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以一篇作品为例来说明文学作品的层次结构，鲁迅的《祝福》

Answer 1

从《祝福》看鲁迅小说的叙述结构
小说叙事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是对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特性进行分析的理论。与传统的小说批评相比，小说叙事学对小说进行叙事研究，给小说批评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深化了人们对小说这一文体特性的认识。
鲁迅的叙事性小说大都记叙了主要人物壮年之中走向死亡的大段经历，这与作家、理论家认为短篇小说“只是叙述一个事件”①，描写生活的“横断面”②，“写出故事中最精练最生动的一个场面”③等见解明显不同。
鲁迅的这类作品大都安置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并采用回忆的方式，将人物经历的片段显示在回忆的屏幕之上。这个叙述者的首要职能是结构职能，即使有情感的流露，也不是直接说明主题，而是或反讽、或衬托、或戏谑，发挥着不同的审美修饰作用。
普希金《驿站长》对鲁迅小说《祝福》的叙事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包括顺叙与倒叙双层叙事结构模式、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形式、“回归”叙事框架的运用，等等。在顺叙与倒叙双层叙事结构模式中，《祝福》的倒叙过程进一步消解叙事主人公对主体事件的影响，使主体事件呈现更加真实独立的原初状态；在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形式的采用中，《祝福》变《驿站长》单线多语叙述模式为立体多语叙述模式，刻意降低叙事主人公在叙事中所处的位置，解构叙事主人公的自我存在意识，从而成功地突出了主体事件本身，使主体事件的断片浑然而成一体；在“回归”叙事框架的运用中，《祝福》通过借鉴和巧妙的变通，采取“回归”中套“回归”的复合框架模式，使叙述更加灵活自然。④鲁迅的《祝福》在继承普希金《驿站长》叙事结构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了普希金的叙事技巧，实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的新突破。
鲁迅的小说《祝福》以叙事主人公回到故乡鲁镇，因经历祥林嫂的死引发对她生命片断的回忆，从而将小说的主体事件一一展现出来。小说开篇写“我”回到鲁镇，对祥林嫂的巨大变化感到诧异，不久又获悉她的死，且在“祝福”这样特殊的时间背景下。
“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连成一片了。”由此开始对祥林嫂一生的回溯。这是一个双层的叙事结构：“我”回到鲁镇的所见所闻都是以顺叙的方式展现；而祥林嫂从第一次到鲁家做女工，被婆婆掠走再嫁，丧夫丧子后第二次到鲁家做女工，直至沦为乞丐的过程都是以倒叙的模式呈现的。
叙事主人公在倒叙部分中不是事件的转述者，却是事件的主体叙述者：“我”亲身经历主体事件的片断，祥林嫂两次做女工，“我”都在场。《祝福》中叙事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事件做出任何判断或评价。“我”就是事件隐形的旁观者，是更为客观和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真实存在。叙事主人公虽然从属于主体事件，但“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主体事件的原始形态，与主体事件是相互独立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情节内容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是对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新拓展。
《祝福》采用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的方式。《祝福》的多语叙事模式呈现出更强的立体感和多面性。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做工，某日看到“夫家的堂伯”，作者安排鲁四老爷一句“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和叙事主人公“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间接展现了她来到鲁家之前的经历。叙事主人公是鲁家人，祥林嫂做女工之前发生过什么，“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由鲁四老爷推测比由叙事主人公直接说“她是逃出来的”更自然更可信。同理，作者又精心设置了卫家山卫老婆子这一重要人物，使之成为联系鲁家和祥林嫂的纽带，这样祥林嫂在鲁家以外的经历便得以合理展现。同时通过卫老婆子叙述（或转述）祥林嫂再嫁的过程，以及在祥林嫂第二次做女工时叙述祥林嫂丈夫的死。这样林嫂第一次做工被抢走和第二次又回来做工的原因都得以呈现，从而使得祥林嫂在鲁家的几度出现具有逻辑上的关联。而祥林嫂儿子死去的经过是祥林嫂自己叙述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内容在文中重复了两次，这不但展现了她受到连续打击后精神状态、性格变化之大，也进一步揭示并强调了她的悲惨经历，为她后来的死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另外，柳妈、四婶、鲁镇的人都间接地参与过主体事件的叙述，使作品呈现多声部、多角度的叙事形态，叙事主人公的声音逐渐隐没在多语叙事的声音中，其在主体事件中的位置也不断降低。可以说《祝福》通过多语叙事模式将主体事件的碎片缝合得天衣无缝，更加生动和完美地展现出了事件的原初形态。
为了完成双层叙事结构和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模式，《祝福》采用“回归”叙事框架。《祝福》中虽然只有一次“我”到鲁镇的经历，“回归”框架却更加明显。首先鲁镇是“我”的故乡，已经为这一次“回归”做了铺垫；
其次，“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继而对祥林嫂所做的生动形象的肖像描写足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作者的语气和措辞，几乎不需要描写祥林嫂以前的样子，就可以想见其变化之大。值得注意的是，《祝福》中“我”的“回归”中还套着另一层“回归”，即祥林嫂第二次来鲁家做工，是对第一次做工的“回归”。对比两次的人物肖像描写，第一次“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脸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已经可以看出悲惨命运对主人公的打击，为叙事主人公“回归”时见到的“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的彻底变化做了准备。可以肯定，祥林嫂悲剧的巨大震撼力来自于社会罪责的深刻披露，来自于人物心灵的创痛和（下转页）（上接页）颤栗，从艺术上讲，则来自于叙述结构叙述视点的精心设计和妥贴安排，来自于情境的独特设计和多样化表现。
总的看来，鲁迅的人物小说因为表现人物经历的“纵切面”，包含着人物与社会生活情态的大量信息，展示着来自人物灵魂和社会群体意识方面的深刻意蕴等等，由于创作意图的一致，由于情境内涵和人物命运结局的类似，很容易导致这类小说叙事结构的单纯或者雷同。然而，鲁迅从单纯中创造变化，以丰富多样的表现方式创建丰富多样的审美效果，使这类小说同中见异，异彩纷呈，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