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时满八旗军队共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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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人，和大家平时想象的人数似乎颇有差距。不过5000人是实际打仗的披甲人，应该还有不披甲的余丁随行作为劳役、民工、差夫之用。这个比例应当小于平时的60:140，不过我们姑且仍按此计算，则皇太极的军队总数在16000人左右。
以上只是满八旗的兵数，事实上如前所述，这次入寇还有若干蒙古兵。以下再试论蒙古兵之数量。
在崇祯二年入寇之时，蒙古八旗根本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投奔后金的蒙古部落，编为牛录的，大部分归于满八旗之下。这就是为何八旗下有近20%蒙古牛录的原因。比如喀尔喀部，按《满洲实录》卷7，天命六年时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来投，努尔哈赤赐其一满洲牛录，另编蒙古一牛录，归其名下。因此，和后金联盟有些日子的蒙古部落如喀尔喀，本来就是属于满八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已经包括在之前的估算中。
我们这里要计算的蒙古兵数量，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当时已经编成的独
立的蒙古二旗，其二是科尔沁部外藩蒙古，其三是奈曼、敖汉等新归附的各零星蒙古部落，其四是作为向导的喀喇沁部。按《老档》，《实录》等史料记载，皇太极大军于十月初二于盛京起行。初四，扎鲁特部来会。初五，奈曼、敖汉、扎鲁特部等来会。初六，巴林部来会。十五日，科尔沁大部共二十三贝勒领兵来会，扎赖特部本来要来，走了一半又回去了。二十日，驻喀喇城，会合喀喇沁诸部。二十七日，前锋开始攻打龙井关。
先说蒙古二旗。八旗中本无蒙古旗，天命七年，科尔沁、兀鲁特诸部率三千余户人口来投，于是有了另设蒙古旗的必要。《满文老档》40册，努尔哈赤说：“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这就是蒙古二旗。这二旗共三千余户，按每户平均一兵计，即3千兵。到了天聪二年，人数略有增长，姑且算为4千兵。这些兵是否全数入关，史书不载，若和满兵同例，按1/3入关，则才1千余。这里我们按极宽松的计算，且当有2千兵。
科尔沁部的小部分被编入蒙古旗，但大部分仍然保持独
立外藩的地位。这些部落后来被正式收编，编成牛录，隶属于旗下户口。按《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条，皇太极派人前往科尔沁部会盟并统计人口，查得科尔沁诸部共有甲兵6,539人，22,308家，共编成448牛录。
除了科尔沁部，另率兵来会的还有奈曼、敖汉、扎鲁特、巴林等零星部落。同样按《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条，皇太极之前也曾派人编定整个外藩蒙古的牛录数，共有甲兵5,456人，19,580家，编成384牛录。奈曼等部均包括在其中。
这样，把以上两个数字加起来，共有11,995兵。但上面两个数字是存在重叠的，比如“班迪额驸”，“索诺木”，“达尔汉卓里克图”等名字在两个统计里面都有出现。我们姑且认为科尔沁加上所有其他的外藩部落总甲兵1万人，但这个数字的统计范围还包括茂明安部、翁牛特部、乌喇特部等似乎未在崇祯二年随皇太极入关的部落，而且这个统计是在5年之后。其时蒙古被征服已久，各个部族基本全数归附。推回到天聪三年，先不考虑人口滋生的因素，当年喀尔喀五部、敖汉、奈曼等刚刚被征服，并没来得及完全消化，因此总兵数显然更少。
试举数例：此次入关科尔沁蒙古的总统率“土谢特额驸”，他5年后已是亲王，手下不过有甲兵总数936人。在23贝勒中，如卓里克图，他5年后也是亲王，不过有兵587人。大、小桑阿尔寨加起来有671人，穆寨才有240人，索诺木更仅有130甲兵。这还都是5年后的数字。我认为在这次入关中，如果亲后金的各漠北蒙古手下能有总数8千甲兵，应该已经不算低估。这些兵假设有一半随皇太极入关，则最多4千左右。
再举一例：巴林部来合兵时，因为迟到，再加上战马瘦弱，给皇太极责骂了一顿。众贝勒郑重其事地会审，处罚却只是战马“十匹”，可见这些小部落来的人数决不会很多。
最后，不要忘记还有作为引导的漠南蒙古喀喇沁部，人数不详。不过到了7年以后，皇太极编审整个喀喇沁部落（还包括察哈尔），总计共有16,953名壮丁，分为十一旗。其中9,113名分配给喀喇沁和土默特左、右翼部，剩余的7,830丁和旧蒙古牛录合并，形成新的蒙古八旗（以上见《八旗通志》）。要注意的是，这16,953个壮丁中有大部分是皇太极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于途中，完全获得了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之后才来投奔的，因此把他们分为新收编的外喀喇沁和旧投降的内喀喇沁，其中外喀喇沁占了大多数。天聪二年作为向导的，只能是内喀喇沁，或旧喀喇沁的一部分。按赵德贵《清前期蒙古旗分佐领研究》（《满学研究》第七辑）统计，在《八旗通志》里这些牛录前后达30多个。如果简单估计，旧喀喇沁占编制时全部丁数的30%，那应该共有5千丁左右，即约2千兵。
，打得火花四溅，还远远没有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喀喇沁几个月之前还在跟明朝做生意，向袁崇焕买米，首鼠两端。事实上，只有到了天聪五年，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在途中，彻底消灭了他的势力之后，皇太极才完全获得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这样，天聪二年蒙古联军的总数，如前所述，蒙古二旗2千加上科尔沁、奈曼、敖汉各部4千，加上喀喇沁部2千，总数当在8千左右。这已经是按宽松标准的计算，我想应该不会低估。事实上后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率左翼蒙古骑兵共2千攻击袁崇焕部，证明蒙古军的总数也就是数千左右，我们的估计并不离谱。
有一个地方需要澄清。可能一些人会见到《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月庚申有“大军次纳里特河，是日，察哈尔国五千人来归”的记录，认为蒙古人为数众多。《清史稿•太宗本纪》后来照抄了这段文字。但按《满文老档》：“初九日，驻纳里特。是日，有五名逃人骑马由察哈尔来归。”可见《实录》或是翻译错误，或是手抄错误，把5人记做了5千人！事实上，察哈尔当时还是林丹汗控制之下，哪可能有5千人来投！就算来投，也是平民为主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蒙古军总数计为8千。
最后，还有人提到包衣家奴的问题。包衣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户下”人，即户下奴仆壮丁。这些人不算入户籍，是私人的家奴。按照通常情况，户下人不准作官应试，也不准披甲当兵。曾有人让家奴代披甲而论罪的例子，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家奴才得以随军出战。这种包衣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想要获得披甲的资格必须“开户”，正式登入牛录额丁的户口。就算出战，这些人也最多做做后勤管理杂务之类的工作，实际打仗极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次入寇有相关的记录。而且“户下人”总数也不多，天聪七年，以所有的户下汉人中每十人披一绵甲，充实汉军，共得1,580人（《实录》天聪七年七月）。可知当时户下人总数共有1万5千人左右。天聪二年就算有人随军，其数量决不能超过1千，而且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
另外还有一种包衣，即所谓的“旗鼓人”。简单来说，这是皇帝的直属包衣奴仆，但在法律权利上和户下人不同，享有和后来汉军旗人同等的权利。他们不但在旗籍，可以作官、应试，也同样负有披甲，纳粮的义务。严格来说，不算“包衣”的一种，而可视之为皇帝的私人侍卫队。曹雪芹的先人曹寅，就是旗鼓包衣，看他的权势，哪像是个奴仆！这在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辨》一文中已经论述清楚。
当时旗鼓佐领究竟有多少个，我还没有找到资料，不过应该不多。从其“旗鼓”的名称上看，大致是掌旗擂鼓一类的职责。而且他们应该是皇帝的亲兵，和我们论述袁崇焕广渠门之战没有影响。
按以上讨论，把总数加在一起。满军作战甲兵5千加上蒙古军8千，披甲兵数当在1万3千左右，加上后勤、杂役、差夫、包衣、民工等等，我估计皇太极入关的军队总人数不会超过2万5千人。
比较史料的记载，这个估计也是合情合理的。比方说，金兵打下遵化这样的大城市，这是退出长城的咽喉要道，为了不被明军重占，掐断退路，理应留重兵把守。事实上皇太极也的确很重视，他派了军师范文程留守这里。但所留的兵力只有“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一共800人守这样一个要地（见《满文老档》19册）。可见金兵总数其实是捉襟见肘的。
稍作简单的估计，金兵如果总数2万5千人入关，留一些守遵化，留一些守道路和交通要点，一些作为侦探，加上一些战斗损失。到北京城下恐怕最多有2万人，其中实际作战1万人。皇太极再次分兵，自己留两黄两红旗加上蒙古一旗为右翼，在德胜门和满桂交战，而莽古尔泰等率剩下的左翼军在广渠门和袁崇焕部交战（以上同见《满文老档》19册）。这样的话，恐怕袁部面对的至多有1万人，其中披甲兵至多5千人。
如此看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应该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离谱！莽古尔泰对袁部三个阵地实行骑兵冲击，于是率蒙古部2000左右的骑兵出击，似乎是完全在我们的估计范围之内的！
以上只是满八旗的兵数，事实上如前所述，这次入寇还有若干蒙古兵。以下再试论蒙古兵之数量。
在崇祯二年入寇之时，蒙古八旗根本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投奔后金的蒙古部落，编为牛录的，大部分归于满八旗之下。这就是为何八旗下有近20%蒙古牛录的原因。比如喀尔喀部，按《满洲实录》卷7，天命六年时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来投，努尔哈赤赐其一满洲牛录，另编蒙古一牛录，归其名下。因此，和后金联盟有些日子的蒙古部落如喀尔喀，本来就是属于满八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已经包括在之前的估算中。
我们这里要计算的蒙古兵数量，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当时已经编成的独
立的蒙古二旗，其二是科尔沁部外藩蒙古，其三是奈曼、敖汉等新归附的各零星蒙古部落，其四是作为向导的喀喇沁部。按《老档》，《实录》等史料记载，皇太极大军于十月初二于盛京起行。初四，扎鲁特部来会。初五，奈曼、敖汉、扎鲁特部等来会。初六，巴林部来会。十五日，科尔沁大部共二十三贝勒领兵来会，扎赖特部本来要来，走了一半又回去了。二十日，驻喀喇城，会合喀喇沁诸部。二十七日，前锋开始攻打龙井关。
先说蒙古二旗。八旗中本无蒙古旗，天命七年，科尔沁、兀鲁特诸部率三千余户人口来投，于是有了另设蒙古旗的必要。《满文老档》40册，努尔哈赤说：“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这就是蒙古二旗。这二旗共三千余户，按每户平均一兵计，即3千兵。到了天聪二年，人数略有增长，姑且算为4千兵。这些兵是否全数入关，史书不载，若和满兵同例，按1/3入关，则才1千余。这里我们按极宽松的计算，且当有2千兵。
科尔沁部的小部分被编入蒙古旗，但大部分仍然保持独
立外藩的地位。这些部落后来被正式收编，编成牛录，隶属于旗下户口。按《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条，皇太极派人前往科尔沁部会盟并统计人口，查得科尔沁诸部共有甲兵6,539人，22,308家，共编成448牛录。
除了科尔沁部，另率兵来会的还有奈曼、敖汉、扎鲁特、巴林等零星部落。同样按《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条，皇太极之前也曾派人编定整个外藩蒙古的牛录数，共有甲兵5,456人，19,580家，编成384牛录。奈曼等部均包括在其中。
这样，把以上两个数字加起来，共有11,995兵。但上面两个数字是存在重叠的，比如“班迪额驸”，“索诺木”，“达尔汉卓里克图”等名字在两个统计里面都有出现。我们姑且认为科尔沁加上所有其他的外藩部落总甲兵1万人，但这个数字的统计范围还包括茂明安部、翁牛特部、乌喇特部等似乎未在崇祯二年随皇太极入关的部落，而且这个统计是在5年之后。其时蒙古被征服已久，各个部族基本全数归附。推回到天聪三年，先不考虑人口滋生的因素，当年喀尔喀五部、敖汉、奈曼等刚刚被征服，并没来得及完全消化，因此总兵数显然更少。
试举数例：此次入关科尔沁蒙古的总统率“土谢特额驸”，他5年后已是亲王，手下不过有甲兵总数936人。在23贝勒中，如卓里克图，他5年后也是亲王，不过有兵587人。大、小桑阿尔寨加起来有671人，穆寨才有240人，索诺木更仅有130甲兵。这还都是5年后的数字。我认为在这次入关中，如果亲后金的各漠北蒙古手下能有总数8千甲兵，应该已经不算低估。这些兵假设有一半随皇太极入关，则最多4千左右。
再举一例：巴林部来合兵时，因为迟到，再加上战马瘦弱，给皇太极责骂了一顿。众贝勒郑重其事地会审，处罚却只是战马“十匹”，可见这些小部落来的人数决不会很多。
最后，不要忘记还有作为引导的漠南蒙古喀喇沁部，人数不详。不过到了7年以后，皇太极编审整个喀喇沁部落（还包括察哈尔），总计共有16,953名壮丁，分为十一旗。其中9,113名分配给喀喇沁和土默特左、右翼部，剩余的7,830丁和旧蒙古牛录合并，形成新的蒙古八旗（以上见《八旗通志》）。要注意的是，这16,953个壮丁中有大部分是皇太极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于途中，完全获得了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之后才来投奔的，因此把他们分为新收编的外喀喇沁和旧投降的内喀喇沁，其中外喀喇沁占了大多数。天聪二年作为向导的，只能是内喀喇沁，或旧喀喇沁的一部分。按赵德贵《清前期蒙古旗分佐领研究》（《满学研究》第七辑）统计，在《八旗通志》里这些牛录前后达30多个。如果简单估计，旧喀喇沁占编制时全部丁数的30%，那应该共有5千丁左右，即约2千兵。
，打得火花四溅，还远远没有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喀喇沁几个月之前还在跟明朝做生意，向袁崇焕买米，首鼠两端。事实上，只有到了天聪五年，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在途中，彻底消灭了他的势力之后，皇太极才完全获得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这样，天聪二年蒙古联军的总数，如前所述，蒙古二旗2千加上科尔沁、奈曼、敖汉各部4千，加上喀喇沁部2千，总数当在8千左右。这已经是按宽松标准的计算，我想应该不会低估。事实上后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率左翼蒙古骑兵共2千攻击袁崇焕部，证明蒙古军的总数也就是数千左右，我们的估计并不离谱。
有一个地方需要澄清。可能一些人会见到《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月庚申有“大军次纳里特河，是日，察哈尔国五千人来归”的记录，认为蒙古人为数众多。《清史稿•太宗本纪》后来照抄了这段文字。但按《满文老档》：“初九日，驻纳里特。是日，有五名逃人骑马由察哈尔来归。”可见《实录》或是翻译错误，或是手抄错误，把5人记做了5千人！事实上，察哈尔当时还是林丹汗控制之下，哪可能有5千人来投！就算来投，也是平民为主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蒙古军总数计为8千。
最后，还有人提到包衣家奴的问题。包衣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户下”人，即户下奴仆壮丁。这些人不算入户籍，是私人的家奴。按照通常情况，户下人不准作官应试，也不准披甲当兵。曾有人让家奴代披甲而论罪的例子，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家奴才得以随军出战。这种包衣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想要获得披甲的资格必须“开户”，正式登入牛录额丁的户口。就算出战，这些人也最多做做后勤管理杂务之类的工作，实际打仗极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次入寇有相关的记录。而且“户下人”总数也不多，天聪七年，以所有的户下汉人中每十人披一绵甲，充实汉军，共得1,580人（《实录》天聪七年七月）。可知当时户下人总数共有1万5千人左右。天聪二年就算有人随军，其数量决不能超过1千，而且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
另外还有一种包衣，即所谓的“旗鼓人”。简单来说，这是皇帝的直属包衣奴仆，但在法律权利上和户下人不同，享有和后来汉军旗人同等的权利。他们不但在旗籍，可以作官、应试，也同样负有披甲，纳粮的义务。严格来说，不算“包衣”的一种，而可视之为皇帝的私人侍卫队。曹雪芹的先人曹寅，就是旗鼓包衣，看他的权势，哪像是个奴仆！这在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辨》一文中已经论述清楚。
当时旗鼓佐领究竟有多少个，我还没有找到资料，不过应该不多。从其“旗鼓”的名称上看，大致是掌旗擂鼓一类的职责。而且他们应该是皇帝的亲兵，和我们论述袁崇焕广渠门之战没有影响。
按以上讨论，把总数加在一起。满军作战甲兵5千加上蒙古军8千，披甲兵数当在1万3千左右，加上后勤、杂役、差夫、包衣、民工等等，我估计皇太极入关的军队总人数不会超过2万5千人。
比较史料的记载，这个估计也是合情合理的。比方说，金兵打下遵化这样的大城市，这是退出长城的咽喉要道，为了不被明军重占，掐断退路，理应留重兵把守。事实上皇太极也的确很重视，他派了军师范文程留守这里。但所留的兵力只有“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一共800人守这样一个要地（见《满文老档》19册）。可见金兵总数其实是捉襟见肘的。
稍作简单的估计，金兵如果总数2万5千人入关，留一些守遵化，留一些守道路和交通要点，一些作为侦探，加上一些战斗损失。到北京城下恐怕最多有2万人，其中实际作战1万人。皇太极再次分兵，自己留两黄两红旗加上蒙古一旗为右翼，在德胜门和满桂交战，而莽古尔泰等率剩下的左翼军在广渠门和袁崇焕部交战（以上同见《满文老档》19册）。这样的话，恐怕袁部面对的至多有1万人，其中披甲兵至多5千人。
如此看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应该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离谱！莽古尔泰对袁部三个阵地实行骑兵冲击，于是率蒙古部2000左右的骑兵出击，似乎是完全在我们的估计范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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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通常的说法，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将四旗扩展为八旗时，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每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每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一固山就是一旗，共有八旗（见于基本史料如《满洲实录》，《八旗通志》等）。这样计算的话，每旗共有25个牛录，也就是五五制。每牛录300人，则每旗7500人，八旗共6万人。
当然，这个数字略微有些疑问。因为《八旗通志》接下去就写道：“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有400牛录。如果按五五制，那么八旗应该只有25×8＝200个牛录，《通志》记载牛录的数量一下子就多了一倍。但史料有时候互相矛盾，比如《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做过一次统计，八旗加起来共有231个牛录，与《八旗通志》不符。我们暂时不理会争论，以《老档》为准，毕竟后者更符合五五制的描述，大约接近于真实情况。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便持这一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还没有蒙古八旗和汉八旗。所谓的蒙古牛录和汉军牛录都是满八旗的一部分。而满人牛录其实也是满人、蒙古人和汉人的混合。满八旗不是纯粹满人组成的。毕竟到了入关前夕，满八旗也只有牛录318个，初创时不可能有400个，要不就是这400个其实都是半牛录。
那么，按照《老档》，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努尔哈赤在1621年有300×231＝6万9千人呢？显然也不行，因为虽然一个牛录定额是300人，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牛录都是不满额的。按《历代八旗杂档》，可以见到牛录的编成其人员数量浮动相当之大。如尼玛禅部下只有55人，就编成半个牛录。伊勒慎只有25户，编成一个牛录。雅瑚和恩格图都只有18户，分别编成一个牛录。法都带领50余户，编成半个牛录等等。按通常的情况下，每户平均二至三人不等（这里的“人”是“丁”的意思），最多也不过几十人，则18户就可以成为一个牛录，其至多只有一半的定额。从资料来看，大部分的牛录都是不满额的。
那么，平均一个牛录到底有多少人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不过皇太极继位后，把每个牛录的定额改成了200人，大概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数字。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代的牛录平均人数实际上约是定额的2/3。这样来看，八旗初创之时，约有总人数200×200＝4万人。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数不是总人口，而是“丁”的意思，也就是16至60岁的男子。按通常的一丁对五口的比例，这说明那时后金有总人口20万左右。
更要强调的是，这4万人并不都是兵士，不知道为什么许多文章简单地把八旗的总丁数当作八旗的总军力。虽然后金是全民皆兵的部族，也决不可能国内所有16-60岁的男人都同时当兵出战。实际上，后金的兵与丁之比例是史有明载的。皇太极曾经向抱怨差役繁重的汉官说，你们抱怨差役苦过满洲人，但“满人出兵，三丁抽一”。要是让你们也三丁抽一去打仗，你们以为如何？（《太宗实录》天聪八年正月）当时对没有编入旗的汉人是实行二十丁抽一兵役的，已是极为劳苦，而八旗三丁即有一人当兵，则是典型的不分兵民的表现。但绝不能认为所有的旗人都是士兵。
事实上，当兵的旗人叫做“披甲人”，暂不当兵的旗人叫做“余丁”或者“闲散”。虽然理论上每个旗人都有当兵的义务，但实际上披甲的比例最多也不过是努尔哈赤时代的二丁抽一，已是极限。天命年间有时每牛录披甲一百多，到了皇太极手里定额为每牛录六十甲。
“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以六十名为常数。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太宗实录》崇德六年三月甲子）
因此，在皇太极时代，每牛录丁数200，其中披甲人60。披甲的比例是60/200＝30%。大约来说是三丁披一甲。
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时究竟动用多少兵力了。按前面的讨论，入寇时每牛录出兵15-20人左右，而一个牛录的总兵额是60人。所以，皇太极入寇时的兵力是当时八旗总兵力的1/4到1/3左右。而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倾巢出动，大本营一个不留。事实上，后金出动1/3试探性地迂回深入已是相当多的兵力，到甲申年山海关大战这种一赌国运的时刻，多尔衮也只有出动了总兵力的2/3而已。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后金的兵力总数。这就涉及到后金总兵力是多少，或者说，后金当时一共有多少个牛录的问题。
我暂时没有天聪三年的数字，不过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八旗初创时总共有200个牛录，按《老档》，到了天命六年增长到231个。天聪八年，皇太极宣布把每旗的牛录数定为30个，总共240-260个牛录。再按光绪《事例》卷1111，统计皇太极末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时，满八旗共有牛录（佐领）318个。因此，大致可以判断，天聪三年入寇时，满洲八旗的总牛录数在240-250左右，应该不会差太远。按照太宗朝一牛录（佐领）200人的定制，则当时共有壮丁5万左右。再按照每牛录60披甲人，共有作战士兵1万5千人。
1万5千这个数字，从另一些材料中也能得到验证。例如《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载，崇德二年，八旗共有纳官粮丁31,889人。所谓的纳官粮丁，就是不披甲的余丁，他们并不出战而是负责耕种，所以有纳粮的义务。按三丁抽一的比例，可知兵数与余丁数应是1:2，即兵数是纳粮丁数的一半，即16,000左右。这是崇德二年的数字，天聪二年自然较此数更少，因此1万5千兵数的估计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八旗总共有1万5千兵，其中约1/3随皇太极入关，即实际入关的士兵只有5000左右！
当然，这个数字略微有些疑问。因为《八旗通志》接下去就写道：“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有400牛录。如果按五五制，那么八旗应该只有25×8＝200个牛录，《通志》记载牛录的数量一下子就多了一倍。但史料有时候互相矛盾，比如《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做过一次统计，八旗加起来共有231个牛录，与《八旗通志》不符。我们暂时不理会争论，以《老档》为准，毕竟后者更符合五五制的描述，大约接近于真实情况。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便持这一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还没有蒙古八旗和汉八旗。所谓的蒙古牛录和汉军牛录都是满八旗的一部分。而满人牛录其实也是满人、蒙古人和汉人的混合。满八旗不是纯粹满人组成的。毕竟到了入关前夕，满八旗也只有牛录318个，初创时不可能有400个，要不就是这400个其实都是半牛录。
那么，按照《老档》，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努尔哈赤在1621年有300×231＝6万9千人呢？显然也不行，因为虽然一个牛录定额是300人，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牛录都是不满额的。按《历代八旗杂档》，可以见到牛录的编成其人员数量浮动相当之大。如尼玛禅部下只有55人，就编成半个牛录。伊勒慎只有25户，编成一个牛录。雅瑚和恩格图都只有18户，分别编成一个牛录。法都带领50余户，编成半个牛录等等。按通常的情况下，每户平均二至三人不等（这里的“人”是“丁”的意思），最多也不过几十人，则18户就可以成为一个牛录，其至多只有一半的定额。从资料来看，大部分的牛录都是不满额的。
那么，平均一个牛录到底有多少人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不过皇太极继位后，把每个牛录的定额改成了200人，大概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数字。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代的牛录平均人数实际上约是定额的2/3。这样来看，八旗初创之时，约有总人数200×200＝4万人。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数不是总人口，而是“丁”的意思，也就是16至60岁的男子。按通常的一丁对五口的比例，这说明那时后金有总人口20万左右。
更要强调的是，这4万人并不都是兵士，不知道为什么许多文章简单地把八旗的总丁数当作八旗的总军力。虽然后金是全民皆兵的部族，也决不可能国内所有16-60岁的男人都同时当兵出战。实际上，后金的兵与丁之比例是史有明载的。皇太极曾经向抱怨差役繁重的汉官说，你们抱怨差役苦过满洲人，但“满人出兵，三丁抽一”。要是让你们也三丁抽一去打仗，你们以为如何？（《太宗实录》天聪八年正月）当时对没有编入旗的汉人是实行二十丁抽一兵役的，已是极为劳苦，而八旗三丁即有一人当兵，则是典型的不分兵民的表现。但绝不能认为所有的旗人都是士兵。
事实上，当兵的旗人叫做“披甲人”，暂不当兵的旗人叫做“余丁”或者“闲散”。虽然理论上每个旗人都有当兵的义务，但实际上披甲的比例最多也不过是努尔哈赤时代的二丁抽一，已是极限。天命年间有时每牛录披甲一百多，到了皇太极手里定额为每牛录六十甲。
“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以六十名为常数。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太宗实录》崇德六年三月甲子）
因此，在皇太极时代，每牛录丁数200，其中披甲人60。披甲的比例是60/200＝30%。大约来说是三丁披一甲。
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时究竟动用多少兵力了。按前面的讨论，入寇时每牛录出兵15-20人左右，而一个牛录的总兵额是60人。所以，皇太极入寇时的兵力是当时八旗总兵力的1/4到1/3左右。而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倾巢出动，大本营一个不留。事实上，后金出动1/3试探性地迂回深入已是相当多的兵力，到甲申年山海关大战这种一赌国运的时刻，多尔衮也只有出动了总兵力的2/3而已。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后金的兵力总数。这就涉及到后金总兵力是多少，或者说，后金当时一共有多少个牛录的问题。
我暂时没有天聪三年的数字，不过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八旗初创时总共有200个牛录，按《老档》，到了天命六年增长到231个。天聪八年，皇太极宣布把每旗的牛录数定为30个，总共240-260个牛录。再按光绪《事例》卷1111，统计皇太极末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时，满八旗共有牛录（佐领）318个。因此，大致可以判断，天聪三年入寇时，满洲八旗的总牛录数在240-250左右，应该不会差太远。按照太宗朝一牛录（佐领）200人的定制，则当时共有壮丁5万左右。再按照每牛录60披甲人，共有作战士兵1万5千人。
1万5千这个数字，从另一些材料中也能得到验证。例如《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载，崇德二年，八旗共有纳官粮丁31,889人。所谓的纳官粮丁，就是不披甲的余丁，他们并不出战而是负责耕种，所以有纳粮的义务。按三丁抽一的比例，可知兵数与余丁数应是1:2，即兵数是纳粮丁数的一半，即16,000左右。这是崇德二年的数字，天聪二年自然较此数更少，因此1万5千兵数的估计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八旗总共有1万5千兵，其中约1/3随皇太极入关，即实际入关的士兵只有50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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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分别是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镶黄,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定三百人为一牛碌，五牛碌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旗,共六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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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是清代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由太祖努尔哈赤在女真人牛??制基础上建立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始建四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和正红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四旗，称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定三百人为一牛??，五牛??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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