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结合社会现实，谈谈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或看法

Answer 1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了，虽然短短八十多年的时间，但其间发生的事件却远远超出了其所承受的历史容量：军阀割剧、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类政治运动。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却并未因此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不断赋予了新的理解与意会，直至今天还保待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但这样不可避免会出现另一种情形，就是其运动内涵会被无限止的扩充与修改，所以就有必要对其几个基本点进行澄清与说明。

一、研究新文化运动不能忽视晚清的时代背景。

我们通常谈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般会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为起点，如果还要往前推的话，顶多是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斗首《青年杂志》为上限。而说到时代背景，大概谈正如到多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北洋政权。可是真正代表中国近世思想巨变的晚清思想，却被划到另一个时间段里，不为新文化运动研究者所重视，即或有人提及，也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补充材料附于骥尾。这样的结果是，新文化运动可能会被当作一个横空出世的事件孤立起来看，缺乏整体感。

说到晚清思想，当首推康、梁。

1891年，康有为经过一番对周秦、西汉的书籍考辨后，对中国千百年来奉若神灵的学术经典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于是举今文学之大纛，最终得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的结论，也就是说汉学非汉学，乃新莽一朝之学，是新学；宋人所尊的经典，也非真经，而是伪经。这便是闻名天下的《新学伪经考》，其说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语，成为近世疑古思潮之滥觞。可是康说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今古文之争，其主要目的却是为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往往会比附西学。这一点在其后的《孔子改制考》表现得更是直截了当，他把孔子认作是“托古改制”的教主，引申为耶稣基督，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

康弟子梁启超，大张康学，“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体无完肤。”也是一派今文学家的面孔。可是梁自三十以后，却同康出现分歧，并绝口不提“伪经”、“改制”，而是大谈“民权”、“新民”等西方学说，并倡“共和”，其“少年中国”之说，更是影响甚众，蒋梦麟就认为“梁启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所以梁称自己虽“不敢自谓能开风气也，然窃有志焉”。

所以说中国近世思想之变，盖自康、梁始，新文化运动受其影响，无庸置疑。其他如章太炎、林纾、严复等人的思想也在各自领域绝大地开启了一代人的思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去体会“白话文运动”，以及“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和“大禹是一条虫”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了。

二、了解新文化运动，宜从细微处入手。

我们通常面对新文化运动时，往往会举其大者，谈的多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却淡化了一些微小细节，有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记。比如胡适最先提出的是“文学改良”，到了陈独秀那里则成了“文学革命”；胡适最初认为“狭义之典，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而钱玄同则义正言辞地表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这些细微处的分岐经常会被认作是“细枝末节”，不为人重视，就连当事人也认为无碍“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用一些“启我甚多”“惠我良多”等客套话蔽之，而恰恰正是这些貌似可以忽略不记的分岐最终导致了以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裂。

奇怪的是，一些人最初的见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怪异、激进的行为却得到喝彩，以致于“反传统”成为主流。

三、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也有不同认识。

胡适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历史演进到今天，相应地文学也应发生变化，所以“白话文文学”当之无愧地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风潮中诞生的《新潮》杂志，其英文刊名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可以看作是北大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理解。而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则认为中国文学变迁实则是举销启“言志”文学与“载道”文学两股潮流依次更迭的演进过程，“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明公安竟陵的合流。凡此种种，说明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们最初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目标，而是各自为阵，以各自的理解投入到运动大潮中，这样就为日后的分岐埋下了隐患。

四、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今天人们谈及“新文化运动”时，往往会同“五四运动”合二为一，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却很少有人留意，这当然是一种思维定势所造成，八十多年来的官方、民间舆论导致了两个运动的混淆。美国学者Mary C.Wright便清醒地认识到“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究竟应该合在一起讲，还是分开来谈，可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见周策纵《弃园文粹》）

我们通过两次运动的组成部分、起因及性质就不难分辨出两者的差异性。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陈独秀，以及其后追随者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是以学者为主体（当然也包括部分学生），启蒙大众的文化运动，其起因大致源于一些海派学者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而五四运动则是由于巴黎和会引发的学生争国权的政治运动，其所有成员均为学生，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发起者只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表达了自己的同情观点而已，并未参与其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同“五四运动”绝无关系，“五四运动”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就像“新文化运动”受“晚清思潮”的影响一样，无庸置疑。但至少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一次具体运动，两者一大一小，一隐一现，一虚一实，应该说是相得益彰。可是“五四运动”后来却被抬到了一个无法摆置的高度上，以致于对历史的分析造成了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困难，比如1919年前事实上存在的新文化运动的归属问题，再比如近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等等，结果只能是或本末倒置，或恣意切割。可是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以及其后衍生出的一些现代党派却都表现得出奇的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该学生运动潜藏的政治价值，找到一个对“五四运动”“适当”的评定，是一件攸关一个政党生存发展的大事，其他一切事理应该为此让路。所以争夺对“五四运动”的诠释权，势必成风，你说是学生运动，我则说爱国的学生运动；你说是反帝运动，我则说反封反帝运动；你说是民主运动，我则说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幸随后的“六三运动”实在没有被拔高的内容资本，否则今天我们谈“新文化运动”时，用一个拗口的长语“六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可知。

五、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科学、民主的真正价值。

民主（democracy）与科学（science）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其所透出的光泽远远超过了其所蕴含的内容。在新文化运动者们的引导下，科学与民主成为了正义、进步的象征，此后的每次运动只要祭起这两面大旗就可以通行无阻。但是科学与民主倒底是什么，直至今天，我们还很难领略其真正内涵，这同新文化运动者们一开始对其理解上的偏差有绝大的关系。

对“技术”的崇拜与对“自由”的钦慕大概是新文化运动引进科学与民主的主要动力来源，可是由于内容上的空洞，非但没有完成以此来填补“反传统”之后的思想空白，反而在许多理解层面上而产生了偏差。林毓生便说：“五四人物大都认为科学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甚至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必然关连，即：科学没有民主便无法发展，民主没有科学也无法发展。事实上，民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像五四人物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没有自由，很难发展；而自由与民主当然很有关系，但却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民主没有法治，很难稳定地发展，倒不是非需要科学支持不可。”“然而，民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到了五四人物的手上，……便很简易地一元化了。”余英时也认为：“由于“五四”在学术思想方面缺乏真实的成就，当时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到今天还依然大部分停留在理想的阶段。”这样的结果是，民主与科学成为了“反传统”的绝佳借口。

六、新文化运动中几次“反新”的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出现过几次与“新派”交锋的场面：如《国故》杂志、林蔡之争、“学衡派”、“甲寅派”等等。通行的评语把这一派定为“复古”、“守旧”，那么这些人究竟复什么古，守什么旧，先看一个人物谱：黄侃（留日）、严复（留英，是清政府第一批留欧学生）、林纾（虽不通外文，却开小说翻译之风气）、吴宓（留美）、胡先骕（两次留美）、梅光迪（留美）、章士钊（留日、英）。由此可见，其实这派人物对“西学”的了解绝不亚于陈独秀、胡适等人。他们所谓复古与守旧，不过是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保护而已。

另外，从表面上看两派论争你来我往，好似民主，可是事实上，话语权却牢牢地撑握在新派手中，且不容对方辩驳。陈独秀1917年5月1日给胡适的信中称：“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笔者按：有鉴于此，我们今天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弊端，也应该避免这样的态度，“容纳异议”当为学术之上乘。）其话语的霸权，跃然纸上。

但不论怎样，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如果用几百年后或几千年后的历史眼光看今天，我们依旧生活在一个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之中，依旧在其规则下运作。在历史的潮流中，能与这样一个规模宏大、影响至远的文化运动相遇的确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所以不论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如何，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了解历史的真相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不容推卸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