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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2列举古代手工业发展基本史实?3列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其过程中的问题?... 1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 2列举古代手工业发展基本史实? 3列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其过程中的问题?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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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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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商业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出现过三个高峰时期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包括副业和家庭手工业)为本的社会,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也是有曲折的,出现过几起几伏,其中经历了三个高潮期,依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这些高潮期都处于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段,商业的发展对社会转型往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走向新阶段。三个高潮又各有时代和阶段性特点。但几次高潮期之间,也出现因内外因素,而导致商品经济衰歇或受到重大挫折,造成商业萎缩的局面。 二、商业发展与繁荣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就是商业活动。 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经济(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采集业)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部门。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很早就开始出现,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最终催动了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当然,还有包括农产品之间、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但农业与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商业活动最主要的内容。 古代有些人对商业繁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曾有过过高的估计,“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乗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其实不然,对于古代中国,商业的规模、商品结构等都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就以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战国秦汉时期为例,首先是春秋战国时期铁器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从而迎来了商业发展第一个高潮。 杜甫《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对盛世充满深情的怀念,有几个表现盛世的关键词汇,“稻”“粟”“仓廪”“齐纨鲁缟”等,都是描述的农业生产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富庶,而且这一切都缘于“男耕女织不相失”。正是唐朝前期一百多年的农业稳定发展,成为商业繁荣的基础。 明清时期,高产作物如稻子在南方地区的普遍种植,玉米、番薯等品种的引进和推广普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大发展,为第三个商业发展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中国传统农业的特征是:主要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相结合。一方面,作为个体农户,生产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不高,扩大再生产的余地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弱,因此,为市场提供的剩余产品作为商品交换的份额极其有限,主要是粮食、布帛、副业产品等。另一方面,农民也需要借助市场交换生活必需品,如盐、铁、陶瓷,还有粮食、布帛等的相互调剂,总体来看,农民的市场购买力极其低下。个体农户市场购买力虽然很有限,但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所必须进行的商品交换,虽然有分散、量少的特点,但就全国而言,叠加的数量又是巨大的。这些进入各级各类市场的农副产品是商业发展的基础。盐、铁受到产地的限制,往往需要长途转输,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最大,很长时间作为宫府的垄断产业,很多私营工商业主也往往靠经营盐铁业攫取暴利。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商业的繁荣,是以农业生产力(包括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必定带来商业的大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潮时期,都是在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 三、商业发展的客观条件或前提是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曲线可谓是三波多折。三波,即指战国秦汉、唐宋和明清三次高潮期;多折,即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割据战乱时期,商业受到挫折,从原已达到的高潮跌落,甚至出现衰歇的局面。 第一个高潮,是中国从分裂割据最终实现统一的时期,《荀子·王制篇》描述了战国时期全国商品流通的情况:“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铉、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秦汉的大一统局面也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因此,商人势力的成长,很多大中都会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是第一次高潮出现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第二个高潮期,在唐前期一百多年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呈现全面繁荣。唐后期开始,坊市制度逐渐被突破,对商业的限制逐渐松弛,城市工商业人口比重加大,商业繁荣,商品结构也出现变化。元稹《估客乐》一诗生动描述了商人长途贩运的商品: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 檎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 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 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 《史记·货殖列传》有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说的都是唐以前商人经营的商品尤其是长途贩运,以质轻价贵、便于转运的、赢利大的奢侈品为主,如元稹《估客乐》中提到的珠、玉、马、锦、越婢、奚僮等,而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等,由于贩运成本高,不是商人经营的主要品种,全国性的商品市场尚未形成。唐朝后期开始,这种情况有了变化,粮食、茶叶、瓷器等生活必需品逐渐成为商品交易的大宗。《唐国史补》(卷下)谈到当时商品交易的情况:“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瓮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说的都是日用品种类。北宋以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更为明显,有更多的史料记述了日用品的大宗交易情况,而利用水路运输商品运载量大,比起陆运成本更为低廉。北宋开封城中的大相国寺,实际上也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商品交易集散地,每月五次开放,任由“万姓交易”。(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王棣:《燕翼诒谋录》)。所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有家居用品、鞍辔弓箭、时果腊脯、绣作珠翠、幞头帽子、书画古玩、土产香药,大多属于日用品之类。商品结构的变化是第二次高潮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次高潮出现的明清两朝,都是延续了数百年的统一王朝,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的相对安定,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明中后期以后,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专业化程度提高(专业性城镇和专业性地区的形成、农业和手工业专业户的形成等方面),都成为商业发展的新因素。 四、限制与突破限制 中国古代的商业,受到种种限制和束缚。这些限制和束缚,有的是受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所制约,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人口比重大、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等,有的则来自封建国家的干预。如体制、制度、政策措施、观念导向等。中国的商业就是在不断突破限制与束缚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进步。但由于这些突破始终无法完全打破限制和束缚,因此,也阻碍了中国社会最终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最直接的限制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就主观方面的限制而言,一是对商人政治社会地位的限制,二是对市场开放程度的限制。唐以前(包括唐)官府对商人的限制有很多具体措施,对商人政治社会地位限制最主要的是不得做官(包括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开始,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个大转变。清朝后期盛行捐纳(买官),并形成制度,买官成为进入仕途和升迁的正式途径,对商人而言,又是一个大变化。商人的变化除了本身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商人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不仅是行商坐贾的分类,出现牙人(经纪人)这一层级,出现了批发商这一群体,明中期以后,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比较著名的如徽商、晋商等,都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构成发生变化的表现。此外,商人经营方式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商品结构也不断有所变化。唐宋以后,日用品成为商人经营的大宗,经营方式也从行商坐贾的分类,按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形成收购、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的不同商业流程和行业分类。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史记》记己述了包括都城长安在内的十九个重要城市,其中,长安、洛阳、临淄、南阳(宛)、邯郸、成都六大都会,都是全国和地方性的商业中心城市。《盐铁论.力耕》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指明城市的发展是以商业的繁荣为重要内容的。对市场的限制,比较典型和集中的表现是坊市制度,官府对市场开放的时间和空间有严格限定,城市商业受到很大限制。唐朝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突破了坊市制和城郭限制等封闭式的格局,北宋以后出现了街市、桥市,夜市开禁,城市从封闭格局趋向于开放格局,使商业活动具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弹性,对工商业的其他限制也日趋松弛。人口日益向大中城市集中,商业行会逐渐发展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兴盛成为城市商业繁荣的重要特征。唐后期开始,南方商业性城市及大小经济型市镇、各类草市的发展尤为明显,经济和商业重心东南移,城市重心也随之东南移。明清时期出现若干以生产或经销某类商品而著名的市镇,如景德镇、佛山等,主要集中在江淮和东南地区。运河沿岸、长江沿岸、东南沿海、水陆要冲,很快都发展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重镇。官府对工商业的控制和限制逐渐松弛,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过程中的大趋势。 就客观方面而言,商业的发展一是受交换媒介形式(即货币的形式)的限制,二是受交通运输水平的限制。中国古代目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实物充当着交换媒介的职能,唐朝时“钱帛兼行”,说明这时金属铸币仍然没有完全取代实物货币。秦始皇统一货币,西汉武帝铸五铢钱,既是第一个商业高潮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推动了第二次商业高潮的持续发展。第二次高潮的唐宋时期,出现了飞钱这种最早的汇兑业,出现了柜房这种最早的金融贮存、保管业和金融信贷业,宋朝开始出现纸币,正是商业发展对货币形式和职能发展变化产生的促进作用使然,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大发展。明清时期,出现的钱庄、票号等,使得金融信贷业成为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典质行业的兴起,都是商业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商品能够顺畅流通,商路的畅通是很重要甚至是很关键的。在战国秦汉时期,史书有关于商品流通的记述,但其实商业发展仍然受到交通工具、交通道路的限制。秦统一后修驰道,汉初“开关梁”,隋朝开凿大运河,唐朝完善驿传制度,说明交通运输对商品流通、商业繁荣的重要性。经济重心的东南移,南方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以及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唐语林》(卷八)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城市布局、人口流向,尤其是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沿海的转移,更是中国商贸史上的重大变化。对外贸易(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朝贡等)、边境贸易(榷场等)和民族地区贸易的发展变化都与交通道路有直接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对商业的限制始终存在,无法完全打破,如官府的导向及政策,如轻商、贱商、抑商,对商品交易和市场的限制,纸币没有能发展成为信用货币、征收不合理的高额商税、海禁,以及官商勾结等,都会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只能是在限制与突破过程中不断寻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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