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史卷二
名词解释:(100字以上)1.建安风骨2.正始之音3.太康文学4.齐梁文学集团5.永明体6.上官体论述(300字以上)1.陶渊明田园诗风格2.李白的艺术风格3.杜甫沉郁顿...
名词解释:(100字以上)
1. 建安风骨
2. 正始之音
3. 太康文学
4. 齐梁文学集团
5. 永明体
6. 上官体
论述(300字以上)
1. 陶渊明田园诗风格
2. 李白的艺术风格
3. 杜甫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
4. 王维的艺术风格,创作特色
5. 孟浩然的艺术风格,创作特色
6.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艺术特点(爱情说,政治说,矛盾说)
7. 初唐四杰文学史上地位,哪几个人,共创作倾向等
8. 陈子昂文学主张,文学地位,对文学史的影响
9. 曹植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10.李商隐的艺术特色 主要是齐梁文人集团、孟浩然的艺术风格及创作特色,陈子昂文学主张和文学地位及其对文学史的影响,初唐四杰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共同创作倾向,还有李商隐的艺术特色。急求呀,谢谢各位德才双兼的才子才女们~ 展开
1. 建安风骨
2. 正始之音
3. 太康文学
4. 齐梁文学集团
5. 永明体
6. 上官体
论述(300字以上)
1. 陶渊明田园诗风格
2. 李白的艺术风格
3. 杜甫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
4. 王维的艺术风格,创作特色
5. 孟浩然的艺术风格,创作特色
6.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艺术特点(爱情说,政治说,矛盾说)
7. 初唐四杰文学史上地位,哪几个人,共创作倾向等
8. 陈子昂文学主张,文学地位,对文学史的影响
9. 曹植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10.李商隐的艺术特色 主要是齐梁文人集团、孟浩然的艺术风格及创作特色,陈子昂文学主张和文学地位及其对文学史的影响,初唐四杰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共同创作倾向,还有李商隐的艺术特色。急求呀,谢谢各位德才双兼的才子才女们~ 展开
201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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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1、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所表现出的共同的文学倾向,他们高扬政治理想,展示强烈个性,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展现了东汉末年动荡的时代,形成了慷慨激昂、刚健有力的诗歌风格,所以被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人物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2、正始之音3、太康文学:太康年间,时局稳定,经济发展,诗人生活在比较优裕安适的环境中,价值司马炎提倡名教拉拢名士以求支持,所以形成了“士无特操”的局面,此时士人群体的普遍心态是求实逐利,求名自适,他们爱财、奢侈、情淡、纵欲。表面看他们风流潇洒,但内心却世俗平庸。醉心于物欲无任何理想色彩。发之于诗,多为写实的内容,建安诗歌的慷慨悲歌和建功立业的胸怀气概、正始诗歌的忧生之嗟和对政治恐怖的激愤均已消失,转而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方面下功夫,形成“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重摹拟、重形式技巧的特点,即刘勰所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太康诗风。4. 齐梁文学集团5.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是个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执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度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讲求平上去入四声的对称与错综之美的声调搭配原则。6. 上官体:上官仪是贞观诗坛的新秀他在贞观年间所作的应制诗,就以属对工切和写景的清丽婉转而显得很突出。这种笔法精细而秀逸浑成的诗作,把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一种新的诗体。上官体的特点是:(1)重视诗的形式技巧(2)追求声辞之美(3)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4)雍容典雅的气度。
二、论述5. 孟浩然的艺术风格,创作特色答:1、自然平淡,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贴近自己的生活,“余”、“我”等字样常出现早他的诗里。如《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出现在孟浩然诗里的景物描写,往往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加雕琢的特点。如《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写自己春晓时的感觉,诗语自然纯净而采秀内映。2、诗境明秀,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孟浩然一生多次出游,写了不少山水诗。遇景入咏时,常从高原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随意点燃的景物与情淡的思想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者,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写日暮泊舟时的“愁客”,寂寞惆怅的孤独心绪,因野旷天低、江清月近而愈显清远无际。语句平淡,淡的几乎看不到诗作的痕迹,而诗味却很醇厚。3、诗多单行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8、陈子昂文学主张和文学地位及其对文学史的影响答:陈子昂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他力主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最能体现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这正是被称为唐诗风骨的东西,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新内容。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陈子昂较早地在创作中自觉到了这一点,并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表述。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第一次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反对没有风骨、没有兴寄的作品。这样复归风雅的目的就不只是美刺比兴,而是要追踪多悲凉慷慨之气的建安风骨,寄托济世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在、与片面追求藻饰的齐梁宫廷诗风彻底划清了界限。其次,他提出了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连”的审美理想,要求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采的美结合起来,创造健康而美丽的文学。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影响了有唐一代,他对风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实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为后来唐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成为盛唐诗歌歌行将到来的序曲。因为经过九十余年的发展,初唐诗歌在题材范围的扩大、体物写景技巧的成熟、声律的完善和风骨的形成等诸多方面,已经为唐诗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0.李商隐的艺术特色答:李商隐诗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以很多的作品来表现晚唐士人的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他的诗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七绝。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藉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再如《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体,语言绮丽儿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但爱用冷僻的典故,故诗中意象特别美丽,而整体意旨往往隐晦。李商隐将人生感慨的抒写向更深细隐微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致的艺术形式表达怅惘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其佳者深婉精丽、韵味深厚,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富于象征暗示色彩,有朦胧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商隐的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他的绝句中反映身世之感的较多,深刻反映了衰败的时代士人心态,写的深情绵邈,沉博绝丽,有的比较隐晦,但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情思,而且很伤感。如:《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时事、身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的美,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细美幽约、朦胧含蓄,为感伤惟美的文学典型。
二、论述5. 孟浩然的艺术风格,创作特色答:1、自然平淡,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贴近自己的生活,“余”、“我”等字样常出现早他的诗里。如《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出现在孟浩然诗里的景物描写,往往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加雕琢的特点。如《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写自己春晓时的感觉,诗语自然纯净而采秀内映。2、诗境明秀,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孟浩然一生多次出游,写了不少山水诗。遇景入咏时,常从高原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随意点燃的景物与情淡的思想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者,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写日暮泊舟时的“愁客”,寂寞惆怅的孤独心绪,因野旷天低、江清月近而愈显清远无际。语句平淡,淡的几乎看不到诗作的痕迹,而诗味却很醇厚。3、诗多单行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8、陈子昂文学主张和文学地位及其对文学史的影响答:陈子昂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他力主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最能体现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这正是被称为唐诗风骨的东西,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新内容。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陈子昂较早地在创作中自觉到了这一点,并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表述。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第一次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反对没有风骨、没有兴寄的作品。这样复归风雅的目的就不只是美刺比兴,而是要追踪多悲凉慷慨之气的建安风骨,寄托济世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在、与片面追求藻饰的齐梁宫廷诗风彻底划清了界限。其次,他提出了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连”的审美理想,要求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采的美结合起来,创造健康而美丽的文学。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影响了有唐一代,他对风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实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为后来唐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成为盛唐诗歌歌行将到来的序曲。因为经过九十余年的发展,初唐诗歌在题材范围的扩大、体物写景技巧的成熟、声律的完善和风骨的形成等诸多方面,已经为唐诗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0.李商隐的艺术特色答:李商隐诗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以很多的作品来表现晚唐士人的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他的诗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七绝。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藉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再如《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体,语言绮丽儿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但爱用冷僻的典故,故诗中意象特别美丽,而整体意旨往往隐晦。李商隐将人生感慨的抒写向更深细隐微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致的艺术形式表达怅惘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其佳者深婉精丽、韵味深厚,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富于象征暗示色彩,有朦胧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商隐的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他的绝句中反映身世之感的较多,深刻反映了衰败的时代士人心态,写的深情绵邈,沉博绝丽,有的比较隐晦,但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情思,而且很伤感。如:《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时事、身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的美,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细美幽约、朦胧含蓄,为感伤惟美的文学典型。
201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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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
【作 者】普慧
【作者简介】普慧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南朝(420—589)文学可谓士族、宫廷和家族的文学。在宋、齐、梁、陈四朝中,刘宋虽历时60年,占整个南朝的1/3还强,但因其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只具有过渡期的特点;陈朝33年,时间不长,且国力衰微、地域日缩,文化愈趋萎靡,已不足与北方相抗衡,又下转隋朝,亦仅具过渡性的特点。所以,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南朝文学特征的是齐梁文学。
南朝各代皇室皆出身于武将,他们对士族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接受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士族文人的贵族气息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高和培养起来的。他们以手中强大的政治权力、丰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文化特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与士族融合。南朝初期的刘宋皇室成员,大多表现出“老兵”、“劲卒”的武夫形象。刘宋文学完全是士族文学,皇室实在是不登文学殿堂的。皇室对士族文人除了政治而外,缺乏其它吸引力和号召力。萧齐一代,皇室的文化修养大大提高。齐高帝萧道成十三岁即受学于鸿儒雷次宗,对诗文颇有鉴赏力。其他诸王也比刘宋皇室喜好文化。齐武帝萧赜虽极重治世,但亦认为“文章诗笔,乃是佳事。”(《南齐书·萧长懋传》)其子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更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他们接纳文士,网罗人才,把文学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萧梁一代,武帝萧衍及其诸皇子的文学素养之深厚、思想理论之精邃、创作实践之成熟,已与士族文人无异。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对士族文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帝王核心地位的不断稳固,皇室文学修养的极大提高,广招文士的蔚然成风,文人学士的望风相投,为以皇室为核心的文学集团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在齐梁不到80年的时间里,便出现了三个以皇室为核心的庞大的文学集团。这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以帝王之尊,积极参加并领导文学创作,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热潮,参与的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之多,产生的文学作品之富,是空前的。这是齐梁文学得以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齐梁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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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齐一代,皇室接纳文士已渐成风气。除竟陵王萧子良外,文惠太子萧长懋、豫章王萧嶷、随郡王萧子隆都曾招引文士。然其规模与名气皆无法与萧子良相比。史称,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南齐书·萧子良传》)永明五年(487),萧子良移居鸡笼山, 天下文士纷纭而至,迅速形成了一个以萧子良为核心的西邸文学集团。“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本纪·武帝上》)“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琊王融、陈郡谢脁、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梁书·沈约传》)“竟陵王子良好文学,我高祖(萧衍)、王元长、谢玄晖、张思光、何宪、任昉、孙广、江淹、虞炎、何僴、周颙之俦,皆当时之杰,号士林也。”(萧绎《金娄子·说蕃》)“(张充)与琅邪王思远、同郡陆慧晓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梁书·张充传》)“司徒文宣王及张融、何胤、刘绘、刘掞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慧皎《高僧传·法安传》)所谓“八友”、“得人”、“士林”、“宾客”、“法友”,皆为直接出入于西邸的文人。其他还有王僧孺等,“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南史·王僧孺传》)柳恽,“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梁书·柳恽传》)宗夬,“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梁书·宗夬传》)谢璟,“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璟亦预焉。”(《梁书·谢徵传》)江革,“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梁书·江革传》)在并游西邸的这些人当中,周颙、王俭、沈约原为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幕僚。周颙原“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随府转征北。文惠太子在东宫,颙还正员郎,始兴王前军咨议。直侍殿省,复见赏遇。”(《南齐书·周颙传》)王俭曾为文惠太子少傅,“永明三年(485 )(文惠太子)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适句令太仆周颙撰为义疏。”(《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这三人中,沈约依附萧长懋时间最长,也最为萧长懋赏识。萧长懋入居东宫后,沈约为步兵校尉、管书记。“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所谈,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梁书·沈约传》)由于萧子良对兄长萧长懋“甚相友悌”(《南齐书·萧子良传》),二人感情笃厚,其文学活动多集中于一起,所以,仕东宫太子的周颙、王俭、沈约等也就成了萧子良的座上客,并引为子良的知己,成为西邸文学集团的主将。
从庞大的西邸集团成员的构成因素来看,既有政治的结盟,又有文学的结社。在子良周围,范云、王融、沈约不仅是子良的文友,而且是子良政治上的支持者。范云在“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始随王,王未之知也。会游秦望,使人视刻石文,时莫能识,云独诵之,王悦,自是宠冠府朝。”(《梁书·范云传》)从建元初至永明末,范云一直追随于子良的身边。王融可谓是子良最为坚定的拥戴者,为了扶助子良即帝位,还搭上了性命。“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南齐书·王融传》)永明末,“世祖疾笃暂绝,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上既苏,太孙入殿,朝事委高宗(萧鸾)。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释服还省。……郁林(萧昭业)深忿疾融,即位十余日,……诏于狱赐死。”(同上)沈约曾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子良病逝, 沈约因与子良过密而被萧昭业外放为东阳太守。张融、柳恽亦曾为子良幕僚,“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经佐吏,哭辄尽恸。”(《南齐书·张融传》)除上述诸人之外,其他人游于西邸,多是以宾客、文士的身份,在政治上与萧子良的关系似乎不是太深。因此其活动也就多为文学方面的。“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南史·王僧孺传》)萧子良本人的文学创作水平并不高,“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乏文彩,多是劝戒。”(《南齐书·萧子良传》)但他以亲王之尊,极有兴趣地组织文学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坛盟主。西邸文学集团的活动远不限于文学,但就其主要成就来说,则是在文学方面的。周颙、沈约创立的诗歌声律论以及王融、谢脁、沈约、刘绘等将声律论运用到具体的诗歌创作的实践而创立的永明体,虽然给齐梁文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刻意追求诗歌声律而忽视诗歌的自然美,但对后世近体诗的创立,无疑是功不可没的。这样追求同一文学审美趣味的集体创作,显然是在一定的文学集团内相互交流、切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应该说,诗歌声律论的提出和永明体的创立,是文学集团的集体成果。永明体是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 。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8位文学家: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都是永明体诗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 、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先后有90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上官体
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 上官仪(约608~664),初唐贞观诗坛的新秀。因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文并绮艳”。擅五言,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 《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归纳了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他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它为诗歌的趋于格律化提供了新的范式,正是齐梁以来新体诗过度到沈、宋律诗的一座桥梁。
【作 者】普慧
【作者简介】普慧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南朝(420—589)文学可谓士族、宫廷和家族的文学。在宋、齐、梁、陈四朝中,刘宋虽历时60年,占整个南朝的1/3还强,但因其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只具有过渡期的特点;陈朝33年,时间不长,且国力衰微、地域日缩,文化愈趋萎靡,已不足与北方相抗衡,又下转隋朝,亦仅具过渡性的特点。所以,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南朝文学特征的是齐梁文学。
南朝各代皇室皆出身于武将,他们对士族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接受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士族文人的贵族气息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高和培养起来的。他们以手中强大的政治权力、丰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文化特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与士族融合。南朝初期的刘宋皇室成员,大多表现出“老兵”、“劲卒”的武夫形象。刘宋文学完全是士族文学,皇室实在是不登文学殿堂的。皇室对士族文人除了政治而外,缺乏其它吸引力和号召力。萧齐一代,皇室的文化修养大大提高。齐高帝萧道成十三岁即受学于鸿儒雷次宗,对诗文颇有鉴赏力。其他诸王也比刘宋皇室喜好文化。齐武帝萧赜虽极重治世,但亦认为“文章诗笔,乃是佳事。”(《南齐书·萧长懋传》)其子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更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他们接纳文士,网罗人才,把文学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萧梁一代,武帝萧衍及其诸皇子的文学素养之深厚、思想理论之精邃、创作实践之成熟,已与士族文人无异。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对士族文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帝王核心地位的不断稳固,皇室文学修养的极大提高,广招文士的蔚然成风,文人学士的望风相投,为以皇室为核心的文学集团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在齐梁不到80年的时间里,便出现了三个以皇室为核心的庞大的文学集团。这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以帝王之尊,积极参加并领导文学创作,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热潮,参与的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之多,产生的文学作品之富,是空前的。这是齐梁文学得以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齐梁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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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齐一代,皇室接纳文士已渐成风气。除竟陵王萧子良外,文惠太子萧长懋、豫章王萧嶷、随郡王萧子隆都曾招引文士。然其规模与名气皆无法与萧子良相比。史称,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南齐书·萧子良传》)永明五年(487),萧子良移居鸡笼山, 天下文士纷纭而至,迅速形成了一个以萧子良为核心的西邸文学集团。“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本纪·武帝上》)“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琊王融、陈郡谢脁、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梁书·沈约传》)“竟陵王子良好文学,我高祖(萧衍)、王元长、谢玄晖、张思光、何宪、任昉、孙广、江淹、虞炎、何僴、周颙之俦,皆当时之杰,号士林也。”(萧绎《金娄子·说蕃》)“(张充)与琅邪王思远、同郡陆慧晓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梁书·张充传》)“司徒文宣王及张融、何胤、刘绘、刘掞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慧皎《高僧传·法安传》)所谓“八友”、“得人”、“士林”、“宾客”、“法友”,皆为直接出入于西邸的文人。其他还有王僧孺等,“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南史·王僧孺传》)柳恽,“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梁书·柳恽传》)宗夬,“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梁书·宗夬传》)谢璟,“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璟亦预焉。”(《梁书·谢徵传》)江革,“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梁书·江革传》)在并游西邸的这些人当中,周颙、王俭、沈约原为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幕僚。周颙原“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随府转征北。文惠太子在东宫,颙还正员郎,始兴王前军咨议。直侍殿省,复见赏遇。”(《南齐书·周颙传》)王俭曾为文惠太子少傅,“永明三年(485 )(文惠太子)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适句令太仆周颙撰为义疏。”(《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这三人中,沈约依附萧长懋时间最长,也最为萧长懋赏识。萧长懋入居东宫后,沈约为步兵校尉、管书记。“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所谈,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梁书·沈约传》)由于萧子良对兄长萧长懋“甚相友悌”(《南齐书·萧子良传》),二人感情笃厚,其文学活动多集中于一起,所以,仕东宫太子的周颙、王俭、沈约等也就成了萧子良的座上客,并引为子良的知己,成为西邸文学集团的主将。
从庞大的西邸集团成员的构成因素来看,既有政治的结盟,又有文学的结社。在子良周围,范云、王融、沈约不仅是子良的文友,而且是子良政治上的支持者。范云在“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始随王,王未之知也。会游秦望,使人视刻石文,时莫能识,云独诵之,王悦,自是宠冠府朝。”(《梁书·范云传》)从建元初至永明末,范云一直追随于子良的身边。王融可谓是子良最为坚定的拥戴者,为了扶助子良即帝位,还搭上了性命。“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南齐书·王融传》)永明末,“世祖疾笃暂绝,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上既苏,太孙入殿,朝事委高宗(萧鸾)。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释服还省。……郁林(萧昭业)深忿疾融,即位十余日,……诏于狱赐死。”(同上)沈约曾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子良病逝, 沈约因与子良过密而被萧昭业外放为东阳太守。张融、柳恽亦曾为子良幕僚,“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经佐吏,哭辄尽恸。”(《南齐书·张融传》)除上述诸人之外,其他人游于西邸,多是以宾客、文士的身份,在政治上与萧子良的关系似乎不是太深。因此其活动也就多为文学方面的。“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南史·王僧孺传》)萧子良本人的文学创作水平并不高,“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乏文彩,多是劝戒。”(《南齐书·萧子良传》)但他以亲王之尊,极有兴趣地组织文学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坛盟主。西邸文学集团的活动远不限于文学,但就其主要成就来说,则是在文学方面的。周颙、沈约创立的诗歌声律论以及王融、谢脁、沈约、刘绘等将声律论运用到具体的诗歌创作的实践而创立的永明体,虽然给齐梁文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刻意追求诗歌声律而忽视诗歌的自然美,但对后世近体诗的创立,无疑是功不可没的。这样追求同一文学审美趣味的集体创作,显然是在一定的文学集团内相互交流、切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应该说,诗歌声律论的提出和永明体的创立,是文学集团的集体成果。永明体是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 。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8位文学家: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都是永明体诗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 、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先后有90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上官体
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 上官仪(约608~664),初唐贞观诗坛的新秀。因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文并绮艳”。擅五言,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 《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归纳了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他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它为诗歌的趋于格律化提供了新的范式,正是齐梁以来新体诗过度到沈、宋律诗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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