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中华文化具有独特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是我们文化成长的摇篮。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生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有利于区域内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在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的哺育下，中华文化塑造出自己鲜明的特征。四千多年前，在中原地区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朝，从此中国步入文明时代。商周时期，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家族伦理和世界观体系，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中国上古典籍《尚书》，就产生在这一时期。春秋战国之世，出现了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诞生了像《诗经》、《离骚》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中国文化第一个光芒璀璨的时代，这些先哲的思想，至今仍旧是我们文化不竭的源泉，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以独特的风采屹立于东方，曾长期是世界文明的高地。
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华文化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既融合了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巴蜀文化、百越文化、岭南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境内众多地域文化的因素，也通过与世界各大文明广泛交流，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这种独特的融合力、同化力是中华文化凝聚力的来源，也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保障。中华文化始终呈现“多元一体”的形态，既有着基础广泛的、高度同一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同时又是“多元”的，融汇了境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文化特色，广泛吸收了域外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根源。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多次文化的交流与融汇，而中华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汇入世界历史后的西方文明冲击。我们携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前行，寻找中国与世界的契合点。
中华文化具有和谐性：长期的农耕文明，培育了我们亲和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也孕育了和谐的基本精神。中国地域广袤，处在适合农耕的纬度，长江、黄河和众多河流造成的冲积平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在这种亲近自然、寄身自然、归化自然的生活中，体会到和谐的真谛。自古及今，我们总是以和谐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以和谐的伦理精神为人处世，以和谐的情感与心灵体验世间美好事物，形成了以和谐为特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古代智者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可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可以实现世界的平衡，可以推动世界万物的发展。犹如鲜美的食物来自不同食材的完美调和，犹如优美的音乐来自不同音符的美妙协奏。“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人认知、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既是人生的哲理，又是生活的智慧。我们的先民在长期劳作中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寒暑交替、日夜更迭、男女生死之中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宇宙的规律。在他们看来，人类并不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前辈将和谐的审美体验化作多姿多彩的艺术创造，从诗歌、绘画到音乐、书法，都融会着这种审美情趣。温柔敦厚、温文尔雅的中庸和谐之美，构成了中国艺术含蓄、虚静、空灵而意境深邃的风格。我们的前辈以和谐精神滋润家庭，协调邻里，善待他国。作为持家之道，讲“家和万事兴”；作为邻里之道，讲“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相处”；作为国家之道，讲“协和万邦”、以德怀远。
以上这些特征赋予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很多优秀的古代文化，但从未中断的只有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其核心价值薪火相传的历史。
在道德价值的最终目标上，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中国的文化形态中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人和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追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中华民族突出的持征。强烈的和谐意识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
在道德价值的应用上，重视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是—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