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谁见过野人？

Answer 1

关于“野人”是什么，大都拘泥于简单的分析推测，没有围绕神农架周边地区人类考古发现的成果去分析归纳。关于“野人”的真实身份，一直存在“巨猿后裔”和“猩猩后裔”两种观点，把这两种观点只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很难以说服观众。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神农架周边地区的考古成果，你就会发现：在200多万年前的龙骨坡；在100多万年前的郧县，在10多万年前的长阳，都有古人类遗址和化石的发现，并且这些地方都处于神农架的周边地区。有了这样的客观存在后，观众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联想：在神农架会不会也有古人类遗址的存在呢？恰好就在1996年，考古学者在神农架挖掘发现了“华中屋脊神农架远古人类旧石器遗址”。该遗址海拔高度二千一百零二米，是我国除西藏之外海拔高度最高的旧石器遗址，填补了我国高山洞穴考古的空白。更有学者对遗址出土的石器进行研究发现，该遗址远古人类生活的年代与北京猿人相近。而北京猿人的复原像又和目击者描述的野人形象惊人的相似。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再去分析“野人”的真实身份就显得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五）、关于“野人”考察者，过去大都拘泥于对他们考察事件的叙述，没有挖掘他们考察背后的动因和甘苦，更没有对他们的个人身份经历有更多的客观介绍。对为数不多的“野人”考察者来说，他们的举动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也不是哗众取宠出风头，更多的是本着一种求知探奇的科学态度，舍弃了青春金钱家庭乃至生命，要揭开“野人是否存在”的神秘面纱。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就是一群不可思议的“野人”，只有讲清楚他们从事“野人”考察活动的来龙去脉，他们才可信可敬，所以我们本着“讲述故事里面的故事，记录野人背后的野人”的创作思路，专门用一集的篇幅介绍了几代“野考”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他们中有贾兰坡、黄万波等国内顶尖级的古人类学者，有于氏三兄弟为代表的野考爱好者，有胡振林夫妇、袁裕豪夫妇为代表的神农架人，还有同济医学院法学系的教授杨庆恩，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支队副队长郑道利。特别是杨庆恩教授从法医学角度对野人毛发的鉴定结果，郑道利从刑事侦察痕迹学角度对“野人”脚印模型的鉴定，都为“野人”考察的科学性增色不少。
（六）、关于历史史料的记载，过去大都拘泥于单个文字档案的介绍，没有寻找众多历史文物之间的关系。提到“野人”的文字史料，大都讲到湖北房县档案馆的一本清朝县志关于“房县多毛人”的记录，说服力不强。其实在古代的《山海经》中，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在日本、美国、俄罗斯、尼泊尔等国家都有关于“野人”出没的文字记载，唯一不同的仅仅是称呼不同。既然神农架野人的传说如此兴盛，那么关于它的原始史料记载应该还有很多。有人说神农架人迹罕至的刘享寨有目击野人的石碑存在，我们请两个老乡带路冒险前往，在根本无路可言的高山上连滚带爬一整天却一无所获，神农架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尹旭东用背囊把我们的专业摄象机背上山又背下山，却因为没有地方放置三脚架而没能打开背包，宣传部的部长卢德鲜女士陪着我滑倒了几次，下山后瘫倒在地半天说不出话来。两天后，尽管心有余悸，我们还是决定去爬另一座神农架的名山老君山，顾名思义这里据说是当年太上老君炼丹修行的地方，听当地人说当年道观的遗址犹在，并且道观附近过去发现过许多“野人”的脚印。令人遗憾的是整个途中我们除了和一个20多只的野猪群偶遇外，没有发现任何道观的遗迹。就在我们大失所望的时候，几个路过的村民告诉我们，在一个小山包上，他们发现了一尊木制的佛像，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拍到了只剩下半个脸面和半截身子的神像。当时我并没有把这次发现放在心上，直到在神农架博物馆看到保存完好的一尊和我们在老君山发现的神像一模一样的文物后，我才对此发生了兴趣。据文物管理部门的专家介绍，这种神像的准确称呼应该是道教神像，年代为明朝，史料记载在老君山道观当年有四尊神像存在，前几年他们通过考察找到了三尊，我们这次无意中发现的就是最后一尊。众多道教神像的发现，说明当年老君山道教盛行存在道观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当年到底有没有道观旁发现“野人”的记载呢，在与神农架相邻的兴山县档案馆，我们终于查到了清代的县志，上面的图表不仅清楚地标明了老君山的地名，而且还有这样的文字记载：老君山高寒，屋瓦被冻多折裂，村民多易木为之。产赤蛇，长五寸，有独角兽，如羚羊，重千斤。山上有老君观，观旁有大人足迹，长一尺，广六寸。
兴山县志记载中的“大人”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野人”。那么老君山真的有过“野人”出没吗？我们在周围的几个山村展开了一次小规模的调查：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村民周兴顶在老君山看到了“野人”的脚印：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生产队长毛日照曾自发组织村民搜山力图活捉“野人”。
1995年，彩旗村村民李启兵和表弟到老君山采药，再一次目击到了一个奇异动物。当时李启兵兄弟二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只有两百多米，据他们事后回忆，该动物身高两米左右，步幅跨度近3米，面目长相和其他目击者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
在这样上下几百年，横跨多个国家的野人史料查找和几个不同年代目击者的叙述中，观众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野人”的存在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七）、关于“野人”，过去大都拘泥于“有无”的探讨上，没有揭示其“有无野人”现象背后的实质，给人更多的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感。片子播出的过程中，我接到许多朋友的电话和短信，他们向我询问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神农架到底有没有“野人”？还有人开玩笑说，拍了一年半连个“野人”的影子甚至毛发都没有发现却编出了长达八集四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吹了一个很大的牛皮。我曾经笑言：如果拍到了“野人”，我们编一集节目足矣！正因为没有发现和拍到“野人”，我必须用八集甚至更长的篇幅才能把几千年的“野人”现象说清楚（我当时考虑的篇幅是十集，后来在投资公司的要求下改为八集）。关于到底“有无野人存在”，我的回答是“野人就在心中”。如果把神农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众多目击事件作一个简单的总结，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神农架生态环境的改善，神农架“野人”被目击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并且这些目击者大多都是外地游客，目击的时间都从晚上变成了白天。更有人面对神农架“由破坏性开发”到“主动保护”的历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野人拥有了文明，可能就变成了我们；如果人类失去了文明，我们就变成了野人。
所以作为整个节目的结尾，我标明了自己的看法：“野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代表。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证明其有，那就要加倍地珍视，加倍地爱护，加倍地伸出援助之手；假若证明其无，更需要加倍地回报自然对我们的珍爱，不要再干自我毁灭、自欺欺人的错事。这就是《中国神农架野人调查报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