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儒家代表与儒家经典【完结】》百度网盘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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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思想,孔子和孟子所提倡儒家思想都是在鼓励文人“刚毅进取”;道家思想让我们即使处于逆境也能拥有一 颗通透、明达的心来看待世界。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是却在矛盾中激发灵感，使得儒家和道家相互补足,利用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影响了一类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骚客都有受到儒道互补思想的影响。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出“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思想：积极入世与失意归隐的思想交织。儒家鼓励积极入世，对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一旦失败，却没有提供心灵上的安慰，而道家则刚好弥补了这一点。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并且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儒道互补的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思想，都是在鼓励文人“刚毅进取”，在《论语·子路篇》中提出：“刚、毅、木、讷近于人”，就是说具备了刚毅、果断、朴实、言语谨慎这四种品格就是接近于仁了。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讲求的仁是刚毅进取、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文人在治学，立身处事和事业的追求上面都要树立这种刚毅的精神。但是儒家只给文人们提供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却忽略了对失败的文人进行安慰，这时候道家思想就恰好弥补了这一点，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灵上的居所。
道家这个博大渊源的学说思想让我们即使处于逆境也能拥有一颗通透、明达的心来看待世界，我认为道家思想中反映出来的生死观念颇值得我们认真钻研和学习。道家倡导自然精神，也有很多关于生死的论述，非常经典。老子谈论生死“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在他看来，只有不要太过于在乎自己的生命，方能更好地长久生存。这里就告诉人们，不要太过于执着和看重生死，豁达一点，通透一点。就好比医生总是会告诫癌症病人，心态好一点有助于治疗。庄子关于生死的论述就有很多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生数十载，应当着眼于现世，对生命存有积极的心态，以出世的心入世，豁达通透。道家的达观态度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李白、苏轼，他们的诗作就流露出了强烈的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道家的这种通透和豁达并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乞丐心理，而是在看过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的一种淡然的状态，不再在乎身外之物的得失，庄子追求的正是一种逍遥无争的人格追求和精神追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提出“无己”“无功”“无名”，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清心寡欲，学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自己内心的宁静以及求得生存。
儒家和道家这两种思想，对于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受并运用。现在官场中的一些官员，整日浑浑噩噩，在自己的职位上百无聊赖的虚度光阴，认为自己有了“铁饭碗”便失去了原有的进取心。其实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是都很重要的，这是一种对待生活和生命的方式。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甘心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不争不抢，只求自己的一生平安健康。陶渊明便是这淡泊名利的隐士代表，陶渊明也曾经试图为朝廷尽心尽力，到头来却尽是违背自己的初衷，《归去来兮辞》的开头就表达了自己喜欢田园山间的感情，一种迫不及待想要回家的渴望心情，不把自己的身体留在官场上接受劳役的心情呼之欲出。陶渊明的这种淡泊和闲适性格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田园君子的真切情感。在担任父母官的时候认真为百姓做事，一旦发现自己的心不在追求功名利禄上，就果断放弃官职，选择田园生活，做一位最朴实的隐居者。在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道家的人生观：第一个观点是顺应自然，返朴归真，强调人应该复归自然，人得之于天的自然本性才是至正之德。道家的第二个人生观是“重生轻物”，淡化名利。道家的第三个人生哲学的观点是倡导与世无争、全生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陶渊明“返璞归真”一直受到后世人们的推崇，也一直被后人所歌颂。现在官场上的官员之所以被人诟病就是因为他们既不甘于付出努力又不愿意像陶渊明一样真正放弃名利，强迫自己在不合适的岗位上惶惶不可终日。
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是却在矛盾中激发灵感，使得儒家和道家相互补足，利用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影响了一类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骚客都有受到儒道互补思想的影响。而且，几千年来，儒道互补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德、价值理念。对于引导人们审视整个中国文化精神、关注人类命运、培育人文主义精神，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
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由于所学有限，我能举的例子实在不多，以上只是自己的一些体悟和感受，甚至举不出什么具体字句，但我觉得古文的有些意境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同理有些思想内涵也不可几语道破，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我甚至不能算略通皮毛，惟望抛砖引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