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植的生平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二.曹植的前期诗歌——“但美遨游,黼黻锦绣”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评曹植黄初之作:“陈思入黄初,以优生之故。诗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体,如黼黻锦绣,而黄初之体,一味清老也。”谢灵运评价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优生之叹。”(《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平原侯植》)。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以游宴、言志、赠别为主,风流自赏,豪健洒脱,然亦有优世、优生之叹。1、游宴诗 曹植的《斗鸡》、《公宴》、《侍太子坐》、《名都篇》、《闺情》等诗写他早期的享乐生活。单纯读这类诗,的确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印象。他有时沉浸、陶醉于这种贵介公子的享乐生活,乐而忘忧。但斗鸡走狗、金觞肴馔、红颜娇姿带给子建的,并不都是快乐的感受,透过这表面的欢乐,他往往会体会到更深刻的悲凉。2、言志诗 子建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以子建素志,非泛述也。”(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它与《名都篇》恰恰形成鲜明对照,这两首诗恰恰表现了曹植人格的两极。3、赠别诗 离别,本来是黯然伤神之事,更何况在战乱频繁的建安之时,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他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之爱之于西洋诗。这个诗歌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译本,第13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曹植对于友情是有重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是指曹植友情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指其友情诗的质量。代表有《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等。二、曹植后期的诗歌——优生之叹,沉著清老 在曹丕、曹睿时代,“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遭遇,使曹植的诗充满了哀愁。徐伯虬云:“(子健诗歌)宛而不险,质而不蘼,蓄而不虚,节而不巧,幽愤而有余悲,其可谓古之遗声也已。”李梦阳、王世贞评点《曹子建集》)李梦阳云“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同上)幽愤、伤悲等消极情感正是子建后期诗作的情感特征。 曹植诗歌有建功立业之志,与曹操诗歌之“悲情”相通,亦有生命意识之念,与曹丕“忧境”相通,但更多地描述的是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之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趣着腾挪,深挚沉痛。故这里姑且称为“哀怨之情”。1、对生命悲剧的体认,对于生命本体旷世孤独的经验 曹植早期诗歌本已多有对生命悲剧的体认“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送应氏二首》)……如此深重的悲叹发自于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王子之口,不得不令人深思。黄初年间,当丁氏兄弟等亲植派先后被剪除,当任城王不明不白地死于京师,当有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毛求疵,子建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被加上“动乱国经”的罪名而遭到毁灭。此时他心中怆悲忧患不知不同于他早年的慨叹,亦不同于中古时代普通文人的忧患意识。他此时的叹息饱蘸了血、饱蘸了泪,是浸透血泪的哀叹。二是对生命本体矿世孤独的体验。曹丕继位之初,即遣诸侯就国。从此,子建便处于被禁锢被封闭状态。其《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其实物质上的贫困还不是最残酷的迫害。更严重的是对其生命对其精神的威胁与折磨。子建后期处于曹丕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中,这些监视者中既有奉迎圣上旨意的小人,也有专职的特工人员。他们联合起来,沆瀣一气,投井下石,与置子建于死地。他后期诗歌反复申诉愁苦之情:“慊慊仰长叹,愁心将何诉?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浮萍篇》)“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吁嗟篇》)“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暮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杂诗》其一)后期的子建,只有将沉重的悲哀、弥天的愁苦独自吞咽,独自咀嚼。2、曹植诗歌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诗教的典型代表 子建自云“欢怨非贞则,中合诚可经。”(《赠丁仪王粲》)看来他对中和之美深有体认。《怨歌行》以周公自况,极写为臣之难,却以“为君既不易”开篇,意在表明它对于为君之难亦颇为理解,这是他怨君而不怒君的缘由。被后人视为千古绝唱的《美女篇》也是典型的“怨而不怒”之作。本诗乃曹植后期处境和心情的写照。“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夫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刘履《选诗补注》)。 怨而不怒的另外一种写法是借弃妇之形象来曲折吐露自己的怨怼。其《七哀》写一种深切的哀怨之情。刘履《选诗补注》云:“《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子建温柔敦厚之性情于弃妇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浮萍篇》写出恋恋之情,言辞温厚,弃妇对其夫有指责亦有眷恋,眷恋情深如海,指责委婉温和。子建以女性自拟、以丈夫拟君的象征法以及“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忽起忽伏、忽断忽续”(王邦采《离骚汇订》)的抒情方式来源于屈原之《离骚》。不过,子建弃妇诗已尽失屈子“扬才露己”、“暴显君过”、“怨怼激发”的锋芒,更加温驯和柔、吞声忍气、凄伤缠绵。 这种“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情感、形诸于诗歌艺术,可以形成一种意向遥深、含蓄委婉、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这种隐曲深沉、低回缠绵的美学风格与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相融合,遂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正宗的派。3、曹植“哀而不伤”之情感渗透于所有诗作中 那些“忧怀从中来”的弃妇诗莫不怀着美好的期望,企求起伏有朝一日良心的觉醒,故不曾堕入消沉、绝望之境。然其“不伤”之情在下列两类诗作中展现得尤为充分:一类是言志之作,一类是游仙之作。前者有昂扬向上、自强不息之骨,与原始儒学之人文精神相通;后者有超旷逍遥、睥睨万物之气,与老庄哲学之精神境界相系。《赠白马王彪》是哀极而作,诗犹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之句,表现了诗人的自我克制力和志在四海的胸怀;《责躬》诗写于生死未卜之时,诗中犹谓:“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不改其建功立业之想。其后期表现慷慨不平之气的作品很多。 如果说不甘消沉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来源于原始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那么,老庄思想、道教神仙境界则给了曹植以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安慰。诗人在游仙境界中所表现所追求的往往是自己在现实中最缺乏的。子建后期生活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自由,因之他的游仙诗便表现对于自由的渴求,是他渴求真正的人的自由之意识的折光。绚丽的意象,开阔的境界,深沉的寄托,神奇的想象构成了曹植游仙诗的独特魅力,为后世处于哀愁之境的诗人指出了一条解脱的途径。 曹植诗歌形成了既含蓄蕴藉、低回要眇,又骨气充盈、远举豪逸的表情方式。曹植诗歌之所以深受后人推崇、认同,与其创造出此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