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会因为beyond而拿起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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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不会写流行歌曲,打扮得也很奇怪,和当时香港的流行乐坛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专辑的销量都很一般。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写流行歌曲。” 叶世荣说,“在相继发表了《大地》,《真的爱你》之后,我们突然红起来了,可是我们很矛盾。” Beyond以前可以整天埋头在排练棚里排练。1991年的时候,伴随着知名度的扩大以及对更大影响力的渴望,他们不得不去拍连续剧,上电视玩游戏,做很多和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虽然红了,但是不开心,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1991年4月,Beyond在香港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他们第一次踏足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日本经纪公司Amuse的老板大里洋吉也在台下。演出后,Beyond和这位老板见了面。大里洋吉称赞Beyond在舞台上很有活力,歌曲的旋律很好,技术也不错。聊的时候,Beyond表达了对香港乐坛一贯的不满,以及对日本音乐环境的向往。“他说他可以带我们到日本发展,让我们做我们喜欢的音乐。”这在叶世荣看来,有种要到外国念书的感觉。
刘卓辉是和Beyond合作最亲密的填词人,Beyond的不少代表作如《大地》,《长城》的歌词都出自他手。在他看来,Beyond和Amuse的签约是一件一拍即合的事情：“1990,91年的时候Beyond在香港已经很红了,他们需要更大的发展。那时候Amuse刚好也在扩张他们的业务,在香港开公司,希望在日本以外的地方签些乐队。日本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市场。任何一个乐队发展到Beyond那时的程度,都会想去日本试一试,Beyond那时已经可以代表香港了。”
Beyond对香港过度商业化的乐坛是出了名的不满,黄家驹就曾有句名言：“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黄贯中觉得作为一个摇滚乐队,在香港生存很困难,他们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大一点的天空,让他们生存：“我们那时的经纪人（陈健添）在1991年和Amuse签了合约,把我们卖过去。在我印象里,日本音乐发展的空间很大。”
在黄家强看来,有日本的公司欣赏他们,让他们很高兴。“虽然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要去日本那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觉得香港的乐坛很难改变,用心做音乐也得不到尊重,一直很偶像化,到现在都是。”
去日本,对Beyond来说,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黄贯中虽然觉得日本的音乐市场确实比香港成熟、多元化,但对自己的乐队有一天要跑到日本去发展,还是有些始料不及：“那时我们在内地、香港和台湾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突然抽身去日本,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找个日本经纪公司。我从来没讲过要去日本。但那个时候因为要面对现实,根本没有选择。只要可以生存,那就去吧。”
很快,他们就启程了。
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黄贯中还记得乐队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贯中躺在地上睡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港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港,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每天以四五套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强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
黄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的很近,经常聚,然后每次去排练,‘又是你们几个!’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嘛？”黄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喝酒。那时候就是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1991年4月,Beyond在香港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他们第一次踏足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日本经纪公司Amuse的老板大里洋吉也在台下。演出后,Beyond和这位老板见了面。大里洋吉称赞Beyond在舞台上很有活力,歌曲的旋律很好,技术也不错。聊的时候,Beyond表达了对香港乐坛一贯的不满,以及对日本音乐环境的向往。“他说他可以带我们到日本发展,让我们做我们喜欢的音乐。”这在叶世荣看来,有种要到外国念书的感觉。
刘卓辉是和Beyond合作最亲密的填词人,Beyond的不少代表作如《大地》,《长城》的歌词都出自他手。在他看来,Beyond和Amuse的签约是一件一拍即合的事情：“1990,91年的时候Beyond在香港已经很红了,他们需要更大的发展。那时候Amuse刚好也在扩张他们的业务,在香港开公司,希望在日本以外的地方签些乐队。日本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市场。任何一个乐队发展到Beyond那时的程度,都会想去日本试一试,Beyond那时已经可以代表香港了。”
Beyond对香港过度商业化的乐坛是出了名的不满,黄家驹就曾有句名言：“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黄贯中觉得作为一个摇滚乐队,在香港生存很困难,他们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大一点的天空,让他们生存：“我们那时的经纪人（陈健添）在1991年和Amuse签了合约,把我们卖过去。在我印象里,日本音乐发展的空间很大。”
在黄家强看来,有日本的公司欣赏他们,让他们很高兴。“虽然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要去日本那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觉得香港的乐坛很难改变,用心做音乐也得不到尊重,一直很偶像化,到现在都是。”
去日本,对Beyond来说,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黄贯中虽然觉得日本的音乐市场确实比香港成熟、多元化,但对自己的乐队有一天要跑到日本去发展,还是有些始料不及：“那时我们在内地、香港和台湾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突然抽身去日本,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找个日本经纪公司。我从来没讲过要去日本。但那个时候因为要面对现实,根本没有选择。只要可以生存,那就去吧。”
很快,他们就启程了。
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黄贯中还记得乐队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贯中躺在地上睡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港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港,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每天以四五套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强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
黄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的很近,经常聚,然后每次去排练,‘又是你们几个!’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嘛？”黄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喝酒。那时候就是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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