,至死不投降,不如说在写自己那颗高傲而顽强,甚至伤痛透底的心,所以他对项羽的“天之亡我”大加批判,对其因不愿蒙羞而自杀充满同情和佩服。
感谢司马迁,他让项羽散发无穷魅力;感谢项羽,他为司马迁增添了无限光辉和后世人对他的无限景仰。 二、项羽悲剧的演绎
在整部《史记》中,研究者发现司马迁刻画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样不同的悲剧人物一百多个〔7〕,而项羽的悲剧独特却是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他更多是一个由自身个性等原因一步步走向绝路的悲剧人物。强烈的悲剧特质在于他本不具备超人的领袖气质和领导才能,却走上了时代的领军者之席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追求与号召。朱光潜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和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他们坚持到底”〔8〕。项羽是可悲的,他无法改进自身根深蒂固的普通人缺陷,仓促而不知所措地被卷入时代和历史的大抉择中,他甚至象一个小丑一样有着可笑笨拙的举止,更可悲更让我们无法安坐的,他却是一本正经严肃认真,甚至顽强地要完成和完成过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至死都不改变。
(一)时代车轮的助推者和阻挡者
项羽出身在“世世为楚将”的楚国贵族家庭,其祖父项燕为楚国大将,在秦灭楚战争中被王翦所杀,其叔父项梁为初期反秦盟军首领。项羽的童年生活在楚渐亡秦日盛并逐步统治全国的时期。家与国的苦难,带给项羽的是对秦国统治者的深深仇恨。他仿佛生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推翻秦朝。在《项羽本纪》中,“苦秦”“亡秦”等词反复出现,而当项羽对宋义坐兵不救赵时,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蔽”。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蔽之承! 对于当时整个时局形势,项羽的议论分析简要精辟,指明当时秦军实力强大,反秦军队内部急需相互团结统一阵营。项羽把矛头直接指向反秦盟军最高首领宋义,对他不顾反秦大局,畏葸不前严加呵斥。可见,在反秦这一目标上,年轻的项羽具有成熟大气的时局观,加上军事策略和个人雄武力量,他取宋义而代之,最后取得了巨鹿这场以少胜多关键胜利,并一步一步走上反秦盟军首领位置。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鸿门一宴后,表面上已经取得了整个反秦盟军的领导权。当时人民对和平呼喊着,时代也希望统一,但是骨子里流着楚国贵族的血液的项羽,只是希望回到楚庄王当年问鼎中原,趾高气扬的时代,希望能再次象楚王那样得到 “列国从长”的地位,并希望长期维持这种在分封割据中己为大的状态。他分封诸反秦将领,自立为西楚霸王,并远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地肥沃的关中要地,而以地远偏僻,物质相对匮乏的彭城为都城,只为一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可以说在亡秦斗争中的项羽,目标准确而单一,符合整个时代乃至人民心声,但在推翻秦王朝后,他目光短浅,甚至在政治上妄国恢复到以前春秋战国互为攻伐的状态,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一点看,项羽后期无法顺应历史潮流,只能在历史潮流中苦苦挣扎,走向灭亡。这种现实的真实残酷性和理想的谬误性必然形成凝重而深度的悲剧张力。 (二)性格上分化对立的矛盾体
除了在时代潮流上前期顺应后期无法跟进外,项羽的悲剧更多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的悲剧。在性格上项羽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分裂矛盾体。他一方面豪迈大气,无坚不摧,从举事吴中开始项羽就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攻定陶”,“拔襄阳”,“斩李由”,“杀宋义”,“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东救齐地,西破章邯,而在巨鹿一战中,更是置生死不顾,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取得关键性胜利,“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气概可谓雄伟英武。但是另一方面,项羽表现出了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嫉妒贤能的匹夫习气。从诛杀义帝开始,项羽就很少听清周围的声音,对那些进逆耳之言者,稍不顺心即为斩杀;在分封诸王时,项羽从个人感情出发,特殊对待跟自己亲近的人,树立了不少政治上的敌人。同为反秦功臣的陈馀就说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恶地”〔9〕;在对待贤能上,项羽不能选贤举能,相反,大量使用亲属也降低了其军队效能,“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10〕,比如对项伯这一可谓 “奸细”式人物过分纵容直接导致了鸿门政治斗争的失利。而刘邦手下的几员军事大将经纬之才如韩信陈平等都曾经是项羽的手下,因为得不到项羽重用而投奔刘邦;至于在功爵上,项羽更是有着深刻的贪恋近乎达到变态,“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11〕,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够保持人才的不流失呢?政治上怎能取得成功呢?
同时,恭敬慈爱仁者之心和坑卒屠城暴者之心也集于他一身。每每攻城拔地后,对于投降士卒,项羽往往残害坑杀:新安城一役后,项羽坑杀秦投降士兵二十余万;攻破咸阳,却是因兵西屠,烧杀掠夺,素为后世文人与史学家诟病。但是,他又能以一个仁者一样的心对待周围的人,“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12〕,“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13〕;他不杀刘邦,也不杀父亲和妻儿;在垓下之围中,更是悲歌辞美人,意气慷慨;在乌江畔,他马赠亭长,情调悲凉,自刎而死,为仇者成“德”。
另外,他率直爽朗,坦荡淳朴,以诚待人。在攻占外黄城后,他听取了外黄城十二三岁小孩子关于收取民心的建议;鸿门宴上,几次不愿听从手下谋士范增的建议用计谋杀死刘邦;对樊哙的“闯宴”大度且容忍,只是因为欣赏樊哙的英武气质;甚至在宴席上口无遮拦毫无心计的将曹无伤的告密告诉给了刘邦;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对于刘邦划分鸿沟,约定中分天下的和解条约都信以为真并努力维持。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胸无城府,不施诡计的人,又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怀疑和狡诈:斩杀宋义谎称乃奉帝命;先放逐义帝,然后阴谋派人刺杀;中陈平离间之计,对大将钟离眜失去信任并把其推向敌对面;甚至是自己最为尊重和亲近的最后唯一的谋士“亚父”范增也因为项羽自己的多疑而夺其权。
可以说项羽性格是多异性和矛盾性的,“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从心学性理,犁然有当”〔14〕。可以看出项羽性格上优势突出又带有很强的缺陷,实则是他自身人格的分裂和对立,表现为主观心理的不成熟,并且象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失调或失控而爆发出来,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悲剧的无可避免。 (三)军事能力上巨人化和政治图谋上侏儒化的畸形儿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这是二十四岁的项羽。生活在以暴乱和勇决为名的吴中之地,项羽就以魁梧英武的外形给当地人以震撼力。在首次起兵中项羽紧跟项梁其后,一声令下,拔剑斩守头,“府中皆慑伏,莫敢起”。在整个攻秦战争中,项羽总是冲锋在前,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实际上在整个攻秦大军中,项羽领导的军队应付了来自秦朝的大部分兵力,包括巨鹿之战中的章邯部和关中的子婴部。至于在楚汉争雄中,项羽多次以少胜多击败过刘邦,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力量予一切阻挡者以摧枯拉朽的打击,他崇尚武力,在广武与汉军对决时,对刘邦说到: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这些话除能看出项羽对武力的极端崇拜,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恋和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希望用个人武力支配杠杆天下外,更多的则是项羽个人性格的缺陷和对政治的无知。从前文的分析看,项羽并非完全没有政治的图谋:他矫杀宋义,放逐义帝,不断对刘邦的势力加以限制将其控制在关中地方,并分封诸侯王让他们相互势力牵制。然而项羽的政治眼光在亡秦之后变得异常浅短和无力,他主张回到春秋战国纷争的时代,成就象楚庄王一样的霸业,于是他错过了多次消除竞争对手刘邦的机会,他反复贻误战机和统一全国的良机,在被刘邦等人苦苦逼出的楚汉之争中迷失步伐,象一个浑身有力却找不到地方使的巨人一样自我戕害,或者天真幼稚地对着满脑子主意和诡计的对手来一句——我们单挑吧。 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故既分王郡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皆以为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时,不知汉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身死东城,不过欲以善战自于世,略无功业不就之悲,而汉之心羽终其身不知,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 〔15〕 宋代的黄震可谓一语中的,看出了项羽根本就没有建立王朝的雄心壮志,必然会在楚汉的交战中失利。“楚灭无英图,汉兴得成功”〔16〕。项羽这种在军事实力上过分强大导致的是武力视野膨胀,而政治图谋的短见化导致的是政治主张上的侏儒化,同时,武力视野的膨胀也不断对政治视野加以限制使得后者更为狭窄乃至荫蔽。二者相互交错,加深着项羽的悲剧,让人同情好笑或者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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