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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推荐《冰心：“巴金这个人……”》
很著名的文章
确切地描述一个人谈何容易！尤其是巴老，我说难，不仅因为他在我的印象中如同一个世界。他的读者撒在世界各地，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书，自己也是无数令人沉思和落泪的故事的主人公。
这么一位思想和情感都十分深沉的大师，经常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块纯净的水晶……我从哪里下笔？
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我素来钦佩冰心描写人物的机智。不经心的几笔，人就活起来了。我读过她那本以“男士”名义发表的《关于女人》的散文集，真写绝了。她对巴金的人品文品了解透彻。1983年冰心听从上海回来的人说，巴老常一人坐着看电视，便说老巴心境压抑，不痛快。冰心正在写一组《关于男人》的系列散文，首篇已给《中国作家》创刊号。她常笑着说：老巴就是我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
我想她准能写好巴金，没错，因为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
1984年10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11月25日又是他80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祝寿。
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是空着的，不是长途，是市内公用电话，真难得。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候一下多日没见的冰心老太太呢？我高兴地走进去，将门关严。我要痛痛快快地给她打个电话，长长的电话。“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妈！你在哪儿能打电话？”近两年，我在想念她时，就给她打电话致候，但又怕这样反而打扰了她。见她手持拐杖不大轻松地走路，我下决心以后万不得已不给她打电话。有事就写信。一次冰心听说我从上海回来，来信问我去看巴金没有？近况如何？我当即复信禀告。不几天，收到回信，开头批评我字写得潦草，辨认不出。叫我以后有事还是打电话。从此，我就心安理得地与她通话了，电话里常常谈到巴金。她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得蛮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最近她才听来人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她说老巴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件事。我说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一回巴老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说，巴老意思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她笑着说：“巴金这个人……”
“巴金这个人……”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东西，随你想去吧！
1982年11月，张洁、冯骥才和我三人，正在新侨饭店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突然听说巴老摔跤骨折住医院了，我们急忙下楼拍了一封慰问电。我们虽是一片真情，但电文却是几句公文式的套话。谁知那封电报竟给巴老带来了慰藉，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份慰问电。巴老就把电报放在枕边，一会儿拿起来看一看。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们决心联名给巴老拍一个有趣的能逗他发笑，哪怕让他只笑一秒钟的电报。请冰心老太太出个词儿。她称赞我们的这番心意，说“巴金准高兴”，“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习惯就多住几天。我提醒说，万一巴老11月赶不回来，这份电报是否可以预先祝寿，冰心笑我太心急，“到时回不来，我再领衔专发贺电！”她要我加上吴青的名字，说这回你们小字辈出面。
我得意地将电报稿递给译电员，他看了电文，又望了望我，笑着说：“‘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
“好好休息，尽情享受”这是我们真心的祝愿。
我朝译电员笑着点了点头。这点头又是很认真的。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为了叫我放心，连声说：“上海，巴金，三小时准收到。”
冰心常嘱我见到巴金或和小林通电话时，具体地将她一些很少为外界知道的近况告诉他，她说老巴很挂念我。1984年，叶圣老住院，冰心偷偷地去看了他一次，他俩还谈起巴金的近况。冰心自1980年骨折以来，从不外出看友人，这是破例，她不愿更多人知道。
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教授去世，巴金深为悲痛。冰心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吴青写信给巴金，巴老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
“吴青：
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1986年5月18日上午10时，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邓颖超得知这个消息，10时40分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冰心当天下午叫我去，说给我听，我随即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我去，详细对我说，叫我告诉巴金。我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我上次说给你的是打算公开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告诉一下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
冰心是巴金倡议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最热情的支持者，她将巴金心想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了文学馆的馆址、地皮，她亲自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还积极捐赠自己珍藏的手稿，1986年3月24日，冰心开始捐赠手稿和有关资料，第一批为手稿95件。1986年12月27日，冰心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一文，她在文中说：“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著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得多了！现在仅有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副对联，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文学馆。”
巴金和冰心大姐之间的亲密友谊，同时也渗透到两个家庭的孩子们之间。巴金每次到京总要去看冰心。1977年10月，巴金“文革”后第一次随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团到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因是集体行动，早上火车到，晚上火车返回，没有看望任何朋友，只给冰心写了一封信。1985年4月4日，巴金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仪式后就去了冰心家。李小林、李小棠来京每次都要代巴金去看望冰心姑姑。1986年，作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一本新时期《十年散文选》，在选冰心散文作品时，小林建议我就选那篇写玫瑰花的。小林还提醒我，去看老太太时“别忘了给姑姑送玫瑰花！”从此，我去冰心家都不忘送一束玫瑰花。冰心给人的永远是一副精神的面容，她生活在玫瑰花丛中。冰心为什么那么钟爱玫瑰花？她回答说：“因为她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1989年，冰心90大寿时，受巴金委托，我代巴金送给冰心一盆90朵玫瑰花组成的大花篮，冰心高兴地说：准是巴金叫你办的，他了解我的心意。
1980年冰心最后一次访问日本后，因病就再没有出访了。1989年台湾有关方面邀请她和巴金去访问，冰心和巴金多次相商后，同意接受邀请，待天气暖和些时去，后因双方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冰心很惦念在台湾的老友，很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冰心多次对我谈起，看来她今后没有机会和巴金一起出访了。
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创刊号上，主编冯牧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散文。初稿写出后，我曾专门去天津骥才家，请他看看，他帮我修改了几处，并建议题目就用“巴金这个人……”，但他提醒我，原稿一定请冰心老太太把关，他说，“巴金这个人……”这句话，说得好，只有老太太能说出，既是她对你说的，她看了这篇文章，认可了“巴金这个人……”是她说的，作标题就没问题了。我回京后请人工整地抄了一遍，送给冰心。她同意帮我看，第二天她来电话叫我派人去取，并附了一封给我的短信。
后来我在与冰心通电话时，她说：题目我同意，“巴金这个人……”是写不尽的。
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是文坛公开的佳话。1994年1月3日冰心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际当以同怀视之”。巴金1994年5月20日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两位文学大师纯真亲密的友谊是文学史永远值得研究，但难以穷尽的文学话题，我以为。
很著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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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我素来钦佩冰心描写人物的机智。不经心的几笔，人就活起来了。我读过她那本以“男士”名义发表的《关于女人》的散文集，真写绝了。她对巴金的人品文品了解透彻。1983年冰心听从上海回来的人说，巴老常一人坐着看电视，便说老巴心境压抑，不痛快。冰心正在写一组《关于男人》的系列散文，首篇已给《中国作家》创刊号。她常笑着说：老巴就是我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
我想她准能写好巴金，没错，因为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
1984年10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11月25日又是他80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祝寿。
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是空着的，不是长途，是市内公用电话，真难得。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候一下多日没见的冰心老太太呢？我高兴地走进去，将门关严。我要痛痛快快地给她打个电话，长长的电话。“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妈！你在哪儿能打电话？”近两年，我在想念她时，就给她打电话致候，但又怕这样反而打扰了她。见她手持拐杖不大轻松地走路，我下决心以后万不得已不给她打电话。有事就写信。一次冰心听说我从上海回来，来信问我去看巴金没有？近况如何？我当即复信禀告。不几天，收到回信，开头批评我字写得潦草，辨认不出。叫我以后有事还是打电话。从此，我就心安理得地与她通话了，电话里常常谈到巴金。她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得蛮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最近她才听来人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她说老巴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件事。我说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一回巴老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说，巴老意思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她笑着说：“巴金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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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张洁、冯骥才和我三人，正在新侨饭店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突然听说巴老摔跤骨折住医院了，我们急忙下楼拍了一封慰问电。我们虽是一片真情，但电文却是几句公文式的套话。谁知那封电报竟给巴老带来了慰藉，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份慰问电。巴老就把电报放在枕边，一会儿拿起来看一看。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们决心联名给巴老拍一个有趣的能逗他发笑，哪怕让他只笑一秒钟的电报。请冰心老太太出个词儿。她称赞我们的这番心意，说“巴金准高兴”，“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习惯就多住几天。我提醒说，万一巴老11月赶不回来，这份电报是否可以预先祝寿，冰心笑我太心急，“到时回不来，我再领衔专发贺电！”她要我加上吴青的名字，说这回你们小字辈出面。
我得意地将电报稿递给译电员，他看了电文，又望了望我，笑着说：“‘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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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教授去世，巴金深为悲痛。冰心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吴青写信给巴金，巴老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
“吴青：
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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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是巴金倡议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最热情的支持者，她将巴金心想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了文学馆的馆址、地皮，她亲自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还积极捐赠自己珍藏的手稿，1986年3月24日，冰心开始捐赠手稿和有关资料，第一批为手稿95件。1986年12月27日，冰心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一文，她在文中说：“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著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得多了！现在仅有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副对联，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文学馆。”
巴金和冰心大姐之间的亲密友谊，同时也渗透到两个家庭的孩子们之间。巴金每次到京总要去看冰心。1977年10月，巴金“文革”后第一次随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团到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因是集体行动，早上火车到，晚上火车返回，没有看望任何朋友，只给冰心写了一封信。1985年4月4日，巴金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仪式后就去了冰心家。李小林、李小棠来京每次都要代巴金去看望冰心姑姑。1986年，作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一本新时期《十年散文选》，在选冰心散文作品时，小林建议我就选那篇写玫瑰花的。小林还提醒我，去看老太太时“别忘了给姑姑送玫瑰花！”从此，我去冰心家都不忘送一束玫瑰花。冰心给人的永远是一副精神的面容，她生活在玫瑰花丛中。冰心为什么那么钟爱玫瑰花？她回答说：“因为她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1989年，冰心90大寿时，受巴金委托，我代巴金送给冰心一盆90朵玫瑰花组成的大花篮，冰心高兴地说：准是巴金叫你办的，他了解我的心意。
1980年冰心最后一次访问日本后，因病就再没有出访了。1989年台湾有关方面邀请她和巴金去访问，冰心和巴金多次相商后，同意接受邀请，待天气暖和些时去，后因双方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冰心很惦念在台湾的老友，很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冰心多次对我谈起，看来她今后没有机会和巴金一起出访了。
1985年，《中国作家》创刊，创刊号上，主编冯牧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散文。初稿写出后，我曾专门去天津骥才家，请他看看，他帮我修改了几处，并建议题目就用“巴金这个人……”，但他提醒我，原稿一定请冰心老太太把关，他说，“巴金这个人……”这句话，说得好，只有老太太能说出，既是她对你说的，她看了这篇文章，认可了“巴金这个人……”是她说的，作标题就没问题了。我回京后请人工整地抄了一遍，送给冰心。她同意帮我看，第二天她来电话叫我派人去取，并附了一封给我的短信。
后来我在与冰心通电话时，她说：题目我同意，“巴金这个人……”是写不尽的。
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是文坛公开的佳话。1994年1月3日冰心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际当以同怀视之”。巴金1994年5月20日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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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惟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仔细回视，发现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梦想
“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许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他怎么能忘了“文革”带给他的？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
“‘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
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及民族信仰丧失，巴金内心很痛苦，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至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
作家李辉在巴金百年诞辰前写道：“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巴金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写这篇文章时巴金已经得了帕金森病，每一个字都是用左手推扶着右胳膊，颤颤巍巍画出来的。每天写100多个字，七八千字的文章写了1年时间。
他现在不能说，不能写，赖鼻饲维持生命。他特别痛苦，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边人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会感到温暖。正像20世纪90年代编辑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著名编辑家王仰晨说的，“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们就会感到踏实，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前夕，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啊！“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在电话中说。
中国青年的启蒙老师
巴金伴随中国走了100年了。人们仔细回视，发现他跟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联系得这么紧密，或者说跟少年中国联系得这么紧密。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我们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这些出于人道和爱情的反叛，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注定要与人们内心的阶级斗争说发生冲突。因而巴老的命运有了不同。陈丹晨记得，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对广大青年说：“你们现在不要老读巴金的作品了，要读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
但广大青年对于巴金作品的热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
围攻了半年多后(为什么叫围攻呢，当时北师大、武大、北大的学生社团和《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虽然经过了反右之祸，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当时陈丹晨到上海图书馆作了一次调查，巴金作品出借率仅排在《青春之歌》、《红岩》和《红旗谱》等三部当代小说之后……
巴金有两个梦想
“可惜现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书了！”许多老一代对当代中国青年远离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个时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
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陈丹晨回忆，巴金也曾伤感地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有老年人的唠唠叨叨？但是掩盖了伤疤并不等于伤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他怎么能忘了“文革”带给他的？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
“‘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
对“文革”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以及民族信仰丧失，巴金内心很痛苦，说“文革”以后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至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
作家李辉在巴金百年诞辰前写道：“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巴金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随想录》最后一篇文章是《怀念胡风》。写这篇文章时巴金已经得了帕金森病，每一个字都是用左手推扶着右胳膊，颤颤巍巍画出来的。每天写100多个字，七八千字的文章写了1年时间。
他现在不能说，不能写，赖鼻饲维持生命。他特别痛苦，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边人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会感到温暖。正像20世纪90年代编辑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著名编辑家王仰晨说的，“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们就会感到踏实，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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