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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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在美国一所大学读3年级，一边读书，一边教授两个年级的中文课，每周还有4个晚上到学校图书馆打工，休息日还要去餐馆干活。如此紧张的日程，都是她自己安排的。
前不久我发现她给我写邮件的时间常常是她那里的凌晨两三点，这让我非常心疼。但她说，美国大学里，大家都习惯了边上学边打工。她的这个授课工作，还是很多本科留学生渴求不到的荣誉呢。
一天早晨，接到女儿电话。原来，她问所教的班里有谁愿意寒假和她一起到中国看看，结果全班同学一下子都举起了手。这使她非常得意，因为这学期她在课本之外增加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名胜古迹、历史文化的“小段子”，英汉对照，学起来不仅不费劲，还把大家的好奇心逗起来了。特别是一些常常得到“奖励”的学生（她把从中国买的一些小饰物、小玩艺儿送给作业完成优秀的学生）更是激动，马上就开始设计访问路线，想象美妙的中国之行了。
可爱的“洋雷锋”
3年级学生Dunk在一家电脑公司干着一份编程的活儿，不仅挣出了自己全部的学费，还从20岁起，用打工的收入向父母交房租（他住父母的房子）。当然，美国本地学生的学费比外国留学生少得多，差不多是外国学生学费的四分之一。
20岁的Jarsh则有些像中国的独生子，他很少打工，甚至不洗自己的衣服，妈妈几乎为他包办了所有的事。到机场那天，他的箱子还是由妈妈推着的。
由于经费问题，最终决定来中国并买到寒假期间机票的只有3批4个学生：Dunk、Jarsh、Er aerin和June，一女三男。4个学生中最可爱的是Dunk。他1米88的大个儿，金色短发，左耳边留一根细细的小辫，穿一双大头皮鞋。我双手都难拎起的箱子，他能一手一个一口气提上4楼。
但更可爱的还因为他是“洋雷锋”。一天，一位同事和我说起，“洋雷锋”曾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清晨帮他们修汽车。原来那天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听见院子里有人不停地发动汽车却发动不起来，就下楼去帮忙。Dunk很小就会开车，也喜欢自己修理。
Dunk说不了几句中文，只是生硬地说着：“我修车，我修车。”“可我们哪好意思让一个老外修车，多脏啊，就摆手告诉他不用不用。结果他又去帮另一辆也发动不起来的桑塔纳。经他一鼓捣那车开走了。”同事说。
“他从没提起过这事。”但我相信，因为Dunk实在太像“雷锋”了。
记得有一天，和Dunk走在喧闹的前门大街上，我忽然找不见他人了。原来，他见路边停着的一辆三轮车链子掉了，就蹲下身来给上上了，弄了一手黑油。而车的主人并不在场。
还有一次，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整整逛了一天没歇脚，进了地铁终于可以坐下歇会儿了。可刚坐下没1分钟，一个中年农妇一脸疲惫地上了车，Dunk马上起来扶她，让她坐下。农妇和她的家人惊奇地看着大个子老外，没说话，可目光中充满感激。后来我问Dunk，他说那女人可能正病着。
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中国迷”
因为我家住不下4个学生，女儿为Eraerin找到一个寄宿家庭———大四学生冯江江的家里。冯的一家都很高兴，能和美国大学生聊天正好可以练习口语。
说起校园生活，在北京读大学的冯江江实在羡慕Eraerin有太多的自主权了。而Eraerin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必须从早到晚都一起上课，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在美国，大学生可以随意选择不同时间上不同的课程。和19岁的Eraerin一个班学中文的，最大的学生有60多岁，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
不像中国人学英语为的是求职谋生，多数美国学生学习中文仅仅是出于喜欢和好奇。也许因为没有了求职的压力，大多数人学习成绩并不很好。他们认为目前学中文是一种风气，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想更多地知道中国。
4个学生中中文学得最糟的是Jarsh。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人很容易记住的名字：利保本。尽管中文学得不好，但他非常明确的信念是：“第一次出国就要去中国。到中国，一定去看兵马俑，看长城！”然而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刻内涵，他却提不起一点兴趣，在故宫、在兵马俑、在碑林……，Jarsh几乎没在任何一个英文解说牌前停上过两分钟，他注重的只是直观的感受。
他最开心的是我们在西安游大雁塔和碑林遇上鹅毛大雪的那天。与我们结伴同行的恰好有两个家庭，一个从华盛顿来，另一个来自澳大利亚。这些国外来的孩子从未见到过这么大片的雪花，只顾得打雪仗了，特别是在风景如此独特，园中又几乎没什么游人的时候，Jarsh和他们玩得好不尽兴！
4个美国大学生中只有Jarsh一人吸烟，另外3个都是基督徒，不沾烟更不沾酒。当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在小饭馆坐下，尔后菜端上来的时候，他们都会马上静下来，低头祷告一分钟。
Jarsh一天大概吸三四支烟，每次吸烟前都征求我的意见。看我点头了，他才到院子里去，5分钟后再敲门进来。我对Jarsh说，我很不喜欢他吸烟。他难为情地笑笑：“我妈妈也是这样，以后我也许会不再吸了。”
精于算计的“吝啬女”
说起跨国旅游。冯江江对美国学生说：“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很多中国人还很穷。”Dunk则说：“你们不要以为跨国旅游的人都很富有。其实不是这样，我就很穷。”这让我想起逛市场的时候，他们对商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你，我不要。”面对许多看着老外明明喜欢却不买而一再纠缠的商贩，我有时不得不补充一句：“他们是穷学生，他们买不起。”
在市场上，美国大学生留意最多的还是有中国风格的商品。Dunk想知道许多看上去很古旧但又很漂亮的木雕盒子是从哪儿来的。第一个老板说：“从一个农村老太太那儿收上来的。”没想到，相隔并不近的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店老板的回答竟然与第一个老板完全一样。“啊！真有趣！”Dunk哈哈笑起来：“都是从一个老太太手里收来的！”
元旦过后，我和Dunk、June去王府井，遇上东方广场一家茶叶店正在促销茶具。我们买了好几套，销售小姐就请我们当场品茶。这一下，可给老板做大了生意。两个老外坐在中国木雕茶座里品乌龙茶的景象，顿时吸引了不少买主。
欣赏中国茶具还好理解，可我没想到，在“饺子王”餐馆里，看见可口可乐易拉罐，两个老美竟也是兴奋不已。分别把喝完的空罐收进包里要带回美国收藏。接着又对热“露露”兴趣高涨：“奇怪的饮料！”最后，Dunk请店里再给他们一人一双纸袋里包着的方便木筷，作为纪念。
买东西手最紧的是Eraerin。她看到一条红丝金线混织的真丝长围巾，说想买来送给妈妈。但一听价格，就马上放下了。一路上我们又进过几个店，她一直注意那款围巾。直到终于有一个老板答应我们35元一条，她才买下。在东安市场的老北京一条街，一件中式大襟黄花棉袄被她一眼相中，穿在身上左照右照，喜欢得很。老板娘听我说“她是头一次来中国的美国大学生”，就“忍痛”给了最低价。
Eraerin的爸爸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妈妈是助产士，论家庭收入应该也算中产阶级。可她面对众多爱不释手的“中国特色”，却从未“出手大方”过，精于算计得像给钱包上了锁。有一只中国特有的里面套着滤茶叶小杯的瓷茶杯，外面印着诱人的中式风格图案，Eraerin几次想买，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她恋恋不舍又自我安慰般地说：“也许以后会再来中国再买吧。”
临回国的前一天，Eraerin又去了一次超市，买了一袋橙子送给冯江江的妈妈。而Dunk和June两个男孩则把一大包香皂、洗手液，以及治胃病、咳嗽、感冒的药留给了我。那些不需用水冲洗的洗手液，他们只用过一次。为这次旅行，他们曾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包括每人自带了两条毯子。
我至今仍搞不懂的是，一个男生为什么带了12块香皂？
前不久我发现她给我写邮件的时间常常是她那里的凌晨两三点，这让我非常心疼。但她说，美国大学里，大家都习惯了边上学边打工。她的这个授课工作，还是很多本科留学生渴求不到的荣誉呢。
一天早晨，接到女儿电话。原来，她问所教的班里有谁愿意寒假和她一起到中国看看，结果全班同学一下子都举起了手。这使她非常得意，因为这学期她在课本之外增加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名胜古迹、历史文化的“小段子”，英汉对照，学起来不仅不费劲，还把大家的好奇心逗起来了。特别是一些常常得到“奖励”的学生（她把从中国买的一些小饰物、小玩艺儿送给作业完成优秀的学生）更是激动，马上就开始设计访问路线，想象美妙的中国之行了。
可爱的“洋雷锋”
3年级学生Dunk在一家电脑公司干着一份编程的活儿，不仅挣出了自己全部的学费，还从20岁起，用打工的收入向父母交房租（他住父母的房子）。当然，美国本地学生的学费比外国留学生少得多，差不多是外国学生学费的四分之一。
20岁的Jarsh则有些像中国的独生子，他很少打工，甚至不洗自己的衣服，妈妈几乎为他包办了所有的事。到机场那天，他的箱子还是由妈妈推着的。
由于经费问题，最终决定来中国并买到寒假期间机票的只有3批4个学生：Dunk、Jarsh、Er aerin和June，一女三男。4个学生中最可爱的是Dunk。他1米88的大个儿，金色短发，左耳边留一根细细的小辫，穿一双大头皮鞋。我双手都难拎起的箱子，他能一手一个一口气提上4楼。
但更可爱的还因为他是“洋雷锋”。一天，一位同事和我说起，“洋雷锋”曾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清晨帮他们修汽车。原来那天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听见院子里有人不停地发动汽车却发动不起来，就下楼去帮忙。Dunk很小就会开车，也喜欢自己修理。
Dunk说不了几句中文，只是生硬地说着：“我修车，我修车。”“可我们哪好意思让一个老外修车，多脏啊，就摆手告诉他不用不用。结果他又去帮另一辆也发动不起来的桑塔纳。经他一鼓捣那车开走了。”同事说。
“他从没提起过这事。”但我相信，因为Dunk实在太像“雷锋”了。
记得有一天，和Dunk走在喧闹的前门大街上，我忽然找不见他人了。原来，他见路边停着的一辆三轮车链子掉了，就蹲下身来给上上了，弄了一手黑油。而车的主人并不在场。
还有一次，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整整逛了一天没歇脚，进了地铁终于可以坐下歇会儿了。可刚坐下没1分钟，一个中年农妇一脸疲惫地上了车，Dunk马上起来扶她，让她坐下。农妇和她的家人惊奇地看着大个子老外，没说话，可目光中充满感激。后来我问Dunk，他说那女人可能正病着。
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中国迷”
因为我家住不下4个学生，女儿为Eraerin找到一个寄宿家庭———大四学生冯江江的家里。冯的一家都很高兴，能和美国大学生聊天正好可以练习口语。
说起校园生活，在北京读大学的冯江江实在羡慕Eraerin有太多的自主权了。而Eraerin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必须从早到晚都一起上课，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在美国，大学生可以随意选择不同时间上不同的课程。和19岁的Eraerin一个班学中文的，最大的学生有60多岁，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
不像中国人学英语为的是求职谋生，多数美国学生学习中文仅仅是出于喜欢和好奇。也许因为没有了求职的压力，大多数人学习成绩并不很好。他们认为目前学中文是一种风气，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想更多地知道中国。
4个学生中中文学得最糟的是Jarsh。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人很容易记住的名字：利保本。尽管中文学得不好，但他非常明确的信念是：“第一次出国就要去中国。到中国，一定去看兵马俑，看长城！”然而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刻内涵，他却提不起一点兴趣，在故宫、在兵马俑、在碑林……，Jarsh几乎没在任何一个英文解说牌前停上过两分钟，他注重的只是直观的感受。
他最开心的是我们在西安游大雁塔和碑林遇上鹅毛大雪的那天。与我们结伴同行的恰好有两个家庭，一个从华盛顿来，另一个来自澳大利亚。这些国外来的孩子从未见到过这么大片的雪花，只顾得打雪仗了，特别是在风景如此独特，园中又几乎没什么游人的时候，Jarsh和他们玩得好不尽兴！
4个美国大学生中只有Jarsh一人吸烟，另外3个都是基督徒，不沾烟更不沾酒。当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在小饭馆坐下，尔后菜端上来的时候，他们都会马上静下来，低头祷告一分钟。
Jarsh一天大概吸三四支烟，每次吸烟前都征求我的意见。看我点头了，他才到院子里去，5分钟后再敲门进来。我对Jarsh说，我很不喜欢他吸烟。他难为情地笑笑：“我妈妈也是这样，以后我也许会不再吸了。”
精于算计的“吝啬女”
说起跨国旅游。冯江江对美国学生说：“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很多中国人还很穷。”Dunk则说：“你们不要以为跨国旅游的人都很富有。其实不是这样，我就很穷。”这让我想起逛市场的时候，他们对商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你，我不要。”面对许多看着老外明明喜欢却不买而一再纠缠的商贩，我有时不得不补充一句：“他们是穷学生，他们买不起。”
在市场上，美国大学生留意最多的还是有中国风格的商品。Dunk想知道许多看上去很古旧但又很漂亮的木雕盒子是从哪儿来的。第一个老板说：“从一个农村老太太那儿收上来的。”没想到，相隔并不近的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店老板的回答竟然与第一个老板完全一样。“啊！真有趣！”Dunk哈哈笑起来：“都是从一个老太太手里收来的！”
元旦过后，我和Dunk、June去王府井，遇上东方广场一家茶叶店正在促销茶具。我们买了好几套，销售小姐就请我们当场品茶。这一下，可给老板做大了生意。两个老外坐在中国木雕茶座里品乌龙茶的景象，顿时吸引了不少买主。
欣赏中国茶具还好理解，可我没想到，在“饺子王”餐馆里，看见可口可乐易拉罐，两个老美竟也是兴奋不已。分别把喝完的空罐收进包里要带回美国收藏。接着又对热“露露”兴趣高涨：“奇怪的饮料！”最后，Dunk请店里再给他们一人一双纸袋里包着的方便木筷，作为纪念。
买东西手最紧的是Eraerin。她看到一条红丝金线混织的真丝长围巾，说想买来送给妈妈。但一听价格，就马上放下了。一路上我们又进过几个店，她一直注意那款围巾。直到终于有一个老板答应我们35元一条，她才买下。在东安市场的老北京一条街，一件中式大襟黄花棉袄被她一眼相中，穿在身上左照右照，喜欢得很。老板娘听我说“她是头一次来中国的美国大学生”，就“忍痛”给了最低价。
Eraerin的爸爸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妈妈是助产士，论家庭收入应该也算中产阶级。可她面对众多爱不释手的“中国特色”，却从未“出手大方”过，精于算计得像给钱包上了锁。有一只中国特有的里面套着滤茶叶小杯的瓷茶杯，外面印着诱人的中式风格图案，Eraerin几次想买，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她恋恋不舍又自我安慰般地说：“也许以后会再来中国再买吧。”
临回国的前一天，Eraerin又去了一次超市，买了一袋橙子送给冯江江的妈妈。而Dunk和June两个男孩则把一大包香皂、洗手液，以及治胃病、咳嗽、感冒的药留给了我。那些不需用水冲洗的洗手液，他们只用过一次。为这次旅行，他们曾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包括每人自带了两条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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