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和南唐词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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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衰乱，一般文化学术日形萎弱，但适应女乐声伎的词，在部分地区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却获得了繁衍的机运。尤其是五代十国，南方形成几个较为安定的割据政权。割据者既无统一全国的实力与雄心，又无励精图治的长远打算，苟且偷安，藉声色和艳词消遣，在西蜀和南唐形成两个词的中心。西蜀立国较早，收容了不少北方避乱文人。前蜀王衍、后蜀孟昶，皆溺于声色。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故词坛兴盛也早于南唐。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编成《花间集》十卷，选录18位“诗客曲子词”，凡500首。作者中温庭筠、皇甫松生活于晚唐，未入五代。孙光宪仕于荆南，和凝仕于后晋，其馀仕于西蜀。《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描述西蜀词人的创作情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在这种生活背景和文艺风气下从事创作，所写的是供歌筵酒席演唱的侧艳之词，自然是缛采轻艳，绮靡温馥。花间词把视野完全转向裙裾脂粉，花柳风月，写女性的姿色和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言情不离伤春伤别，场景无非洞房密室、歌筵酒席、芳园曲径。此外，虽也写郊游中的男女邂逅，女道士的春怀，宫女的幽怨等等，但中心仍然是男女情爱。与这种情调相适应，在艺术上则是文采繁华，轻柔艳丽。所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衣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花间集序》）。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尽管花间词的具体作家之间互有差异，但在总体上有其一致性。
温庭筠在《花间集》中被列于首位，入选作品66首。他是第一个努力作词的人，长期出入秦楼楚馆，“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把词同南朝宫体与北里倡风结合起来，成为花间派的鼻祖。温词风格并不单一，有一些境界阔大的描写，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也有一些较为清新疏朗，甚至通俗明快之作，如《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州。”但就总体而言，温词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一般不出闺阁，作品风貌多数表现为秾艳细腻，绵密隐约。如《菩萨蛮》：
小山重迭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把美人的睡眠、懒起、画眉、照镜、穿衣等一系列娇慵的情态，以及闺房的陈设、气氛、绣有双鹧鸪的罗襦，一一表现出来，接连给人以感官与印象刺激。它没有明白表现美人的情思，只是隐隐透露出一种空虚孤独之感。从应歌出发，温庭筠的这类作品，可算最为当行。它的艺术特征，首先不表现于抒情性，而是表现于给人的感官刺激。它用诉诸感官的密集而艳丽的词藻，描写女性及其居处环境，像一幅幅精致的仕女图，具有类似工艺品的装饰性特征。由于诉诸感官直觉，温词内在的意蕴情思，主要靠暗示，显得深隐含蓄。
西蜀词人韦庄，与温庭筠齐名，《花间集》收其词48首。温、韦二人同时擅长写诗，韦庄受白居易影响较深，与温庭筠远绍齐梁、近师李贺不同。韦词有 花间词共同的婉媚、柔丽、轻艳的特征。如“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菩萨蛮》其一），清丽秀艳，温柔缠绵，即是较为典型的花间作风。但韦词又常常以其清疏的笔法和显直明朗的抒情，异于温庭筠等人。温词客观描绘，虽可能时或寓有沦落失意的苦闷，却非常隐约，只是唤起人一种深美的联想而已。韦词则直抒胸臆，显而易见。温词意象迭出，一两句能包含多层意蕴，韦词则一首词围绕一件事从容展开。温词绵密而韦词疏朗，温词雕饰而韦词自然。如《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回忆与情人一场难堪的离别。脱口而出，用白描作直接而分明的叙写，不惜重重迭迭的意象隐约暗示。真切动人，畅发尽致。
韦词的抒情，同时又具有深婉低回之致。“似直而纡，似达而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取得相反相成的效果。如《菩萨蛮》其二：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全篇集中从风景和人物两方面渲染江南之令人陶醉。但开头“人人尽说”，点出“江南好”系从他人口中所出，设下伏笔。结尾“未老莫还乡”，以顺承的词气，进行翻转，反跌出“还乡须断肠”的喟叹。暗示中原战乱，有家难归之痛。外在劲直旷达，而内含曲折悲郁。
《花间集》中其它作家，在题材上有的有所扩大。如欧阳炯、李珣对南疆的描写：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欧阳炯《南乡子》）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
过水。
（李珣《南乡子》）
两首词都展现了岭南地区的景物风情，优美新鲜。即使在五、七言诗中，亦不多见。这些词里艳情成分依旧很显眼，同样适合当时歌筵酒席的需要。
第三节 李煜及其他南唐词人
冯延巳 李煜 情致缠绵的南唐词风
南唐词的兴起比西蜀稍晚，主要词人是元老冯延巳（903～960），中主李璟（916～961），后主李煜（937～978）。南唐君臣沉溺声色与西蜀相类，但文化修养较高，艺术趣味也相应雅一些。所以从花间词到南唐词，风气有明显的转变。
冯延巳，字正中，词作数量居五代词人之首。其词虽然仍以相思离别、花柳风情为题材，但不再侧重写女子的容貌服饰，也不拘限于具体的情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心境意绪，造成多方面的启示与联想。如《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栏于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虽是写女子的闺怨，并且展开一些具体情节，但词中集中表现的女子为怀人所苦而不胜怨怅的心理，却不为闺情或具体人事所限。冯延巳还有些词，连字面也不涉及具体情事，只是表达一种心境：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长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鹊踏枝》）
下笔虚括，写出一种怅然自失，无由解脱的愁苦之情，郁抑惝恍，若隐若显，怅惘的具体内容与缘由，则留待读者想象。冯延巳仕宦显达，耽于逸乐，政治上碌碌无为。谓其词“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为作”（张采田《曼陀罗A3词序》），固然不足信，但其时南唐受周、宋威胁，岌岌可危，冯延巳自身在朋党倾轧中屡遭贬斥，内心有着忧患危苦意识自属难免。他写出这种具有典型性的，由作者整个环境遭遇以及思想性格所造成的心境，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比起花间词，内涵要广阔得多。王国维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人间词话》十九）他不仅开启了南唐词风，而且影响到宋代晏殊、欧阳修等词家。
南唐中主李璟，存词四首。词中蕴含的忧患意识比冯延巳更深：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干。（《浣溪沙》）
美好之物的凋残和环境的森寒，被写得很突出。这种忧患之感，在阔大的背景和“菡萏”、“玉笙”等芳洁名物的衬托下，较之冯延巳所表现的恍然自失，更具庄严意味，与李煜后期“林花谢了春红”、“罗衾不耐五更寒”那种悲慨，更为接近了。
李煜，字重光，25岁嗣位南唐国主，39岁国破为宋军所俘，囚居汴京三年，被宋太宗赐药毒死。今存词三十馀首。他多才多艺，诗文书画音乐，均有很高造诣。其词在题材内容上前后期虽有所不同，但无论前期后期，又有其一贯特点，那就是“真”。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阅世甚浅的词人，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性格。在词中一任真实情感倾泻，而较少有理性的节制。他的后期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前期词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受，对自己的沉迷与陶醉，也不加掩饰，如《玉楼春》：
晓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李煜词的本色和真情性，在三方面显得很突出：一、真正用血泪写出了他那种亡国破家的不幸，非常感人；二、本色而不雕琢，多用口语和白描，词篇虽美，却是丽质天成，不靠容饰和词藻；三、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他在亡国后不曾冷静地自省，而是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人生愁恨何能免”、“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把自身所经历的一段破国亡家的惨痛遭遇泛化，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王国维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人间词话》十五）正是由于李煜以其纯真，感受到了“人生长恨”、“往事已成空”那种深刻而又广泛的人世之悲，所以其言情的深广超过其他南唐词人，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词中不加掩饰地流露故国之思，并把亡国之痛和人事无常的悲慨融合在一起，把“往事”、“故国”、“朱颜”等长逝不返的悲哀，扩展得极深极广，滔滔无尽。一任沛然莫御的愁情奔涌，自然汇成“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景象气势，形成强大的感染力。著名的《浪淘沙》也是写他对囚徒生活的不堪和无限的故国之思：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从生活实感出发，抒写心底的深哀巨痛。“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长在；“别时容易见时难”，又扩展为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也是寄慨极深、概括面极广，能引起普遍的共鸣。
南唐词在境界和气象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开拓，而风格上却情致缠绵。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愁郁之中，屡屡挣紥，而又难以排遣。既为“闲情” 所苦，又以无悔的口吻宣称“不辞镜里朱颜瘦”，往复盘旋，委婉尽致。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以恒久的自然，与短促无常的人事一次次对比，抒写深悲积恨，如陈廷焯所说“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云韶集》卷一）。《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写五更梦回后的意念活动，幽怨缠绵。《乌夜啼》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避实就虚，摄尽凄婉之神。又以“剪不断，理还乱”的麻丝喻愁，欲言难言，真是肠回心倒，缠绵之至。境界较为开阔而又有深厚缠绵的情致，正是南唐词的优长。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编成《花间集》十卷，选录18位“诗客曲子词”，凡500首。作者中温庭筠、皇甫松生活于晚唐，未入五代。孙光宪仕于荆南，和凝仕于后晋，其馀仕于西蜀。《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描述西蜀词人的创作情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在这种生活背景和文艺风气下从事创作，所写的是供歌筵酒席演唱的侧艳之词，自然是缛采轻艳，绮靡温馥。花间词把视野完全转向裙裾脂粉，花柳风月，写女性的姿色和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言情不离伤春伤别，场景无非洞房密室、歌筵酒席、芳园曲径。此外，虽也写郊游中的男女邂逅，女道士的春怀，宫女的幽怨等等，但中心仍然是男女情爱。与这种情调相适应，在艺术上则是文采繁华，轻柔艳丽。所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衣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花间集序》）。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尽管花间词的具体作家之间互有差异，但在总体上有其一致性。
温庭筠在《花间集》中被列于首位，入选作品66首。他是第一个努力作词的人，长期出入秦楼楚馆，“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把词同南朝宫体与北里倡风结合起来，成为花间派的鼻祖。温词风格并不单一，有一些境界阔大的描写，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也有一些较为清新疏朗，甚至通俗明快之作，如《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州。”但就总体而言，温词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一般不出闺阁，作品风貌多数表现为秾艳细腻，绵密隐约。如《菩萨蛮》：
小山重迭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把美人的睡眠、懒起、画眉、照镜、穿衣等一系列娇慵的情态，以及闺房的陈设、气氛、绣有双鹧鸪的罗襦，一一表现出来，接连给人以感官与印象刺激。它没有明白表现美人的情思，只是隐隐透露出一种空虚孤独之感。从应歌出发，温庭筠的这类作品，可算最为当行。它的艺术特征，首先不表现于抒情性，而是表现于给人的感官刺激。它用诉诸感官的密集而艳丽的词藻，描写女性及其居处环境，像一幅幅精致的仕女图，具有类似工艺品的装饰性特征。由于诉诸感官直觉，温词内在的意蕴情思，主要靠暗示，显得深隐含蓄。
西蜀词人韦庄，与温庭筠齐名，《花间集》收其词48首。温、韦二人同时擅长写诗，韦庄受白居易影响较深，与温庭筠远绍齐梁、近师李贺不同。韦词有 花间词共同的婉媚、柔丽、轻艳的特征。如“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菩萨蛮》其一），清丽秀艳，温柔缠绵，即是较为典型的花间作风。但韦词又常常以其清疏的笔法和显直明朗的抒情，异于温庭筠等人。温词客观描绘，虽可能时或寓有沦落失意的苦闷，却非常隐约，只是唤起人一种深美的联想而已。韦词则直抒胸臆，显而易见。温词意象迭出，一两句能包含多层意蕴，韦词则一首词围绕一件事从容展开。温词绵密而韦词疏朗，温词雕饰而韦词自然。如《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回忆与情人一场难堪的离别。脱口而出，用白描作直接而分明的叙写，不惜重重迭迭的意象隐约暗示。真切动人，畅发尽致。
韦词的抒情，同时又具有深婉低回之致。“似直而纡，似达而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取得相反相成的效果。如《菩萨蛮》其二：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全篇集中从风景和人物两方面渲染江南之令人陶醉。但开头“人人尽说”，点出“江南好”系从他人口中所出，设下伏笔。结尾“未老莫还乡”，以顺承的词气，进行翻转，反跌出“还乡须断肠”的喟叹。暗示中原战乱，有家难归之痛。外在劲直旷达，而内含曲折悲郁。
《花间集》中其它作家，在题材上有的有所扩大。如欧阳炯、李珣对南疆的描写：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欧阳炯《南乡子》）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
过水。
（李珣《南乡子》）
两首词都展现了岭南地区的景物风情，优美新鲜。即使在五、七言诗中，亦不多见。这些词里艳情成分依旧很显眼，同样适合当时歌筵酒席的需要。
第三节 李煜及其他南唐词人
冯延巳 李煜 情致缠绵的南唐词风
南唐词的兴起比西蜀稍晚，主要词人是元老冯延巳（903～960），中主李璟（916～961），后主李煜（937～978）。南唐君臣沉溺声色与西蜀相类，但文化修养较高，艺术趣味也相应雅一些。所以从花间词到南唐词，风气有明显的转变。
冯延巳，字正中，词作数量居五代词人之首。其词虽然仍以相思离别、花柳风情为题材，但不再侧重写女子的容貌服饰，也不拘限于具体的情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心境意绪，造成多方面的启示与联想。如《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栏于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虽是写女子的闺怨，并且展开一些具体情节，但词中集中表现的女子为怀人所苦而不胜怨怅的心理，却不为闺情或具体人事所限。冯延巳还有些词，连字面也不涉及具体情事，只是表达一种心境：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长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鹊踏枝》）
下笔虚括，写出一种怅然自失，无由解脱的愁苦之情，郁抑惝恍，若隐若显，怅惘的具体内容与缘由，则留待读者想象。冯延巳仕宦显达，耽于逸乐，政治上碌碌无为。谓其词“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为作”（张采田《曼陀罗A3词序》），固然不足信，但其时南唐受周、宋威胁，岌岌可危，冯延巳自身在朋党倾轧中屡遭贬斥，内心有着忧患危苦意识自属难免。他写出这种具有典型性的，由作者整个环境遭遇以及思想性格所造成的心境，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比起花间词，内涵要广阔得多。王国维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人间词话》十九）他不仅开启了南唐词风，而且影响到宋代晏殊、欧阳修等词家。
南唐中主李璟，存词四首。词中蕴含的忧患意识比冯延巳更深：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干。（《浣溪沙》）
美好之物的凋残和环境的森寒，被写得很突出。这种忧患之感，在阔大的背景和“菡萏”、“玉笙”等芳洁名物的衬托下，较之冯延巳所表现的恍然自失，更具庄严意味，与李煜后期“林花谢了春红”、“罗衾不耐五更寒”那种悲慨，更为接近了。
李煜，字重光，25岁嗣位南唐国主，39岁国破为宋军所俘，囚居汴京三年，被宋太宗赐药毒死。今存词三十馀首。他多才多艺，诗文书画音乐，均有很高造诣。其词在题材内容上前后期虽有所不同，但无论前期后期，又有其一贯特点，那就是“真”。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阅世甚浅的词人，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性格。在词中一任真实情感倾泻，而较少有理性的节制。他的后期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前期词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受，对自己的沉迷与陶醉，也不加掩饰，如《玉楼春》：
晓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李煜词的本色和真情性，在三方面显得很突出：一、真正用血泪写出了他那种亡国破家的不幸，非常感人；二、本色而不雕琢，多用口语和白描，词篇虽美，却是丽质天成，不靠容饰和词藻；三、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他在亡国后不曾冷静地自省，而是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人生愁恨何能免”、“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把自身所经历的一段破国亡家的惨痛遭遇泛化，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王国维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人间词话》十五）正是由于李煜以其纯真，感受到了“人生长恨”、“往事已成空”那种深刻而又广泛的人世之悲，所以其言情的深广超过其他南唐词人，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词中不加掩饰地流露故国之思，并把亡国之痛和人事无常的悲慨融合在一起，把“往事”、“故国”、“朱颜”等长逝不返的悲哀，扩展得极深极广，滔滔无尽。一任沛然莫御的愁情奔涌，自然汇成“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景象气势，形成强大的感染力。著名的《浪淘沙》也是写他对囚徒生活的不堪和无限的故国之思：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从生活实感出发，抒写心底的深哀巨痛。“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长在；“别时容易见时难”，又扩展为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也是寄慨极深、概括面极广，能引起普遍的共鸣。
南唐词在境界和气象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开拓，而风格上却情致缠绵。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愁郁之中，屡屡挣紥，而又难以排遣。既为“闲情” 所苦，又以无悔的口吻宣称“不辞镜里朱颜瘦”，往复盘旋，委婉尽致。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以恒久的自然，与短促无常的人事一次次对比，抒写深悲积恨，如陈廷焯所说“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云韶集》卷一）。《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写五更梦回后的意念活动，幽怨缠绵。《乌夜啼》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避实就虚，摄尽凄婉之神。又以“剪不断，理还乱”的麻丝喻愁，欲言难言，真是肠回心倒，缠绵之至。境界较为开阔而又有深厚缠绵的情致，正是南唐词的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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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词把视野完全转向裙裾脂粉，花柳风月，写女性的姿色和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言情不离伤春伤别，场景无非洞房密室、歌筵酒席、芳园曲径。此外，虽也写郊游中的男女邂逅，女道士的春怀，宫女的幽怨等等，但中心仍然是男女情爱。与这种情调相适应，在艺术上则是文采繁华，轻柔艳丽。所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衣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花间集序》）。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尽管花间词的具体作家之间互有差异，但在总体上有其一致性。
南唐词在境界和气象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开拓，而风格上却情致缠绵。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愁郁之中，屡屡挣紥，而又难以排遣。既为“闲情” 所苦，又以无悔的口吻宣称“不辞镜里朱颜瘦”，往复盘旋，委婉尽致。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以恒久的自然，与短促无常的人事一次次对比，抒写深悲积恨，如陈廷焯所说“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云韶集》卷一）。《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写五更梦回后的意念活动，幽怨缠绵。《乌夜啼》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避实就虚，摄尽凄婉之神。又以“剪不断，理还乱”的麻丝喻愁，欲言难言，真是肠回心倒，缠绵之至。境界较为开阔而又有深厚缠绵的情致，正是南唐词的优长。
南唐词在境界和气象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开拓，而风格上却情致缠绵。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愁郁之中，屡屡挣紥，而又难以排遣。既为“闲情” 所苦，又以无悔的口吻宣称“不辞镜里朱颜瘦”，往复盘旋，委婉尽致。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以恒久的自然，与短促无常的人事一次次对比，抒写深悲积恨，如陈廷焯所说“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云韶集》卷一）。《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写五更梦回后的意念活动，幽怨缠绵。《乌夜啼》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避实就虚，摄尽凄婉之神。又以“剪不断，理还乱”的麻丝喻愁，欲言难言，真是肠回心倒，缠绵之至。境界较为开阔而又有深厚缠绵的情致，正是南唐词的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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