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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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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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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按照“百家姓”的“姓”以“子”为称呼为代表的思想家。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历史渊源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ˇ庶人不议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ˇ处士横议ˇ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ˇ天道ˇ,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ˇ诸子ˇ,ˇ百家ˇ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 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还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历史渊源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ˇ庶人不议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ˇ处士横议ˇ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ˇ天道ˇ,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ˇ诸子ˇ,ˇ百家ˇ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 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还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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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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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懒得打字。混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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