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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他们自己也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这种恐惧从何而来。探查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比我们探查一部作品更为有效地触及心灵的秘密通道。照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法“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恐惧越来越有力地折磨着我们，到了每一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地步，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和散文家麦尔慈说，他将提这样一个问题：“宇宙对人类是友好
的吗？”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自恃聪明的人，让人倍感世界的无常。正是由于人的有限与渺小，比之于宇宙与世界的深不可测，差距太大，才使人对许多无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惧。比如，直到今天，在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认为“四”、“十三”这些数字会给他们带来不祥，可见，面对世界的无常，人是多么脆弱而无助。
还有许多具体的事物，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惧。比如，苦难，或者说精神创伤，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说人类历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现在，思想贫困，情感颓废，爱情正走向欲望，高贵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无处不在的核威胁，等等，都已经把人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不是人类所能轻易承担的了。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并没有诞生，而现代人却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重负，这就是他们为何恐惧和绝望的原因。让我们回想一下古典神话中那个亚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头在北非海岸边的亚特拉斯山上散步，他这样做并不费力，因为他是亚特拉斯！但是，如果他将这个世界放在肩我们的肩上，我们就会立刻被压垮，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无法承受这个重担。精神问题也是如此。人从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终极，人便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这就好比把亚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样，最终会被压垮。人要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价，如同犹太人杀害了撒勒人耶稣要付出集中营的代价一样，每个人可以说都在付出代价。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严峻性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时代，人类遭遇的还只是性受挫，到现在，成了生存的受挫，显得更加严重了。悲剧也许正是这样开始的：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力为自己承担一切。我现在回忆古代圣徒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情形，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倾诉，伤心的眼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纪的人类选择了自我承担的道路，这样，离弃了神圣的信仰，除了人的顾影自怜之外，在有谁来安慰我们呢？当我读着梵高写给他的恋人的书信时，我感到这个孤独的画家是那样地需要爱与慰藉；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一生都用立体法绘画，将人抽象成一些线条和方块，可是，他将他的妻子与情人却画得充满人性，这说明毕加索希望在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写给恋人的信中说：“小公主，当你来到我身边时，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说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爱中得到安慰，只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太可怕了。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他在理论上并不相信有爱的存在。因着他作为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原初的渴望真爱的本质，这个本质将咒诅弗洛伊德那种以性为中心的思想。当他说出“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句话时，他里面所受到的冲击大概可以用恐惧颤栗来形容了。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严重的是，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单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
《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像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便那几个模特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网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网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小，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电影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的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艺术家的视野中，里面一定包含着艺术家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惧。鲍斯威尔说：“没有比恐惧更让人苦恼的情绪了；恐惧使我们痛苦不堪，并使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极点。”蒙田则说：“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当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地洞外的动静时，他已走到了孤独与恐惧的深渊。英格玛·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并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神已经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沉默。在这个事实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惧。事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一边听着巴赫的音乐，一边写完《沉默》这个剧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乐来抵挡他内心的恐惧。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吧，“我”行走在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河流上，越来越对将要面临的事实感到恐惧，当“我”见到那个隐藏在森林中拒绝作战的军官（马龙·白兰度饰）时，恐惧驱使“我”举刀向那个军官砍去，想以此来解除内心压力，这时，画面上只有军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以及他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恐惧！恐惧！”这里面，科波拉让我们看到战争把人性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恐惧，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对一个具体对象的，恐惧与焦虑一样，可能是没有具体对象，无边无际的。肉体遭到攻击（如一只老虎朝你扑来）会害怕，精神的伤害却产生恐惧，最终带进绝望。害怕是现在的，恐惧则可以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那么，恐惧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人为什么会恐惧？一只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它照样可以很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会为未来的事而忧虑。未来如果没有安全，没有因慰藉带来的幸福，没有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就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威胁。没有了更大有保护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从何而来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却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严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惧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探查恐惧发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说到恐惧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恐惧有许多种面貌，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形式：一、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有所恐惧；二、对“不存在”这件事感到恐惧；三、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我们还可以想出一些恐惧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种实际上涵括了绝大多数的恐惧类型。恐惧的强度也有不一样，有的较弱，有的强烈到足以导致绝望的地步，有的则在这二者之间。许多现代人经历了这种可怕的黑暗，并由此发出绝望的哲学，而恐惧又说以颤栗为心理特征的，他表明人承受了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东西，以致心理行动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胁面前，人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保护者的。
人为什么会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感到恐惧呢？原因在于，自从每个人的自我成了一个茧，把自己与他人之间封闭起来之后，人就无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视神圣的存在，了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实上，人自身的存在是开放性的，他渴望与更高的存在联合在一起，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所以，东方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有“神人相调”的启示。古代中国人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育化”，但中国思想中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天”相对应，“天”显得非常空洞，最终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结果是“人”，而不是“天”；西方思想中的“天”就是神，基督，赐生命的圣灵，“神人相调”是指三一神的神性与它所救赎的人性在时间里相遇，但不产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代表，其最终的合一是合一于“天”（神）——“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这个渎神的物质主义时代，东西方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热烈地去追求属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彻底地向神圣存在关闭。这种存在的闭抑性使得人像戴上了眼罩一样，开始用人的立场来认识人自己。结果，现代人越认识自身的人性，就越发现它难以辩认，毫无内涵，于是开始对人的“不具人格的”事物产生恐惧，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就是现代的艺术家们越想认识人，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就越没有地位的原因。其实，古希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本来意思是“记住：你将死去！”可是，现代人理解错了这句话。
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单独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间里，人怎样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但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父母会对孩子说说：“不必怕，因为神也在这里。”这是个简单而奇妙的真理，因着有位格的、无限大的、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惧怕“不具人格”的东西了。许多的心理学家，都用这个办法，实用主义式地表现出相伴信“神存在”的模样，却能对患病者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卡尔·荣格就经常告诉他的病患者，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样，就可以对付心理上的恐惧。在荣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记者对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谈到他
所认为的神是；“凡是从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东西，或是由我的集体潜意识中涌现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姑且把它称作“神”，并且向“他”投降，为什么荣格用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许多人呢？因为神的存在消弥了人心里那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恐惧，它太真实了。
第二种基本的恐惧是针对“不存在”这件事而言的。为什么今天会有许多人对“不存在”感到恐惧呢？既然它不存在，又用什么来引发人的恐惧呢？因为现代人普遍不知道万物的起源和终结，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变幻莫测的学说以及存在本身，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并且，现代人大多相信万物、世界、人都是在偶然和机缘中产生的，这样就否定了必然和主宰，自然会带进认识上的混乱。既然一切都是偶然而成的，那每件事就有了无穷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在一个瞬间会变成不存在，不存在的也可能在另外一个瞬间变为存在的，这哪里还会有安全感呢？存在也因为缺乏一个不动的根基，毫无意义可言，人自然就会对
“不存在”感到恐惧了。
第三种基本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具摧毁性的。“记住：你将死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死是那样的不容置疑。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死的权势将注销一切生者的意义：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在死，准备死，最终无一例外地进到死的怀抱中。既然我注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随时都可能临到我，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生之意义的质疑，它几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问题。那种像苏格拉底那样将死当作一种福乐来期待的人必竟太少了，因这它需要的是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起源于苏格
拉底的不妥协之死。对苏格拉底来说，与真理的对话——言说“道”（逻各斯）——能使他无视死亡的某种可怕本质，甚至当掌管鸩毒的人告诫苏格拉底尽量少说话，否则毒性会发作较慢，须服食二至三份时，苏格拉底在回答说，且准备鸩酒，“不妨二至三份”。苏格拉底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是，今时代的人已经失去了对“道”的追寻，他还能够用什么来抵挡这一恐惧呢？恐惧意味着一种威胁，时间对我们的威胁，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带来的自我威胁，这与罪有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创世纪》一书中，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就承受了神的诅咒：“你必定死！”这里表明人的堕落是堕落到了时间的制约
里面，死即意味着时间对人构成限制。时间的威胁还不仅在于它将终结我们的一生，更可怕的是，它还可能提前用一种强暴的方式来执行这种终结，如疾病、灾祸等。因着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无限、达到永远的愿望（生儿育女、著书立说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使得人都希望死迟一点到来，事实上人又无力做到这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就产生了，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都可能来敲门的不速之客。恐惧死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无力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负责。人的良知渴望公义、圣洁，而在人肉体里又没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一种为义自责的痛苦。因着人无法带着自己圣洁的一知动面对死亡，恐惧死实际上就是恐惧死后有审判。
如何才能缓解恐惧并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呢？我想，首要的是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及不足，从而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而不是草率地把自己看作终极，以为自己能够承担一切。真正的情形是，人被置身于一个他自己无法左右的世界中，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从恐惧的茧中突破出来，他必须承认人不是自己生存，他必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只有这位更大的生存者来守护人的生存，人活着的意义才能得到证实，我们也才能以此来克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对“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这个事实将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人类在世纪末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境地，他对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里那种自信了，或者说，历史上许多残酷的事实业已证明，人类在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守护时，是有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野蛮和为所欲为的。在这种情形趟，人感到恐惧并不奇怪，而要彻底消除一个人内心里的恐惧与不安，除非使这个人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公民——永恒世界的公民。这个世界将给他新的更有价值的力量，给他信心，给他勇气，使他成功地从恐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这的确是一个秘密，我愿意再次引用詹姆士·里德的话：“正是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领域。”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似乎说得更为明白：“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确实，终极意义上的恐惧，不是简单的害怕，也不是一种情绪，它关涉着我们生存的本源，只要有存在感的人，只要不愿苟活的人，只要还没有终止思索的人，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它是那么的真实而不容回避。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开端，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估计，而我开始正视和探查自己所面临的恐惧及其基本形式，也许可以说明我正在摆脱恐惧折磨的途中。
的吗？”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自恃聪明的人，让人倍感世界的无常。正是由于人的有限与渺小，比之于宇宙与世界的深不可测，差距太大，才使人对许多无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惧。比如，直到今天，在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认为“四”、“十三”这些数字会给他们带来不祥，可见，面对世界的无常，人是多么脆弱而无助。
还有许多具体的事物，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惧。比如，苦难，或者说精神创伤，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说人类历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现在，思想贫困，情感颓废，爱情正走向欲望，高贵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无处不在的核威胁，等等，都已经把人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不是人类所能轻易承担的了。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并没有诞生，而现代人却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重负，这就是他们为何恐惧和绝望的原因。让我们回想一下古典神话中那个亚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头在北非海岸边的亚特拉斯山上散步，他这样做并不费力，因为他是亚特拉斯！但是，如果他将这个世界放在肩我们的肩上，我们就会立刻被压垮，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无法承受这个重担。精神问题也是如此。人从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终极，人便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这就好比把亚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样，最终会被压垮。人要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价，如同犹太人杀害了撒勒人耶稣要付出集中营的代价一样，每个人可以说都在付出代价。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严峻性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时代，人类遭遇的还只是性受挫，到现在，成了生存的受挫，显得更加严重了。悲剧也许正是这样开始的：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力为自己承担一切。我现在回忆古代圣徒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情形，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倾诉，伤心的眼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纪的人类选择了自我承担的道路，这样，离弃了神圣的信仰，除了人的顾影自怜之外，在有谁来安慰我们呢？当我读着梵高写给他的恋人的书信时，我感到这个孤独的画家是那样地需要爱与慰藉；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一生都用立体法绘画，将人抽象成一些线条和方块，可是，他将他的妻子与情人却画得充满人性，这说明毕加索希望在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写给恋人的信中说：“小公主，当你来到我身边时，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说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爱中得到安慰，只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太可怕了。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他在理论上并不相信有爱的存在。因着他作为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原初的渴望真爱的本质，这个本质将咒诅弗洛伊德那种以性为中心的思想。当他说出“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句话时，他里面所受到的冲击大概可以用恐惧颤栗来形容了。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严重的是，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单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
《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像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便那几个模特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网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网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小，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电影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的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艺术家的视野中，里面一定包含着艺术家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惧。鲍斯威尔说：“没有比恐惧更让人苦恼的情绪了；恐惧使我们痛苦不堪，并使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极点。”蒙田则说：“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当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地洞外的动静时，他已走到了孤独与恐惧的深渊。英格玛·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并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神已经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沉默。在这个事实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惧。事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一边听着巴赫的音乐，一边写完《沉默》这个剧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乐来抵挡他内心的恐惧。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吧，“我”行走在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河流上，越来越对将要面临的事实感到恐惧，当“我”见到那个隐藏在森林中拒绝作战的军官（马龙·白兰度饰）时，恐惧驱使“我”举刀向那个军官砍去，想以此来解除内心压力，这时，画面上只有军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以及他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恐惧！恐惧！”这里面，科波拉让我们看到战争把人性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恐惧，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对一个具体对象的，恐惧与焦虑一样，可能是没有具体对象，无边无际的。肉体遭到攻击（如一只老虎朝你扑来）会害怕，精神的伤害却产生恐惧，最终带进绝望。害怕是现在的，恐惧则可以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那么，恐惧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人为什么会恐惧？一只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它照样可以很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会为未来的事而忧虑。未来如果没有安全，没有因慰藉带来的幸福，没有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就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威胁。没有了更大有保护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从何而来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却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严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惧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探查恐惧发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说到恐惧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恐惧有许多种面貌，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形式：一、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有所恐惧；二、对“不存在”这件事感到恐惧；三、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我们还可以想出一些恐惧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种实际上涵括了绝大多数的恐惧类型。恐惧的强度也有不一样，有的较弱，有的强烈到足以导致绝望的地步，有的则在这二者之间。许多现代人经历了这种可怕的黑暗，并由此发出绝望的哲学，而恐惧又说以颤栗为心理特征的，他表明人承受了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东西，以致心理行动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胁面前，人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保护者的。
人为什么会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感到恐惧呢？原因在于，自从每个人的自我成了一个茧，把自己与他人之间封闭起来之后，人就无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视神圣的存在，了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实上，人自身的存在是开放性的，他渴望与更高的存在联合在一起，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所以，东方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有“神人相调”的启示。古代中国人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育化”，但中国思想中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天”相对应，“天”显得非常空洞，最终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结果是“人”，而不是“天”；西方思想中的“天”就是神，基督，赐生命的圣灵，“神人相调”是指三一神的神性与它所救赎的人性在时间里相遇，但不产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代表，其最终的合一是合一于“天”（神）——“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这个渎神的物质主义时代，东西方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热烈地去追求属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彻底地向神圣存在关闭。这种存在的闭抑性使得人像戴上了眼罩一样，开始用人的立场来认识人自己。结果，现代人越认识自身的人性，就越发现它难以辩认，毫无内涵，于是开始对人的“不具人格的”事物产生恐惧，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就是现代的艺术家们越想认识人，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就越没有地位的原因。其实，古希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本来意思是“记住：你将死去！”可是，现代人理解错了这句话。
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单独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间里，人怎样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但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父母会对孩子说说：“不必怕，因为神也在这里。”这是个简单而奇妙的真理，因着有位格的、无限大的、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惧怕“不具人格”的东西了。许多的心理学家，都用这个办法，实用主义式地表现出相伴信“神存在”的模样，却能对患病者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卡尔·荣格就经常告诉他的病患者，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样，就可以对付心理上的恐惧。在荣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记者对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谈到他
所认为的神是；“凡是从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东西，或是由我的集体潜意识中涌现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姑且把它称作“神”，并且向“他”投降，为什么荣格用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许多人呢？因为神的存在消弥了人心里那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恐惧，它太真实了。
第二种基本的恐惧是针对“不存在”这件事而言的。为什么今天会有许多人对“不存在”感到恐惧呢？既然它不存在，又用什么来引发人的恐惧呢？因为现代人普遍不知道万物的起源和终结，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变幻莫测的学说以及存在本身，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并且，现代人大多相信万物、世界、人都是在偶然和机缘中产生的，这样就否定了必然和主宰，自然会带进认识上的混乱。既然一切都是偶然而成的，那每件事就有了无穷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在一个瞬间会变成不存在，不存在的也可能在另外一个瞬间变为存在的，这哪里还会有安全感呢？存在也因为缺乏一个不动的根基，毫无意义可言，人自然就会对
“不存在”感到恐惧了。
第三种基本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具摧毁性的。“记住：你将死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死是那样的不容置疑。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死的权势将注销一切生者的意义：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在死，准备死，最终无一例外地进到死的怀抱中。既然我注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随时都可能临到我，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生之意义的质疑，它几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问题。那种像苏格拉底那样将死当作一种福乐来期待的人必竟太少了，因这它需要的是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起源于苏格
拉底的不妥协之死。对苏格拉底来说，与真理的对话——言说“道”（逻各斯）——能使他无视死亡的某种可怕本质，甚至当掌管鸩毒的人告诫苏格拉底尽量少说话，否则毒性会发作较慢，须服食二至三份时，苏格拉底在回答说，且准备鸩酒，“不妨二至三份”。苏格拉底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是，今时代的人已经失去了对“道”的追寻，他还能够用什么来抵挡这一恐惧呢？恐惧意味着一种威胁，时间对我们的威胁，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带来的自我威胁，这与罪有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创世纪》一书中，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就承受了神的诅咒：“你必定死！”这里表明人的堕落是堕落到了时间的制约
里面，死即意味着时间对人构成限制。时间的威胁还不仅在于它将终结我们的一生，更可怕的是，它还可能提前用一种强暴的方式来执行这种终结，如疾病、灾祸等。因着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无限、达到永远的愿望（生儿育女、著书立说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使得人都希望死迟一点到来，事实上人又无力做到这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就产生了，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都可能来敲门的不速之客。恐惧死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无力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负责。人的良知渴望公义、圣洁，而在人肉体里又没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一种为义自责的痛苦。因着人无法带着自己圣洁的一知动面对死亡，恐惧死实际上就是恐惧死后有审判。
如何才能缓解恐惧并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呢？我想，首要的是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及不足，从而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而不是草率地把自己看作终极，以为自己能够承担一切。真正的情形是，人被置身于一个他自己无法左右的世界中，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从恐惧的茧中突破出来，他必须承认人不是自己生存，他必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只有这位更大的生存者来守护人的生存，人活着的意义才能得到证实，我们也才能以此来克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对“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这个事实将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人类在世纪末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境地，他对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里那种自信了，或者说，历史上许多残酷的事实业已证明，人类在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守护时，是有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野蛮和为所欲为的。在这种情形趟，人感到恐惧并不奇怪，而要彻底消除一个人内心里的恐惧与不安，除非使这个人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公民——永恒世界的公民。这个世界将给他新的更有价值的力量，给他信心，给他勇气，使他成功地从恐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这的确是一个秘密，我愿意再次引用詹姆士·里德的话：“正是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领域。”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似乎说得更为明白：“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确实，终极意义上的恐惧，不是简单的害怕，也不是一种情绪，它关涉着我们生存的本源，只要有存在感的人，只要不愿苟活的人，只要还没有终止思索的人，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它是那么的真实而不容回避。哲学家马克斯·舍勒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开端，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估计，而我开始正视和探查自己所面临的恐惧及其基本形式，也许可以说明我正在摆脱恐惧折磨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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