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能静是怎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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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小孩，泪为自己流
童年在台湾、香港、日本三地的漂泊
童年时代的伊能静命运悲惨，母亲之前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作为军人的父亲，男权主义非常严重，一心只想要个男孩子。然而，当她呱呱坠地时，父亲再次失望了。不久，父亲便和母亲离了婚。
可以说，童年时期，伊能静从没有真正感受过父母之爱，尤其是父爱。她长大后，回忆自己特别害怕一个人过生日。因为小时候父母从不跟自己过生日，她认为自己的童年是被忽略掉的。
在台湾出生后不久，她就被送去眷村由养母抚养。养母对她很好，但养母有时不经意间显现的不当她是自己的孩子的感觉，让幼时的伊能静很伤心。那时，因为养母卖冰棍，没法时刻看着她，怕她走丢。于是，养母常用链子拴着伊能静。因为周围没有年龄相仿的玩伴，伊能静小时候最常玩耍的伙伴，就是路边的狗。无法改变的现实，让伊能静自小就学会孤单面对生命。小时候她会拿着一个小木板凳坐着，看窗外的汽车开过去，然后就在那里数：黄色的一，黑色的一，黄色的二，黑色的二......那时的她处于一个非常封闭独处的状态。
6岁时被送往香港的姐姐处，读完小学后返回台湾不久，因母亲嫁给一个日本人，12岁的伊能静又随母亲前往日本。
16岁时出道初的艰辛
14岁时，因为不愿看着母亲继续在日本过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的生活。伊能静便开始在餐馆打工挣钱，希望有一天能攒够钱，能养家，使母亲能回到熟悉的台湾。在餐馆打工的收入显然是杯水车薪，赚钱养家的愿望短时间内仍难以实现。
16岁那年，一张证件照，让伊能静遇到了当时台湾很红的歌手刘文正。刘文正一眼看中她，希望签她做歌手。为尽快挣够钱，伊能静16岁时，不顾母亲的反对，靠着打工挣的钱买了机票，飞回了台湾。
母亲为逼她回头，断了她的生活费。伊能静刚刚回台湾时，水土不服，着实病了好一阵子。当时她既不能录音出唱片，也无法做任何的工作，仅仅靠着唱片公司给的薪水和偶尔上电视的录影费过日子。每天只靠几片面包，喝白开水，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非常艰难。有好几次，她想回日本，却又想：“不做出什么成绩前，绝不回去。”
18岁时父亲过世
好不容易那段日子捱过了，可不久，伊能静又一次面临着人生打击：父亲去世了。
虽然父亲在生前和她的接触并不多，但伊能静一直觉得应该要弥补一下父女的感情：“我对我父亲没有任何的偏见。有次因为我未成年，没有办法签唱片合约，我父亲应该要帮我签。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相处，开始时感觉有一点尴尬。但是后来那种尴尬的感觉慢慢淡下来了，我可以感受得到，他还是我父亲，他和我有很像的地方。”
伊能静遗憾的是，父亲在帮她签完约之后不久就出车祸身亡。1987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到伊能静的唱片公司对刘文正说：“我这女儿太聪明，拜托你照顾了”。之后，伊能静送父亲下楼。看到身高184公分的父亲，骑上50cc的小摩托车，伊能静脱口而出“你这样好危险”，父亲则说：“那你以后赚钱给我买台车吧”。谁也想不到，那竟成了她和父亲的最后的对话。
几个小时后，伊能静的父亲骑的摩托车在台湾的福和桥跟卡车相撞。清晨，伊能静接到电话，噩耗传来。因为母亲和姐姐当时分别在日本和香港，伊能静在干爹的陪伴下去台大医院认尸。她记忆犹新：“他头部受重击，但外观没事，我去认他时，他嘴角还留着笑意”。
这件事对伊能静打击很大，令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是她第一次体验到死亡，“那就是你从此再也见不到那个人，甚至连最简单的通个电话都不可能。死亡的离别正是现实中彻底地消失。”
伊能静又开始起担心母亲的身体，害怕她不在身旁。终于，伊能静决定在过年的时候，透过姐姐，向母亲赔了不是，“心里好难过，后悔自己不懂事”。
《爸爸不要说》这首伊能静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便是伊能静在失去父亲后不久，进录音室录制的歌曲。以后再演唱这首歌，所有回忆都席卷而来，伊能静往往哭到无法自已。虽然成长过程中，父亲始终不在身边，但如今伊能静仍感念父亲的一切，她说：“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的搞笑和幽默本质，都遗传自他呢。”
16岁至26岁，历经10年还清家庭债务
1985年刚出道时，伊能静以每年1万元台币（约合2500元人民币）的酬劳，与“飞鹰唱片公司”签了8年的合约。【1991年，随着刘文正的正式退出娱乐圈，“飞鹰唱片公司”结束。此时，“飞碟（华纳）唱片”以当时的1千万元，买下伊能静在“飞鹰唱片公司”的未完合约，并使伊能静转入“飞碟（华纳）唱片”】但每年2500元人民币的收入，远远不够伊能静偿还家庭债务和支撑一家的开销。为养家和还债，她不得不在完成公司所派任务的时间以外，还奔波于各大夜总会、商演、楼盘秀、工地秀等场合唱歌。
当时，初踏歌坛的伊能静，虽然迅速走红，但经济上仍很窘迫。15、16平方米的房子，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炉子，一个卫生间和少许桌柜，这样的环境她熬了好多年。
伊能静从16岁出道，通过10年的拼命工作，终于在1995年还清约合5百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债务。也是在那时，她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本存折，因为之前挣的钱都用来还债了，从无多余。
经济上是家里的“长子”
至今，她仍认定情感上她是家中的幺女，但经济上她是“长子”，要照顾母亲和姐姐。现在整个家的大项开销，包括侄儿的出国花费，都是她在负担。但她认为，这是应该的。
童年在台湾、香港、日本三地的漂泊
童年时代的伊能静命运悲惨，母亲之前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作为军人的父亲，男权主义非常严重，一心只想要个男孩子。然而，当她呱呱坠地时，父亲再次失望了。不久，父亲便和母亲离了婚。
可以说，童年时期，伊能静从没有真正感受过父母之爱，尤其是父爱。她长大后，回忆自己特别害怕一个人过生日。因为小时候父母从不跟自己过生日，她认为自己的童年是被忽略掉的。
在台湾出生后不久，她就被送去眷村由养母抚养。养母对她很好，但养母有时不经意间显现的不当她是自己的孩子的感觉，让幼时的伊能静很伤心。那时，因为养母卖冰棍，没法时刻看着她，怕她走丢。于是，养母常用链子拴着伊能静。因为周围没有年龄相仿的玩伴，伊能静小时候最常玩耍的伙伴，就是路边的狗。无法改变的现实，让伊能静自小就学会孤单面对生命。小时候她会拿着一个小木板凳坐着，看窗外的汽车开过去，然后就在那里数：黄色的一，黑色的一，黄色的二，黑色的二......那时的她处于一个非常封闭独处的状态。
6岁时被送往香港的姐姐处，读完小学后返回台湾不久，因母亲嫁给一个日本人，12岁的伊能静又随母亲前往日本。
16岁时出道初的艰辛
14岁时，因为不愿看着母亲继续在日本过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的生活。伊能静便开始在餐馆打工挣钱，希望有一天能攒够钱，能养家，使母亲能回到熟悉的台湾。在餐馆打工的收入显然是杯水车薪，赚钱养家的愿望短时间内仍难以实现。
16岁那年，一张证件照，让伊能静遇到了当时台湾很红的歌手刘文正。刘文正一眼看中她，希望签她做歌手。为尽快挣够钱，伊能静16岁时，不顾母亲的反对，靠着打工挣的钱买了机票，飞回了台湾。
母亲为逼她回头，断了她的生活费。伊能静刚刚回台湾时，水土不服，着实病了好一阵子。当时她既不能录音出唱片，也无法做任何的工作，仅仅靠着唱片公司给的薪水和偶尔上电视的录影费过日子。每天只靠几片面包，喝白开水，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非常艰难。有好几次，她想回日本，却又想：“不做出什么成绩前，绝不回去。”
18岁时父亲过世
好不容易那段日子捱过了，可不久，伊能静又一次面临着人生打击：父亲去世了。
虽然父亲在生前和她的接触并不多，但伊能静一直觉得应该要弥补一下父女的感情：“我对我父亲没有任何的偏见。有次因为我未成年，没有办法签唱片合约，我父亲应该要帮我签。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相处，开始时感觉有一点尴尬。但是后来那种尴尬的感觉慢慢淡下来了，我可以感受得到，他还是我父亲，他和我有很像的地方。”
伊能静遗憾的是，父亲在帮她签完约之后不久就出车祸身亡。1987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到伊能静的唱片公司对刘文正说：“我这女儿太聪明，拜托你照顾了”。之后，伊能静送父亲下楼。看到身高184公分的父亲，骑上50cc的小摩托车，伊能静脱口而出“你这样好危险”，父亲则说：“那你以后赚钱给我买台车吧”。谁也想不到，那竟成了她和父亲的最后的对话。
几个小时后，伊能静的父亲骑的摩托车在台湾的福和桥跟卡车相撞。清晨，伊能静接到电话，噩耗传来。因为母亲和姐姐当时分别在日本和香港，伊能静在干爹的陪伴下去台大医院认尸。她记忆犹新：“他头部受重击，但外观没事，我去认他时，他嘴角还留着笑意”。
这件事对伊能静打击很大，令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是她第一次体验到死亡，“那就是你从此再也见不到那个人，甚至连最简单的通个电话都不可能。死亡的离别正是现实中彻底地消失。”
伊能静又开始起担心母亲的身体，害怕她不在身旁。终于，伊能静决定在过年的时候，透过姐姐，向母亲赔了不是，“心里好难过，后悔自己不懂事”。
《爸爸不要说》这首伊能静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便是伊能静在失去父亲后不久，进录音室录制的歌曲。以后再演唱这首歌，所有回忆都席卷而来，伊能静往往哭到无法自已。虽然成长过程中，父亲始终不在身边，但如今伊能静仍感念父亲的一切，她说：“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的搞笑和幽默本质，都遗传自他呢。”
16岁至26岁，历经10年还清家庭债务
1985年刚出道时，伊能静以每年1万元台币（约合2500元人民币）的酬劳，与“飞鹰唱片公司”签了8年的合约。【1991年，随着刘文正的正式退出娱乐圈，“飞鹰唱片公司”结束。此时，“飞碟（华纳）唱片”以当时的1千万元，买下伊能静在“飞鹰唱片公司”的未完合约，并使伊能静转入“飞碟（华纳）唱片”】但每年2500元人民币的收入，远远不够伊能静偿还家庭债务和支撑一家的开销。为养家和还债，她不得不在完成公司所派任务的时间以外，还奔波于各大夜总会、商演、楼盘秀、工地秀等场合唱歌。
当时，初踏歌坛的伊能静，虽然迅速走红，但经济上仍很窘迫。15、16平方米的房子，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炉子，一个卫生间和少许桌柜，这样的环境她熬了好多年。
伊能静从16岁出道，通过10年的拼命工作，终于在1995年还清约合5百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债务。也是在那时，她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本存折，因为之前挣的钱都用来还债了，从无多余。
经济上是家里的“长子”
至今，她仍认定情感上她是家中的幺女，但经济上她是“长子”，要照顾母亲和姐姐。现在整个家的大项开销，包括侄儿的出国花费，都是她在负担。但她认为，这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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