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刘阿斗刘禅执政四十余年.他到底“傻不傻”？
都说刘阿斗傻但是他执政一共四十余年，是个当时相当长的时间了虽然说真正掌政的并不是他，但是懵懵懂懂做了四十多年的皇帝他到底傻不傻？笨不笨？？？...
都说刘阿斗傻
但是他执政一共四十余年，是个当时相当长的时间了
虽然说真正掌政的并不是他，但是懵懵懂懂做了四十多年的皇帝
他到底傻不傻？笨不笨？？？ 展开
但是他执政一共四十余年，是个当时相当长的时间了
虽然说真正掌政的并不是他，但是懵懵懂懂做了四十多年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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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并非“昏君庸主”
三国蜀汉后主刘禅，其为“昏君庸主”，已成千古定论。然而考诸史实，推于事理，我认为这一千古定论尚可商榷。
蜀汉是三国时代最弱小的政权。它地狭民少，国力单薄，与魏、吴虽称鼎足而三，但自刘禅即位后，实际上是在危局下支撑。而蜀汉在刘禅治下，国祚延续达四十年之久，几乎与其敌国曹魏共存亡。四十年中，蜀汉人材得其所用，政权基本稳定，而且对魏始终以攻为守，战略上处于主动。这是基本史实，不应否认。
而人们所以认为刘禅“昏庸”，则主要是出于如下看法：
第一，刘禅在政治上毫无主见，无所作为，其四十年在位，完全仰仗诸葛亮等辅臣；
第二，刘禅在其执政后期宠信佞臣黄皓，导致政治腐败，这是蜀汉亡国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先说刘禅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
刘禅一朝，确实人材济济。位至丞相、尚书令、大将军的重臣，先后有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诸葛亮自不待说，是三国时代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史称“识治之良材，管、箫之亚匹。”（1）蒋琬、费祎、董允也因其贤良，时人将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四英”。（2）姜维则“敏于军事”，（3）是诸葛亮死后蜀汉伐魏的主帅。此外，还有一大批独当一面的能臣良将，如“邓芝在东，马忠在南，平（王平）在北境，咸著名迹”。（4）所以，后世有“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5）的评论。无可否认，逆境中的蜀汉政权，能保其四十年基业，很大程度上确实得力于这些辅臣。
但是，上述事实说明什么呢？我认为，应该说明刘禅政治上的明智，知人善任，而不应反而说明刘禅的“昏庸”，即所谓毫无主见，无所作为。
先看刘禅之用诸葛亮。人们可能会认为，刘禅对诸葛亮，根本谈不上用不用的问题，只能是无条件地言听计从。这种看法是肤浅的。诚然，以当时诸葛亮的威望，刘禅的年龄（刘禅即位时十七岁），加上刘备临终时的正式“托孤”，诸葛亮确实可以当仁不让地主持大政。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在封建时代，君臣关系从来难处。当臣下明显地强于君主时，“震主”往往成为君主最大的心病。而当时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客观上就处于“震主”的状况。这种状况，刘备早就预见到了。所以他临终向诸葛亮“托孤”时，竟说出了“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6）这样的话，意思显然还是放心不下。至于刘禅，更是当事者。在诸葛亮为其主政的十二年间，他已经逐渐成年，不可能对他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毫无考虑。如果他真是“昏庸”，那就会对诸葛亮不理解、不信任。而一旦他对诸葛亮有了“震主”的感觉，那就很容易生疑忌、听谗言，演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悲剧。但刘禅并没有那样，而是对诸葛亮始终如一地信任和尊重。这本身就说明他在用人上确有主见，而且所见极是。
再看刘禅之用蒋琬、费祎、董允、姜维。如果退一步说，就算刘禅对诸葛亮是不得不用。那么在诸葛亮死后，对于刘禅来说，就再没有不得不用之人。蒋琬、费祎、董允、姜维虽然都为诸葛亮生前所推荐，但他们都远不再有诸葛亮那样的权威性。只要得不到刘禅的信任，他们完全可能不受重用。但刘禅对他们却是个个重用到底。其中，对姜维能用而不疑，尤其不易，因为姜维原来不是蜀汉阵营中的人，而是从魏国归附过来的。姜维在诸葛亮死后，即“统诸军，进封平襄侯”，费祎死后，复“加督中外军事”，直至升任最高武职——大将军，（7）掌握了蜀汉的军权。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军队乃是立国的命根子。刘禅敢于把军权交给姜维这样一个从敌国归附过来的将领，这只能说明他确有主见。这种主见也就是知人之明。我们不能设想，这竟也是刘禅“昏庸”的表现，因为他再“昏庸”，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命根子毫不在意。其实，在用姜维这样的问题上，越是昏庸，就越会疑神疑鬼，根本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在蜀汉末年，黄皓千方百计排挤姜维，但终未得逞，其原因显然是刘禅这一关没有通过。是不是姜维握有兵权，刘禅无奈他何呢？并不是。姜维“羁旅托国”，在蜀汉朝廷和军队中根基不深而又身居高位，所以常怀“危惧”。（8）他完全是靠刘禅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刘禅对姜维是既倚重又有足够制约力的。所以他对姜维的支持，只可能是出于知人之明。
刘禅在政治上有主见，除了反映于他的用人政策，还突出表现在他对伐魏战争的坚持。蜀汉之主动伐魏，是诸葛亮的既定国策。这一国策对蜀汉，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上策。首先，由于蜀汉是边陲小国，而魏是中原大国，所以在孰为正统的问题上，蜀汉实居于劣势。而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优势，蜀汉就需要不断强调自己是汉王朝的延续，是正统，理当统一天下，即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9）既然是这样，蜀汉就需要主动伐魏，作为“讨贼”，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其次，蜀汉是弱国，而魏是强国。以弱对强，军事上如果消极防守，必然被动挨打，随时可能被强敌吞没。而只有采取积极防守，即以攻为守，才能鼓舞士气，争取主动。诸葛亮在世时，曾不遗余力，五次北伐，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打败魏国，但确实收到了上述政治上争取优势、军事上争取主动的效果。诸葛亮死后，刘禅继续推行这一既定国策。但是，这时的蜀汉，进行伐魏战争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由于诸葛亮已不在世，伐魏事业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得力统帅，人们的信心开始丧失；另一方面，经过诸葛亮伐魏的多次战争消耗，本来就弱小的蜀汉，民力财力更形枯竭。所以，当时蜀汉朝野上下，多数人都主守不主战。但是刘禅还是念念不忘伐魏。就在诸葛亮死后第三年，即延熙元年，刘禅即欲利用魏国发生辽东之乱，乘机再举北伐。他对大将军蒋琬下诏，令其准备行动。诏书语气坚定，充满信心，而且明示了策略：“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10）后来，由于魏国迅速平定了辽东之乱，吴国亦因江夏之役新败于魏，未敢轻动，刘禅策划的这次北伐终未成行，但还是显示了他伐魏的决心。蒋琬死后，费祎继任大将军。费祎是主守派，对主战派姜维有所抑制。费祎死后，刘禅即让姜维大兴伐魏之师。由于频年用兵，民穷财困，加之军事上败多胜少，所以引起许多朝臣的反对。但刘禅还是支持姜维伐魏不止。诚然，刘禅的频繁伐魏，确实有所失策。失策不在伐魏，而在过于频繁。但无论如何，刘禅力排众议，坚持伐魏，至少表明他在政治上是有主见的。有主见不一定经常正确，或者说，有失策并不等于没有主见。
三国蜀汉后主刘禅，其为“昏君庸主”，已成千古定论。然而考诸史实，推于事理，我认为这一千古定论尚可商榷。
蜀汉是三国时代最弱小的政权。它地狭民少，国力单薄，与魏、吴虽称鼎足而三，但自刘禅即位后，实际上是在危局下支撑。而蜀汉在刘禅治下，国祚延续达四十年之久，几乎与其敌国曹魏共存亡。四十年中，蜀汉人材得其所用，政权基本稳定，而且对魏始终以攻为守，战略上处于主动。这是基本史实，不应否认。
而人们所以认为刘禅“昏庸”，则主要是出于如下看法：
第一，刘禅在政治上毫无主见，无所作为，其四十年在位，完全仰仗诸葛亮等辅臣；
第二，刘禅在其执政后期宠信佞臣黄皓，导致政治腐败，这是蜀汉亡国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先说刘禅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
刘禅一朝，确实人材济济。位至丞相、尚书令、大将军的重臣，先后有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诸葛亮自不待说，是三国时代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史称“识治之良材，管、箫之亚匹。”（1）蒋琬、费祎、董允也因其贤良，时人将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四英”。（2）姜维则“敏于军事”，（3）是诸葛亮死后蜀汉伐魏的主帅。此外，还有一大批独当一面的能臣良将，如“邓芝在东，马忠在南，平（王平）在北境，咸著名迹”。（4）所以，后世有“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5）的评论。无可否认，逆境中的蜀汉政权，能保其四十年基业，很大程度上确实得力于这些辅臣。
但是，上述事实说明什么呢？我认为，应该说明刘禅政治上的明智，知人善任，而不应反而说明刘禅的“昏庸”，即所谓毫无主见，无所作为。
先看刘禅之用诸葛亮。人们可能会认为，刘禅对诸葛亮，根本谈不上用不用的问题，只能是无条件地言听计从。这种看法是肤浅的。诚然，以当时诸葛亮的威望，刘禅的年龄（刘禅即位时十七岁），加上刘备临终时的正式“托孤”，诸葛亮确实可以当仁不让地主持大政。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在封建时代，君臣关系从来难处。当臣下明显地强于君主时，“震主”往往成为君主最大的心病。而当时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客观上就处于“震主”的状况。这种状况，刘备早就预见到了。所以他临终向诸葛亮“托孤”时，竟说出了“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6）这样的话，意思显然还是放心不下。至于刘禅，更是当事者。在诸葛亮为其主政的十二年间，他已经逐渐成年，不可能对他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毫无考虑。如果他真是“昏庸”，那就会对诸葛亮不理解、不信任。而一旦他对诸葛亮有了“震主”的感觉，那就很容易生疑忌、听谗言，演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悲剧。但刘禅并没有那样，而是对诸葛亮始终如一地信任和尊重。这本身就说明他在用人上确有主见，而且所见极是。
再看刘禅之用蒋琬、费祎、董允、姜维。如果退一步说，就算刘禅对诸葛亮是不得不用。那么在诸葛亮死后，对于刘禅来说，就再没有不得不用之人。蒋琬、费祎、董允、姜维虽然都为诸葛亮生前所推荐，但他们都远不再有诸葛亮那样的权威性。只要得不到刘禅的信任，他们完全可能不受重用。但刘禅对他们却是个个重用到底。其中，对姜维能用而不疑，尤其不易，因为姜维原来不是蜀汉阵营中的人，而是从魏国归附过来的。姜维在诸葛亮死后，即“统诸军，进封平襄侯”，费祎死后，复“加督中外军事”，直至升任最高武职——大将军，（7）掌握了蜀汉的军权。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军队乃是立国的命根子。刘禅敢于把军权交给姜维这样一个从敌国归附过来的将领，这只能说明他确有主见。这种主见也就是知人之明。我们不能设想，这竟也是刘禅“昏庸”的表现，因为他再“昏庸”，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命根子毫不在意。其实，在用姜维这样的问题上，越是昏庸，就越会疑神疑鬼，根本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在蜀汉末年，黄皓千方百计排挤姜维，但终未得逞，其原因显然是刘禅这一关没有通过。是不是姜维握有兵权，刘禅无奈他何呢？并不是。姜维“羁旅托国”，在蜀汉朝廷和军队中根基不深而又身居高位，所以常怀“危惧”。（8）他完全是靠刘禅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刘禅对姜维是既倚重又有足够制约力的。所以他对姜维的支持，只可能是出于知人之明。
刘禅在政治上有主见，除了反映于他的用人政策，还突出表现在他对伐魏战争的坚持。蜀汉之主动伐魏，是诸葛亮的既定国策。这一国策对蜀汉，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上策。首先，由于蜀汉是边陲小国，而魏是中原大国，所以在孰为正统的问题上，蜀汉实居于劣势。而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优势，蜀汉就需要不断强调自己是汉王朝的延续，是正统，理当统一天下，即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9）既然是这样，蜀汉就需要主动伐魏，作为“讨贼”，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其次，蜀汉是弱国，而魏是强国。以弱对强，军事上如果消极防守，必然被动挨打，随时可能被强敌吞没。而只有采取积极防守，即以攻为守，才能鼓舞士气，争取主动。诸葛亮在世时，曾不遗余力，五次北伐，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打败魏国，但确实收到了上述政治上争取优势、军事上争取主动的效果。诸葛亮死后，刘禅继续推行这一既定国策。但是，这时的蜀汉，进行伐魏战争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由于诸葛亮已不在世，伐魏事业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得力统帅，人们的信心开始丧失；另一方面，经过诸葛亮伐魏的多次战争消耗，本来就弱小的蜀汉，民力财力更形枯竭。所以，当时蜀汉朝野上下，多数人都主守不主战。但是刘禅还是念念不忘伐魏。就在诸葛亮死后第三年，即延熙元年，刘禅即欲利用魏国发生辽东之乱，乘机再举北伐。他对大将军蒋琬下诏，令其准备行动。诏书语气坚定，充满信心，而且明示了策略：“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10）后来，由于魏国迅速平定了辽东之乱，吴国亦因江夏之役新败于魏，未敢轻动，刘禅策划的这次北伐终未成行，但还是显示了他伐魏的决心。蒋琬死后，费祎继任大将军。费祎是主守派，对主战派姜维有所抑制。费祎死后，刘禅即让姜维大兴伐魏之师。由于频年用兵，民穷财困，加之军事上败多胜少，所以引起许多朝臣的反对。但刘禅还是支持姜维伐魏不止。诚然，刘禅的频繁伐魏，确实有所失策。失策不在伐魏，而在过于频繁。但无论如何，刘禅力排众议，坚持伐魏，至少表明他在政治上是有主见的。有主见不一定经常正确，或者说，有失策并不等于没有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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