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以*考题*为话题,600字的作文,帮忙啊

Answer 1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讲陕西话???"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学校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
我记得自己在这所学校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中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的——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所学校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中考分数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
考试只不过是一个例行过程不过只要你比别人付出多一点的努力一定就可以超越!!

Answer 2

自2004年新课程标准颁布试行以及全国11个省市单独命题以来，高考作文的题目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状态，而这一两年来作文命题也向“内”转，其回归个人情感、意志、意识、心理等心灵坐标的悄然变化，和紧扣时局、呼应主流生活、折射当前社会价值判断体系两条发展轨迹的交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比如全国卷的《位置与价值》，暗合在当今中国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人们寻找发展机遇和自身定位的重要课题。这一类题目被认为正如全国卷Ⅰ作文试题题目那样——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但具体到全国各地考试题目的合理程度，从专家学者到坊间百姓，则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例如著名作家梁晓声赞叹北京卷的《说“安”》是“我活到50岁见到的作文考试最有技巧的题目”。他和曹文轩等名家均认为这一题目可以让考生比较自由地发挥。但陈晓明则认为正好相反，这个题目的局限性是比较统一模式化，给人发挥想象的空间不大，写作风格个性化的考生拿到这个题目会有点犯难。而许多网友们不约而同地指出，题目看似简单，其实需要很高的文化积累和文字控制能力。

　　对于上海卷，名作家叶兆言认为这次上海高考作文题目用意主要是考察中学生对于流行文化的了解，对于中学生而言还是比较好写的。而《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则指出，今年的题目因范围宽泛，有相当难度，考生容易陷入“吃不准”的境地。至于广东卷的《纪念》，不少评论均提到，认为这个题目体现了广东人四平八稳，踏实稳健、低调务实的作风。

　　对于山东卷的《双赢的智慧》，不少人认为贴近时代主流，立意高远，也有人认为该题目对于高中生生活实际有距离，显得大而无当；浙江、湖北的考题哲学思辨性很强，尤其是湖北卷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两句为题眼，既因内涵广博赢得喝彩，也因艰深而挨了不少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