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了仁宣之治的明朝皇帝，为何被黑成蟋蟀皇帝？
“仁宣之治”——中国两千余年皇朝史上的倒数第二个盛世，剩下的就只有清王朝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了。仁者，仁宗昭皇帝朱高炽；宣者，宣宗章皇帝朱瞻基。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仅十个月，他的主要功绩不在洪熙一朝、而在永乐。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多次对蒙古用兵，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了马背之上。作为皇太子，明仁宗朱高炽担起了帝国的行政重担，长期监国、处理朝政。换言之，所谓“永乐盛世”，大部分功劳 应该是明仁宗的！这就是后世史家将明仁宗这位在位仅仅十个月的皇帝列入“仁宣之治”的原因所在。正是他在永乐年间二十年多的努力，才为后来为期十年的“仁宣之治”积攒下了丰厚的“家底”。而将“仁宣之治”推向巅峰的，就是提问者所说的那位“促织天子”——明宣宗朱瞻基了。
“促织天子”的出处
“促织”，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斗蛐蛐”。明宣宗喜欢“斗蛐蛐”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否则也不会传出“促织天子”的说法。但是，明宣宗的这个小爱好到底影响有多大呢？至少清王朝官修的《钦定明史》中并没有把他当作什么“重大抹黑事件”来做文章。清王朝对明王朝的抹黑可谓是不遗余力的，如果明宣宗的这个小爱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就如同明熹宗朱由校因“木匠活儿”荒废朝政那样，清王朝不可能不在《钦定明史》中“大书特书”！由此可见，斗蛐蛐不过就是明宣宗业余生活中的一个小爱好而已，和清高宗弘历喜欢在书画名作上盖章一个道理，并没有太多特殊意义。
“促织天子”的恶名之所以广为流传，主要还是野史小说的功劳，尤其是清人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蒲松龄在小说中提到了明宣宗爱好“斗蛐蛐”对百姓造成了多大多大的灾难，似乎明宣宗就是桀纣一般的存在。其实，蒲松龄的小说言过其实了，他的描述只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或者某些特定区域。不可否认，明宣宗喜欢“斗蛐蛐”，下面人为了迎合他而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在所难免，贪官污吏趁机勒索虐民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进贡蛐蛐儿毕竟只是特定区域发生的事件，涉及的也只是有限人群。这对于全国的经济而言，根本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影响。试问，哪一朝没有进贡？珍宝、瓷器、茶叶，甚至时令瓜果……明宣宗玩得蛐蛐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品种而已，不是吗？
爱斗蛐蛐，为何还能成就“仁宣之治”
爱玩与成功并没有必然联系，没有任何不良爱好的皇帝也可能一事无成、甚至亡国。反之，爱好广泛的皇帝也未必就是“玩物丧志”！这具体要看皇帝如何处理玩与工作的关系。像明熹宗那样，放着工作不干、整日里就想着做木匠活儿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明宣宗不是他的后代明熹宗，明宣宗虽然喜欢“斗蛐蛐”，可这仅仅是生活调剂而已，不是“主业”。这就好比四川人喜欢打麻将一样，一得空就喜欢码起来玩两圈，难道这就叫“玩物丧志”吗？老人家就是四川人，工作之余偶尔也打打麻将、而且还喜欢打桥牌，但这并不影响他老人家的任何工作！仅仅是工作之余的调剂而已。“斗蛐蛐”对于明宣宗而言，实际上就和打麻将差不多，并不影响他搞出“仁宣之治”。
明宣宗之所以能够成就“仁宣之治”，与他个人的政治素养、能力有很大关系。但是，大环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平心而论，明宣宗生活的时代是明王朝的黄金时代，太祖、建文、成祖、仁宗三代四朝把该剪除的都剪除了、改积攒的都积攒了。单从这一点而言，明宣宗和清高宗弘历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都是吃现成饭，却又不局限于吃现成饭！
外患趋于缓和
明初，退回漠北的北元政权对新生的明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国防压力。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将不少儿子分封在沿长城一线，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国防方面的考虑。经过明太祖几次与北元政权正面对抗的胜利以及北元政权内部的分裂，后来的瓦剌、鞑靼对明王朝的国防压力实际上已经大大削弱了。在经过明成祖几次亲征对瓦剌、鞑靼的打击，到明宣宗即位时，蒙古人对明王朝的军事威胁已经到达了历史的最低谷。
北方的军事压力减弱，明宣宗就有更多地时间和精力可以用在内政方面。同时，与蒙古人的武装对抗减少，军费开支必然大幅降低。这对于明宣宗而言，同样是一个利好，明王朝的财政收入不会再被“无底洞”式的战争消耗所占据多半！明宣宗有更多的财力可以用于国内建设和其他方面。
内忧基本平定
经过建文帝朱允炆和明成祖的不断削藩，尤其是“靖难”之后明成祖对藩王们的各种限制，到明宣宗即位时，藩王们对皇位、皇权的威胁也已经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谷。即便是宣德元年举起反旗的汉王朱高煦，实际上也没有能力与明宣宗硬碰硬对抗。这就是为什么在先机已失的情况下，朱高煦最终选择投降的原因所在。明成祖是藩王造反起家的，他怎么可能会容忍藩王们有样学样？在明成祖的限制之下，藩王们早已没有了明初的实力，包括他的亲儿子朱高煦。这或许就是朱高煦谋反时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张辅转头把他卖给了，甚至连一直和他穿一条裤子的胞弟赵王朱高燧也没有公开附逆的原因所在。他们都是聪明人，知道朱高煦这一出根本玩不转，他们不想跟着陪葬！
皇权掣肘减少
再就是相权的消失，明太祖借助“胡惟庸案”废除了实行数千年的宰相制，取而代之的是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明王朝的皇权达到了空前强大的规模！彼时内阁虽然已经出现，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依然以咨询、秘书职能为主，其权势远无法与后来事实部分取代“相权”的内阁相比。换言之，彼时皇帝拥有绝对权力，而内阁只是执行机构。文官集团的实力远没有后来“国本之争”时那么强悍、居然能逼得皇帝不得不让步！如此一来，皇帝负责决策、内阁负责执行，皇帝也无须像后世那般与内阁勾心斗角，明宣宗自然有大把时间搞自己的小爱好——“斗蛐蛐”，他只要把正方向就行了。
与此同时，因为六部刚刚开始直接向皇帝负责，没有先例、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六部的尚书、侍郎们还不敢怠慢。万一出现意外，说不定自己就是第二个“胡惟庸”！因此，彼时的文官集团大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后来明王朝的党争还没有出现。即便有，也仅仅是萌芽而已，中央机关的办事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国库相对充盈
最后，一切问题归结到经济问题。没有金刚钻，做不来瓷器活儿！手里如果没有钱，明宣宗纵有天大的能耐也只能是仰天长叹……永乐一朝二十二年，虽然一直在对蒙古用兵，花销不菲。但得亏了明宣宗的父亲明仁宗，这位监国的皇太子在诸多权力上受到父亲明成祖的影响和限制，不敢走得太远。唯有经济方面，明成祖是绝对放权！几乎从不过问。为什么？因为他打仗需要钱，这个会弄钱的儿子是他的“财神爷”！永乐年间，明仁宗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规模来源、适当节流，使得明王朝的经济不但没有被长期战争拖垮，国库反而相对比还较充盈。就拿郑和下西洋来说，明成祖更侧重的是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力，而明仁宗看到的却不仅仅是政治影响力，还有经济方面的利好，明王朝海外商贸在这一时期发展极为迅速，为明王朝带来了不菲的财政收入。
综上所述，在太祖、建文、成祖、仁宗三代四朝的不懈努力下，一切不利因素几乎都降到了历史的最低谷。经过明仁宗作为皇太子监国期间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明王朝的经济不但没有被永乐年间长期的战争拖垮，国库还变得相对充盈起来。手里有了钱、又没有什么掣肘皇权的不利因素，明宣宗做起事来得心应手，如果搞不出一个盛世来，那才真是明宣宗“玩物丧志”呢！在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向高峰攀升时，明宣宗那点儿小爱好造成的不利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明宣宗虽然号称“促织天子”，却并没有耽误他成就“仁宣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