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真实和客观性作为文学的首要条件,力图巨田兀遗地描绘现实,排斥虚幻想象,反对主观介入,追求实录生活和照相似的印象。
左拉的《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以一个家族的5代人为线索,反映了第二帝国整整20年间的兴亡历史,客观写出了政治的腐败,宫廷内幕的丑闻和垄断资本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也写出了无产阶级不堪忍受剥削而奋起斗争的历史。
2、把自然科学理论引入文学创作,从生理的角度表现人,特别是以当时的遗传学观点去理解人物行动的原因如左拉的《小酒店》: 通过遗传作用的揭示,力图证明古波夫妇悲剧命运的生理根源。
《戴蕾丝·拉廿》: 表现人的生理要求如何决定一对男女的欲望和罪行,把两人的情欲、通奸都归之于生理原因。
3、无意于典型的创造,追求人物的气质特点和精神变态心理。在左拉的小说中,塑造一个典型人物已不再是他所追求的,比如在《黛莱斯·拉甘》就着力渲染机体功能失常的临床表现,对“悔恨做了一次杰出的病例剖析”。
扩展资料
左拉通过交易所、世界银行、股份公司的真实描绘,展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开端。左拉不仅表现了财团大亨之间的相互厮杀,交易所里的殊死搏斗,而且还正面地展示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以最广大的镜头视角摄下了产业工人大罢工的全景。
作者以从种族、遗传、环境三要素出发,洞察人类社会,审视人类档案,详尽地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纱幕掩饰下的社会罪恶。
左拉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致力于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为自然主义文学鸣锣开鼓,提出了“实验小说论”等自然主义理论主张。
参考资料来源:
开放分类: 日本文学、体裁
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指20世纪初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群作家的创作,主要限于小说。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野泡鸣、正宗白鸟等人。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因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确立时期的主导理论,是由于自明治维新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使得现代文学迟迟未能形成。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社会现实的阴暗气氛日益沉重,在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前流行的“砚友社”形式主义的文学和初露苗头的追求积极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阴暗现实的摧残下相继夭折。日本作家们对时代普遍感到悲观与幻灭,他们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纪末思想中发现了投合他们兴趣的观念。这就是自然主义在日本成为风靡一时的文艺运动的缘故。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初是由几个作家按这种文学理论进行模仿性的创作开始的。1901年小杉天外的作品《流行歌》,1902年永井荷风的作品《地狱之花》,都是按照左拉所提出的自然主义理论写成的作品。小杉在他的作品序言中指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无所谓善恶美丑,作家的责任就是按照“自然”的现象如实去写。永井则在他的作品的跋文中,主张作家应该着力去刻画由“祖先遗传”带来的“动物性”。这一时期,作家们对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还只停留在对左拉的理论的介绍上。1906至191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最有影响的是美学家岛村抱月与文艺评论家长谷川天溪,还有片上天弦、相马御风、中村星湖、本间久雄等人;鼓吹自然主义,以长谷川最为热心,他的代表论文有《幻灭时代的艺术》、《排除逻辑的游戏》、《现实暴露之悲哀》等。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破理显实”和“觉醒者的悲哀”等口号。所谓“破理显实”,即主张作家要排除一切理想,客观主义地、按照事物原样子去写“真实”;所谓“觉醒者的悲哀”,即认为作家在“发现了毫无虚假的现实”之后,“其背后则是深刻悲哀的苦海”,并鼓吹“这种有增无减的背后的悲哀,才是真正现代文艺的生命”。岛村抱月在《代序·论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从对一切道德、义务和理想表示绝对的怀疑出发,主张作家写自己来进行忏悔。他说:“摒弃一切虚伪,忘掉一切矫饰,痛切凝视你自己的现实,先是凝视,然后你就忏悔。”岛村抱月的这一主张,为日本文学中形成根深蒂固的“私小说”传统提供了理论基础。
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种种消极因素。在题材上,他们从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那里接受了“只有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才是‘确实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只有写自己才能保住文学的生命——真实。他们并从岛村那里接受了“自我忏悔”的主张,从而把写作范围限制在个人的,平庸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创作方法上,
由于坚持“经验”、“感觉”,否认想象力在文学中的作用,甚至否认理性的作用,从而排斥概括、夸张等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他们强调生理遗传或性欲的作用,致力于描写在这种作用下的黑暗现实,并从“觉醒者的悲哀”的角度,将作品写得十分灰暗,充满了悲观与绝望的色彩。
但是,不能据此来概括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整个创作倾向,也不能据此全盘否定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都是采 用典型化的方法而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富于批判精神的作品。岛崎的《春》、《家》,山田的《生》、《妻》、《缘》,尽管在创作方法上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仍有揭示现实、批判社会的一面。至于岛崎的《新生》和田山的《棉被》,则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所谓“忏悔文学”的作品。这说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本身具有错综复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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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崇敬他:他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
———法朗士
19世纪法国的文坛是名家辈出、巨著云集的时代。其间,有一位笔力酣畅、气度非凡的作家,他写了一部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这是一本堪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的鸿篇巨制,这个作家是爱弥尔·左拉。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在贫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中学毕业后,先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写作。
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不但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也是19世纪70至8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好像一幅气势雄伟、色彩绚丽、包罗万象的油画,作者以宏伟的气魄,写实的手法,塑造了数以千计的典型人物,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风俗画,展现了一部1816年至1848年间法国现实主义的历史;那么,左拉的作品,就构成了一卷卷资料详实的宗族家谱,上至曾祖,下及玄孙,种族血统,家教遗风,乃至各类风俗和事件的细枝末节,应有尽有。作者以独特的眼光,从种族、遗传、环境三要素出发,洞察人类社会,在他那犀利的文字解剖刀下,资本主义文明纱幕掩饰下的社会罪恶暴露了出来,而他的作品也以其包罗万象成为第二帝国时代(即1850至1870年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在文学创作上,左拉重视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他最崇拜的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把巴尔扎克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但他不满足于单纯模仿,而是立足于开拓表现生活的新领域,探求适合于表现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和特色,立志摸索出一条文艺创作的新路。他在自然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自己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
左拉在1868年开始了《卢贡·马卡尔家族史》的写作计划,这是一部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盛衰兴亡史。这套书包括20卷长篇小说。前后持续了20多年,是左拉呕心沥血的结晶。
《萌芽》是左拉的代表作,也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13部小说。他是在法国北部的采煤区昂赞一次大罢工的基础上来创作的。《萌芽》是一部法国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沉郁史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这种以前从未进入文学领域的题材,首次被左拉引进小说里来。《萌芽》的问世,标志着左拉创作的高峰,使左拉成为自觉展示劳资矛盾,正面表现工人群众罢工斗争的第一个法国作家。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失业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恰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他就顶替了空缺。公司方面为了克扣工资,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随着经济危机深入,剥削加深。艾蒂安组织的罢工开始了,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公司方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继而出动军警,实行血腥镇压,最后使用阴谋分化手段,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为了面包,艾蒂安和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制造了一场惨祸,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当时艾蒂安也在矿井底下,被救出以后,他感到这里已经没有出路,就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
《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挖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危险。左拉笔下的工人形象,一律都是粗鲁、愚昧、野蛮,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甚至他们的斗争也是在一种盲目的本能性的冲动下进行的。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守护人”,他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非常悲观,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地建立工会,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来获取工人的权利。
《萌芽》在描绘矿工家庭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在小说中,左拉比较集中地描写了老矿工马赫一家祖孙三代人的生活,成为矿工家庭的一个杰出典型。马赫的父亲从孩提时起,就下井干活,为煤矿卖了一辈子苦力,当他年老力衰后,仍疲于奔命,终因病魔缠身,成了废人一般。马赫为人正直,受人尊敬,因而被推选为工人的代表。他在艾蒂安的启迪下,参加了国际工人联合会,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面对军警林立,他毫无惧色,终于饮弹身亡。马赫的妻子让兰是一名推车工,家庭生活的重负,夺去了她的青春美貌,矿工们的革命斗争,又激发起她的热情。罢工中,她走在声势浩大的工人队伍的前列,即使家中断粮多日,仍置身于罢工斗争之中,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者。马赫的女儿卡特琳生性天真活泼,待人诚恳热情,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般。她爱慕着工人领袖艾蒂安,但终不能如愿;而当她生命垂危之际,在矿山的坟墓深处,她才度过了惟一的新婚之夜,而她年轻的生命也被矿井吞噬了。马赫一家三代人的悲惨境遇,构成了一部煤矿工人近百年来的辛酸血泪史。在这里,左拉不仅写出了他们的苦难与挣扎,也表现了他们的觉醒和抗争。这是小说《萌芽》典型化原则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