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州的历史？
万州历史悠久，历史悠久，名人荟萃。 早在西周，其地属秦，置巴郡。秦一统天下后，分置三十六郡，川东始置县，以“万川毕汇”、“万商毕集”而得名,是长江十大港口之一。
长江三峡西段，跨大巴山、巫山、七曜山和盆东平行岭谷区，地处三峡工程库区腹地，举世闻名的大、小三峡均在其中。它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东隅，扼川江咽喉，东临三峡。
水路上距重庆327公里，下距宜昌321公里，为川东水陆要冲，素有“川东门户”之称。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大溪文化”。
这里的阳光雨露，造就了巴蔓子、严颜、甘宁、秦良玉等历代忠烈战将，哺育了刘伯承、林铁、薛子正、彭咏梧等民族精英，养育了刘诗白、巴识途、何其芳、刘淑芳等天赋学子。
这里的名山大川，吸引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诸葛亮、张飞、张献忠、李来享等曾在 钟鼓楼这里演出一幕幕悲壮剧。
夏商属梁州地，周属巴子国，秦属巴郡朐忍县。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刘备分朐忍地置羊渠县，治城今长滩，为万州建县之始。
蜀汉建兴八年（230），省羊渠置南浦县，治城迁至今万州区南岸。西魏废帝二年（553），改南浦为鱼泉县，徙治江北（今万州区环城路）。
北周时期（557－584），先改鱼泉县为安乡县，后又改万川县，与南州和万川郡同治。隋开皇十年（598），废万州郡，改万川县为南浦县，与南州同治。
炀帝大业三年（607），省南州、南浦县归属巴东郡。唐武德二年（619）置南浦郡，领梁山、南浦、武宁3县；武德八年改南浦郡为浦州。
贞观八年（634）改浦州为万州，天宝元年（742）改万州为南浦郡，乾元元年（758）恢复万州，仍与南浦县同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省南浦县入万州，领武宁一县。
明洪武四年（1317），并武宁县入万州，六年（1373）降万州为万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设万县专区。1917年3月，英国控制的重庆海关在万县城东钟鼓楼上游锦江台处正式设立分关。
1925年7月，段祺瑞政府宣布万县正式开埠，从此万县成为四川省第二个直接报关出口的通商口岸。杨森于1928年成立万县市,自任市长,认为“入其国，田野不辟，教化不修，不可谓之治国。
入其市，道涂泥泞，尘秽山积，不可谓之良市”。他“仿欧美各国，移风易俗”，着力推行其“新政”，大刀阔斧开始市政建设，委任留日学生任海暹为工程师。
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新城，先后修整环城路、文明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西山路、果园前路、果园后路、长城路、望江路、电报路等12条泥结碎石马路。
动工兴建万安桥、福星桥；开辟钟鼓楼、南津街两处新市场；兴建西山公园，建成高大的西式钟楼，为长江沿岸仅次于上海、武汉的第三大钟楼，至今仍是万州的标志性建筑。
继而整顿市容，规划区域，划定商铺、住宅地段，修建公厕，古老的万州面貌一新，商业日臻繁盛，一跃成为四川的三大城市之一，有“成、渝、万”之称。
1950年设万县专区，属川东行署区。万县专署驻万县市，辖万县（驻沙河镇）、开县、城口（驻复兴镇）、巫溪、云阳、奉节、巫山、忠县等8县。1952年万县专区属四川省领导。
原由川东行署直辖的万县市划归万县专署领导。辖1市、8县。 1953年万县市改为省辖市，委托万县专署代管。原大竹专区所属梁平县划入万县专区。辖1市、9县。
1970年万县专区改称万县地区，地区驻万县市。辖万县市及万县（驻沙河镇）、开县、城口（驻复兴镇）、巫溪、巫山、奉节、云阳、忠县、梁平等9县。
2005年，撤销龙宝、天城、五桥3个移民开发区，由万州区直接管理镇乡、街道，辖13个乡、28个镇、11个街道，幅员面积3457平方千米。
2005年6月24日，万州区人民政府驻地由太白岩街道迁至陈家坝街道（即由高笋塘82号迁至天城大道756号）2010年，重庆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已全面完成。
万州是最大的三峡移民区，迁入移民26.3万人，三峡库区有1/5移民迁移到万州。万州因成为三峡移民的主要迁入地，规模扩大，变成重庆第二大城。
扩展资料：
万州区地处四川盆地东缘，重庆市东北边缘，面积345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0万亩，其中田58.49 万亩；大于25度坡地50.14 万亩，其中旱地32.49万亩），城市面积32.5 平方公里。
区内山丘起伏，最高点普子乡沙坪峰，海拔1762 米，最低点黄柏乡处长江边，海拔106 米，西北部高升乡凤山材肖垭口，海拔高度为1373.3 米，境内相对高差分别为184.5 米、1266.8 米。
低山、丘陵面积约占四分之一，低中山和山间平地面积约占四分之一，极少平坝和台地，且零星散布。境内河流纵横，河流、溪涧切割深，落差大，高低悬殊，呈枝状分布，均属长江水系。
长江自西南石柱、忠县交界的长坪乡石槽溪（海拔118米）入境，向东北横贯腹地，经黄柏乡白水滩（海拔106米）流入云阳县，流程80.4公里。
境内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江北的苎溪河、渡河、石桥河、汝溪河、浦里河，江南的泥溪河、五桥河、白水溪河共八条，溪沟93条，总水域面积为16.3万亩（108.66平方千米）。
境内出露地层的地质年代多见于中生代三叠纪和侏罗纪，形成时间距今2.3~1.37亿年，以侏罗纪分布最广，三叠纪次之，局部地方有距今2.85~2.3亿年的古生代二叠纪地层。
也有距今250万年的新生代第四纪地层，境内地质构造线，属新华夏系第三巨型隆起带武陵山褶皱带西缘与大巴山弧形褶皱带控制的四川菱形构造盆地的北东三北东方向延伸出境外。
消失于七曜山背斜构造的北西侧，形成向突向北西的万县弧形构造线。万州区境内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带，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多雾；夏热，多伏旱；春早，气温回升快而不稳定。
秋长，阴雨绵绵，以及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天气温和，无霜期长，霜雪稀少。境内多年平均气温17.7 ° C ，最高年平均气温19.0 ℃ （1982 年），最低平均气温17.6 ℃（1974 年）。
多年极端最高气温为41 ℃ （1972 年8月26日），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7 ℃ （1955 年1月27日，1975 年12月15日），多年平均年日照时数1484.4小时，最高年日照时数1713小时。
最小年日照时数924小时，据境内大滩口水文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降水1243毫米，最多年降水量为1549.6毫米（1982 年）。最低年降水量为981.9 毫米（1976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万州区
夏商属梁州地，周属巴子国，秦属巴郡朐忍县。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刘备分朐忍地置羊渠县，治城今长滩，为万州建县之始。蜀汉建兴八年（230），省羊渠置南浦县，治城迁至今万州区南岸。西魏废帝二年（553），改南浦为鱼泉县，徙治江北（今万州区环城路）。北周时期（557－584），先改鱼泉县为安乡县，后又改万川县，与南州和万川郡同治。隋开皇十年（598），废万州郡，改万川县为南浦县，与南州同治。炀帝大业三年（607），省南州、南浦县归属巴东郡。
唐武德二年（619）置南浦郡，领梁山、南浦、武宁3县；武德八年改南浦郡为浦州。贞观八年（634）改浦州为万州，天宝元年（742）改万州为南浦郡，乾元元年（758）恢复万州，仍与南浦县同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省南浦县入万州，领武宁一县。明洪武四年（1317），并武宁县入万州，六年（1373）降万州为万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设万县专区。
1917年3月，英国控制的重庆海关在万县城东钟鼓楼上游锦江台处正式设立分关。1925年7月，段祺瑞政府宣布万县正式开埠，从此万县成为四川省第二个直接报关出口的通商口岸。杨森于1928年成立万县市,自任市长,认为“入其国，田野不辟，教化不修，不可谓之治国；入其市，道涂泥泞，尘秽山积，不可谓之良市”。他“仿欧美各国，移风易俗”，着力推行其“新政”，大刀阔斧开始市政建设，委任留日学生任海暹为工程师，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新城，先后修整环城路、文明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西山路、果园前路、果园后路、长城路、望江路、电报路等12条泥结碎石马路；动工兴建万安桥、福星桥；开辟钟鼓楼、南津街两处新市场；兴建西山公园，建成高大的西式钟楼，为长江沿岸仅次于上海、武汉的第三大钟楼，至今仍是万州的标志性建筑。继而整顿市容，规划区域，划定商铺、住宅地段，修建公厕，古老的万州面貌一新，商业日臻繁盛，一跃成为四川的三大城市之一，有“成、渝、万”之称。
1950年设万县专区，属川东行署区。万县专署驻万县市，辖万县（驻沙河镇）、开县、城口（驻复兴镇）、巫溪、云阳、奉节、巫山、忠县等8县。 1952年万县专区属四川省领导。原由川东行署直辖的万县市划归万县专署领导。辖1市、8县。 1953年万县市改为省辖市，委托万县专署代管。原大竹专区所属梁平县划入万县专区。辖1市、9县。 1970年万县专区改称万县地区，地区驻万县市。辖万县市及万县（驻沙河镇）、开县、城口（驻复兴镇）、巫溪、巫山、奉节、云阳、忠县、梁平等9县。
一些谎言传得久了，不仅别人不得不信，最后连造谣者自己也会深信不疑了。所以，才会到今天，还有弱智相信万州人自己杜撰的那些所谓“城市宣传”。
直到东汉三国，万州才有建县。是四川盆地沿江城市中，历史建制几乎最晚的一个小县城。由当时奉节巴东郡拆分下属云阳朐忍县而得；南北朝北周时期，奉节信州总管府改安乡县置“万川县”，万州始得名“万”字。
在漫长的古代，万县只是长江边上一个“大船不常停靠”的普通过路小站，并不是什么交通枢纽，更不是一些文盲瞎吹的“川东门户”，其地位甚至不如临近的丰都高家镇、石柱西沱镇！！所以，古代的万州一直属于落后地区，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直到南宋，陆游《偶忆万州戏作短歌》，还讥讽万州是天下最穷的地方：“峡中天下最穷处，万州萧条谁肯顾？”《老学庵笔记》载：“忠州在峡路，与万州最好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不仅如此，《夷坚志》蜀梁二虎关于万州的记载也与陆游诗文对照：“（蜀中）万州尤为荒寂，略无市肆。”
（一）为什么说“民国四川万县只有走私，并没有被外国开埠”？
其实，编造万县“民国开埠”本身就有悖历史常识，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
近代，中国被迫开埠并非光彩之事，特指“晚清西方列强强占中国关税”的一段丧权辱国外交。民国之后，中华民族主义兴起，“收复关税自主权”、“争取修约或废约”一直是历届民国政府外交首要目标之一，地方军阀更是千方百计想独霸一方税源，怎么可能会允许外国人再在中国开埠？！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国殖民者曾强迫当时的清政府增开“夔府(今奉节)所辖之万县”为新的通商口岸，企图将“万县小码头”从“奉节夔关监督”管辖区，划归“英属重庆殖民海关”管辖。但因“经费浩大、手续繁难、非一时所能猝办”，加之奉节夔府“民众激愤”，万县本地“民情惶恐，万不可行”，故并未开埠。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垮台，四川长期军阀割据，最终不了了之。
民国时期，经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四川先后设置的税关仅有“奉节夔关、重庆关、成都关、雅安关、宁远关”。1917年，少数外国不法商人利用四川军阀混战之机，跑到万县私自从事进出口交易。据此，部分万县人坚持认为民国万县是重庆殖民海关的分关。
不过，民国官方档案清楚表明“依照法定程序，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从没公开正式宣布万县为开放口岸”。关于这一点，万州本地学者也承认。这意味着“民国万县私自开放口岸”并没得到国家的最终认可，不具法律效力。非法从事进出口交易在法律上属于“走私”，性质比开埠更恶劣！所以说，所谓的“民国万县开埠史”其实只是少数外国不法商人钻四川军阀混战的空子，私建的走私窝点，民国万县从未被外国开埠！事实上，民国万县也从没有过外国开埠的领事馆，更无外国租界。
民国北京政府末期，北洋军阀“武力统一四川”之后，为募集军资曾于1925年短暂“辟万县为商埠”徵收关税，不过，随着政权更迭，很快不了了之。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新《海关进出口税则》，宣告中国关税自主，正式裁撤内地税局及煤油统税徵收局。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军阀“辟商埠”与晚清外国强迫中国“开埠”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中国军阀为募集军资，强夺民利，纯属中国内政；而后者是外国强迫中国开埠，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民国时期，被四川军阀辟为商埠的还有成都等其他城市，但都与清末重庆“被外国殖民者开埠”的性质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近代历史上长江上游只有重庆曾被西方殖民者开过埠！
（二）为什么说“民国四川万县从没有建市”？
判断民国万县是否有过建市，其实很简单，只需核查民国档案，看是否有当时官方的正式批文、程序是否合法、组织机构是否完整有效。但遗憾的是，民国万县居然没有一条符合规定！
众所周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四川曾长期军阀混战。1922年，原川军第二军刘湘因私下勾结外省鄂军，企图借外力消灭川军第一军，引发四川军阀联名声讨，而被迫宣布隐退。杨森由此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接替刘湘，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同年7月，杨森攻击川军第一军失利，从重庆败退到下川东，割据夔府（今奉节）。川军第一军鲁平舟部抓住战机“夜袭夔府”，以少胜多大败杨森的1万军马。杨森连夜逃出奉节，投奔湖北鄂军，从此改换门庭归顺北洋军阀吴佩孚。
1923年，杨森在吴佩孚扶持下打回四川，1924年在成都就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成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可惜，好景不常。随着吴佩孚政权垮台，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杨森失去靠山，但又不甘心就此让出四川军政大权，打算武力统一全川，结果反被刘湘、袁祖铭的“川黔联军”逐出成都。1925年11月，杨森在奉节夔府码头乘“美滩轮”再次黯然离川，逃往汉口投奔吴佩孚。
1926年1月，重庆刘湘与黔军袁祖铭因利益纷争决裂，四川战事再起。黔军趁刘湘参加成都会议之机占领重庆，随后迅速东进，企图以重兵封锁川省门户夔门，从而控制四川全局。2月18日黔军攻占忠县，与退守万县的川军形成对峙。杨森旧部唐式遵、潘文华、张邦本等人联名倡议请杨森回川主持大计。杨森借机从汉口乘船返川，3月1日直接抵达川黔两军对峙的万县小城，随即宣布成立所谓的“四川讨贼军总部”，开始以万县为新基地，重新培植势力。最终，黔军在杨森、刘湘等川军共同夹击之下退出四川，刘湘也于6月6日返回老巢重庆。
至此，1926年～1928年杨森临时割据下川东的万县小城，与上川东的重庆刘湘抗衡。杨森虽只是个过路军阀，占领万县的时间也并不长，但仰仗北洋军支持，居然一番折腾，在万县大搞起基地建设，让万县这个小城破天荒开始发迹。野心膨胀的杨森甚至私自把下川东的军政公署从夔州(今奉节)迁至自己的万县基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包括杨森在内的四川各路军阀纷纷倒戈，宣布归顺南京政府。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通过《特别市组织法》与《市组织法》，并于7月3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执行。《市组织法》共计7章42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人口满20万以上之都市，得依所属省政府之呈请暨国民政府之特许建市。”
客观上，依照这个《市组织法》，民国时期的万县根本达不到建市的最低标准！但1928年11月，一贯骄狂的军阀杨森在既无申报、更无批准的前提下，自己宣称“万县建市”。也就是说，号称“比1929年重庆建市还早的民国万县建市”不过是一个地方军阀自不量力的“自批”闹剧。而且，这场闹剧也只维持了短短的50余天，随着“下川东之战”爆发，“自批市长”杨森就被重庆刘湘赶出了万县。杨森狼狈逃往川东北，寄人篱下，从此一蹶不振，“万县建市”闹剧实际就已结束。对于再次成为丧家之犬的杨森，南京政府下令“川军各将领协同堵截，勿予收容”。
（三）民国，重庆、万州实际都是军阀“自批”建市，
民国，四川建市者仅3个：“成都、重庆、自贡”，但只有“成都”是1928年经四川省政府刘文辉申报、获得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程序合法的中国首批、四川唯一一个建市的城市。
重庆、万县实际都是地方军阀“自批”的市。只不过，“重庆1929年刘湘自批建市”在1934年最终获得国民政府承认，正式成为普通“乙种市”，而“万县1928年杨森自批建市”因为自始至终根本达不到建市的最低标准，所以从没被国民政府承认过，属非法建市。
至于自贡1939年突然建市，纯粹只是因为抗战时期，四川大后方物质基地建设的需要，将原“富顺县自流井盐场+荣县贡井盐场”合并，主要由大批劳工短时间拼凑成的一个“非农户口”集聚区。类似于攀枝花、大庆，都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矿区类城市。
另外，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地方行政区是“省、县”两级制，普通“省辖市”与“县”同级，都是省辖，并不比“县”高一等。甚至不如县。例如，抗战时期，自贡虽然建市，但一直隶属“隆昌县的隆富师管区”军政府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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