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传记片段

Answer 1

1960年4月，帕斯捷尔纳克初次感觉到疾病的征兆。他的左肩胛骨开始发痛，没过多久，就已经无法以坐姿书写，只能站着誊抄话剧的开篇。大夫从他体内发现了积液，但他不相信。他想起当初在鲍特金医院的一位病友，医院也曾说此人患有神经根炎，体内有积液，可帕斯捷尔纳克知道，这位病友患上了肺癌。

当年4月复活节那天，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一次来到波塔波夫胡同，跟伊文斯卡娅相见。母女俩正在为伊琳娜·叶梅里扬诺娃的法国未婚夫乔治·尼夫送行，一场大病之后，他准备回巴黎休养。“鲍·列心情不错，晒黑了，看起来跟健康人没两样，依旧语出惊人。”在这次见面中，帕斯捷尔纳克劝告伊琳娜·叶梅里扬诺娃不要移民。“你习惯于用苏联的条件向自己解释人的愚蠢，可是在那边，你会径直遇到愚蠢，遇到卑鄙与无耻，而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对你会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可我相信你的命运。”他还称赞了乔治·尼夫——为他的率真与质朴。几个人喝了两瓶“寡妇香槟”。[1]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想写一本书，关于文明的意义，关于艺术中的人性在俄罗斯和西方的沦落。“不，这当中总该有某种意义，理当如此！”他打算把这些思想的一部分带入阿伽松诺夫之口，通过剧中人物来预断艺术在未来时代的命运，或者写下单独的篇章。傍晚，他和伊文斯卡娅一起去了别列捷尔金诺。她回自己的住处，他回“大别墅”，在那里接待了同他长期通信并首次来访的雷娜塔·施韦泽。书房里的简短交谈过后，他领她去跟伊文斯卡娅相识。施韦泽动不动扑过来吻他，他假装生了气，请求伊文斯卡娅谅解。回到家时，他在过道里一边脱衣服，一边嘟哝道：“大衣真沉啊！”然后却在复活节的餐桌前坐了许久，又是一番激情的言谈，喝了许多酒，很开心。

次日，他的胸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伊文斯卡娅带他找一位熟识的神经外科大夫，吉森加乌森男爵夫人[2]。她查看了他的身体，赞美了他年轻时的诗文，用沉静的女低音宣称，未发现任何大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略微打起了精神。

4月末，他的病症明显恶化。他费力地来到别墅管理处，往莫斯科打电话。伊文斯卡娅询问他感觉如何，他用虚弱的声音说：“哎，活不到一百岁！”同时从另一只话筒听他们谈话的叶梅里扬诺娃叫喊道：“你能，能活到！”

4月20日，施韦泽前来道别，将她侄子一副带有寓意、题为“老虎”的图画赠送给他，老虎一条后腿画成黑色，男孩的意思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故土玷污了自己。帕斯捷尔纳克兴奋地赞叹道：“这是小夏加尔[3]！”当即给男孩写了明信片，表示谢意。帕斯捷尔纳克送别施韦泽，从门前的台阶上向她挥手，艰难地回到楼上的书房，对尼娜·塔毕泽说：“请别吓唬济娜和廖涅奇卡，可我相信，我得的是肺癌，肩胛骨疼得要命。”

4月23日，他又一次去“小别墅”找伊文斯卡娅（注：帕氏情人）面色苍白，神情惶然；她回忆道，他那样吻着她，仿佛想要还原生命、健康、力量……

5月1日，克拉谢宁尼科娃来看望他。按照她的讲述，叶甫盖尼·鲍里索维奇写道：“他请她一道进行忏悔仪式，双眼闭合，变形的面容发亮，一口气背诵了所有相关的祈祷文。仪式的力量和活生生的基督降临之感是如此惊人，甚至当他意外地说到死亡的迫近，也成了细枝末节。”

五月的节日期间，雨下个不停。伊文斯卡娅和女儿搬回了别列捷尔金诺的住处，等待帕斯捷尔纳克，却不见他的踪影，直到5月3日傍晚，科马·伊万诺夫送来了他像往常一样乐观的书信。帕斯捷尔纳克称自己患有心绞痛，血压过高，神经衰弱，“别难过，我们要战胜的不是这种东西”信的结尾说。

5月5日，他的病情突然加剧，却没有改变日常作息。第二天，他想洗个头，胸口和肩部一阵急骤的疼痛差点让他失去知觉。怀疑是心肌梗塞。心电图未显示任何异常。根据5月9日的心电复检，涅恰耶夫医生断定为深度双部位梗塞，弗赫利森教授支持这一诊断，于是，文学基金会门诊部为帕斯捷尔纳克派来了安娜·戈洛捷茨医生。

他已经躺倒在床榻上，在一楼的钢琴房，不被允许起身。他的弟弟和弟媳赶到了别列捷尔金诺，塔玛拉·伊万诺娃[4]也时不时来看望。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喊疼，只是为禁止翻身侧卧而痛苦按规定必须平躺。他睡不着觉，不禁思前想后，连声喟叹，对护士说这是“没有梦的噩梦”。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说，他晚上通常会吃点东西，以便更好地入睡。医生允许夜里十一点给他喂食，但他还是睡不着。

帕斯捷尔纳克受不了别人看到他胡子拉茬的模样。他让儿子给他刮脸，廖尼亚照办了。阅读同样不许可，他却依然说着、想着文学，呓语中念叨的也是文学：“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译本之间相互争吵，吸引我，又消失不见了。”

护士告诉他最好别说严肃的事情。

“那我该说什么？”他生气了。“我说的难道不是左肩胛骨？可它不会讲俄语。”

他不断地向几位护士致歉：瞧，我病了，你们不得不照料……

“您有什么错？”

“我的左肩胛骨早就出现了不适和疼痛，但似乎并不严重。而有时也会很严重，以至于不敢承认。原先我以为，通过病体内部的抵抗即可战胜疾病。我错了，是我给自己造成了这一切。”

这种相信身体状况取决于精神状况的观念，完全是帕斯捷尔纳克式的。难怪两三年前的一天，当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问到他有什么抱怨，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他大声说：“我生来不是为了以肉体的方式感知自己！”

楼上，他的书房里正在维修。没完没了。关于修缮的话题，伴随了他一生，如今再度浮现。

卓娅·玛斯连尼科娃带来了这时节少见的樱桃，榨汁给他喝。他的进食已经很困难了，说了一句：“好极了。”

13日晚上，情况更糟了。他第一次叫喊肚子疼，夜里，对安娜·戈洛捷茨说，他生命的历史不会随着疾病的历史而终结。“往后议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接下来，所有人都会认可。不管怎么说，我终归是诺贝尔奖得主。”

心电迹象每况愈下。腿部也开始疼痛。在鸦片全硷的作用下，他似醒非醒地说：“两个脚跟像我忘了他们姓名的私敌，自作主张。”即便如此，他却不让护士靠近，直到妻子给他梳洗完毕，他自己亲手装上假牙。他称之为“活在牙齿下”。

5月14日，应伊文斯卡娅的请求，1952年为帕斯捷尔纳克治疗过心肌梗塞的多尔戈普罗斯克教授前来查看他的状况。次日做了会诊，断定是胃癌。未告知亲属。给他注射了强力镇痛剂，他睡着了，一醒过来就问：

“列昂诺夫在哪儿？”

“列昂诺夫没来”，护士回答。

“他刚才还坐在这儿，我们聊着《浮士德》……请别再给我打什么麻药了。”

为缓解病痛，给他使用了氧气帐，这样一来，他就能入睡了。

有一次，护士问道：“您自我感觉怎样？”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在此过程中，我内心平静”，他回答道。

他不再喝他喜欢的浓茶。他得知自己有溃疡，又不知听谁说，在此情形下，味道浓郁的饮食对身体最有害。开始拒绝家庭女工塔尼娅为他准备的食物：“在这个问题上，她简直愚蠢透顶。”

“瞧您说的，塔尼娅奉献了整个一颗心！”

“她奉献的是心，脏污却留下来。”

他对尼娜·塔毕泽说：“我爱你们所有人。但如今，我已不存在，只剩下胸口和肚子里一团乱糟糟的东西。”

荷兰人送来一大束郁金香，他请求不要带进房间，因为不喜欢花瓶里的鲜花，只喜欢大自然里的。他每天都问樱桃是否已经开花。那是一个湿热的五月，但樱桃迟迟未开。“在我生病期间，我宁愿天是阴的”，他伤心地说。他受不了热天气。

安娜·戈洛捷茨称赞了他年轻人般健康的肌肉、弹性的皮肤。五月的最后日子里，他却越来越消瘦。他最害怕的是，亲人们提出把伊文斯卡娅叫到他身边来。戈洛捷茨猜测，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他的情况没救了。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甚至打算在她到来之际离家外出，他拒绝了这个主意。

在5月18日的晨检中，戈洛捷茨触摸到他左侧锁骨上部有病灶转移，便立刻赶往莫斯科，寻求咨询。

傍晚，又给他摆设了氧气帐。他几乎动弹不得。

“看我变成了什么！落入了书页之间枯燥的表格。”

玛尔法·库兹米尼奇娜是一位上了年纪、态度严厉的护士。帕斯捷尔纳克对她说：“玛尔法·库兹米尼奇娜，您大概没有受过生活的宠爱。但您有一颗善良的心，您如此威严，爱惜名誉，您一切都能办到，只要您愿意。请为我做点什么吧，玛尔法·库兹米尼奇娜，我真想活下去。您别急，请坐下，考虑考虑再去做……我过着双重的生活。哦，要是您了解她，您就不会谴责我。您也曾有过双重生活吗？”

他再未跟任何人说过伊文斯卡娅，只是偶尔打发十六岁的护士玛丽娜·拉索辛娜去伊文斯卡娅那边，安慰她。

5月22日，在自己的兄弟、一位著名的放射科专家帮助下，叶莲娜·塔格[5]居然把一台透视仪搬到了别墅。

“喏，这下好了”，帕斯捷尔纳克说，“一切都会弄清楚，会是另一种结果。”

根据透视图像，塔格教授断定是左肺癌肿，而且两片肺叶均有扩散。这是一种最迅速的癌变，通常由强烈的精神打击所导致。看来，症状是从1959年最后数月开始发展的，当时形势模棱两可，当局直接的威胁取代了迫害。

透视过后，帕斯捷尔纳克瘦得厉害。第一次不戴假牙。这副义齿就这么搁在他床头，在一只珐琅脱落的褐色匣子里。匣子跟了他许多年。始终完好无损。

护士告诉他，片子上表明是慢性肺炎。他不信。

23日，文学基金会门诊部主治大夫来看望他。“可爱的大夫”，他说，“有点儿像费定。（注：苏联作家，帕氏的邻居）”

一些外国记者时刻守候在别墅附近。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了诊断，西方也有所了解。帕斯捷尔纳克要求把妹妹利季娅从伦敦召回。她原本准备立刻启程，但苏联大使馆延误了签证。

5月27日凌晨4点，帕斯捷尔纳克的脉搏消失了，给他打了几针，才恢复过来。“我感觉很好。本来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可你们的针剂又把我带回到不安。”

“假如就这样死去”，几天来他重复着同一句话，“也没什么可怕的。”

“生命美好”，他对护士说，“如果生命延续，我将用它反抗庸俗。在世界文学和我国文学中。太多的庸俗。人们的书写文不对题。”

他还说，要写护士的工作：“嗯，是的，你们是劳动者。世上的麻烦如此之多，任何活动都如此复杂和艰难，在这里却展现得如此高尚、真挚和无私。这就是我要写的。”

又问奥列沙（注：苏联作家）是否还活着。他不知道，奥列沙于四月病倒，五月初就去世了。

“我感觉自己周围充斥着污秽”，他对长子说，“听说应该吃东西，好让胃口动起来。但这很折磨人。文学界同样如此。认可根本算不上认可，而是一无所知。没有往事的回忆。人际关系以不同方式毁坏了。仿佛置身于一堆秽物。不仅在我们这儿，全世界到处都一样。为保全人的自由不羁的天赋，整个生命都成了一场同绝对鄙俗之间的对决。整整一生消耗于此。”

5月27日，为他输了血。他说自己在战争期间献过血。当针头从静脉拔出，血液流到了床铺和医生的白大褂上。

“血腥的画面”，帕斯捷尔纳克说。

第二天早晨，他问医生：

“您收治过我这样心肌梗塞之后出现并发症的病人吗？”

“是的”，医生回答说。

“他们康复了吗？”

“是的。”

“那就说说他们的名字吧。”

她说出了几位作家的姓名。他似乎平静了。

夜里，值班护士当他面睡着了一会儿，很快醒过来，感觉他正看着她。

“对不起”，护士难为情地说。

“没关系”，他微笑了一下，“您的状况不错。”

有一次，戈洛捷茨请他朗读。

“要知道，我自己就在写书，为什么要我读别人的？”他有点气恼地答道。

28日，他的病情彻底恶化了。

“既然你们知道一切”，他对护士说，“又何必用这种索套把我的生命拴在里面？请看看自己的心灵深处。生命是美好的，非常美好。但终究难免一死。”

到了第二天，他却迫不及待地等着输血，因为第一次输血后，他感觉好得多。叫来了廖尼亚，问他考试情况如何。傍晚，热尼亚也来了。帕斯捷尔纳克叫他来，但一句话都没说。

卡希尔斯基教授是唯一一位未收取诊费的大夫。他说，帕斯捷尔纳克只剩下不到五天光景了。一星期过去，帕斯捷尔纳克却还活着。5月29日，尼娜·塔毕泽来探望。他像往常一样，抓住她的手，摸了摸手指，说了一句：“盖那茨瓦列。” [6]塔毕泽当天特意涂了点口红，穿得比平时鲜艳些帕斯捷尔纳克说过，她和济娜完全变了，显得不成样子，他还一再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会让她们摆脱对他的担忧。尼娜决定以一副略显年轻和新鲜的面容出现在他面前：

“您的身体有好转，我和尼娜看起来也挺好！”

他摇摇头说：“不，尼诺奇卡，我的身体糟透了，你们俩也不怎么样。”

5月30日早晨，像平常一样，他让妻子给自己梳头，俏皮地说，分头不是这么刷出来的。等候输血。医生半天未做决定，他不知道是为什么。输血终于开始了，一股鲜血从他喉咙里喷涌出来。

“丽达[7]已经上路了”，长子反复说，“等她来吧”。

“丽达，这好呀”，他说。

他请妻子单独跟他待在一起。

“我爱生活，我也爱你”，他对她说，“但我与你离别并无遗憾：周围有太多的庸俗，不仅在我们这里，整个世界都一样。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与之和解。我对你感激不尽。”

他让妻子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

“怎么样，我们该告别了吧？”

这句话夹带着疑问。

“你们两个是我合法的儿子我死以后，除了自然的悲伤和痛苦，除了这一损失本身之外，你们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你们是被法律所承认的。但我的存在还有另一面，非法的一面。它在国外广为人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命运、我的事业中的遭遇，尤其是因为近来卷入的诺贝尔奖风波……等丽达来了，她会关注这些情况。有很多东西，她应该不仅从你们这里得知。丽达会处理好这一切……这是非法的一面，在我死后，谁都不可能维护它。你们懂了吗？”

“您是想说”，热尼亚问道，“您要把您留下的一切托付给我们，对吗？”

“不，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们与此无关，但愿这种迫不得已的淡漠不要让你们难堪，成为累赘。”

他的喘息变得急促了。

“你们下一个程序是什么？氧气帐吗？那就用氧气帐吧。”

他对托着他头部的玛尔法·库兹米尼奇娜说：

“我有点听不清。眼前好像有一团雾。不过，这终究会消退吧？”

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和两个儿子一直守在他身旁。

当晚十一点，他对妻子说：

“请原谅。”

停顿了片刻，又说：

“我快乐。”

2

与此同时，在他终生与之过从密切、交往偶尔也有中断的那些人中间，正在筹备一场恍若神秘剧的酒宴：有人忙碌于宴席前，查看大家是否都已来到他喜爱的地点；主持人纪齐安·塔毕泽一边安排客人们就座，一边斟满用来罚酒的硕大角杯，为操持盛宴的权利而自豪；帕奥罗的朋友建议弗拉基米尔[8]的朋友不必从一开始就将情况道明（“想想您当初的感觉”），莱纳占据了略近的位置：“我总算能见到他了！”一群老者聚到近前：喂，快点儿……人们尚未各自落座，闲谈一如平常：哎呀，要是预先知道，有谁会耽搁哪怕一分钟！事实上，假如前天不被干扰，他恐怕早就出现在这里了。即将到来的欢聚的气氛吸引了所有人包括对他心怀怨恨者，尽管这类人，应当承认，远比通常此等重要客人来临之际要少。计划反复斟酌。方案一改再改，需要立即将他列入其中，因为他这个级别的大师在这里也会争先恐后，况且您知道，这是非凡的时辰。幸福的等待达到高潮，想到他最终的旅途之艰辛，也不再有人觉得伤感：归根结底，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程，没什么大不了。他曾经频频做出异样之举，仿佛早已（不在人世）……就本质而言，倘若所有人都有这般举止，世界又该多美好！

旋风飞舞，乌云疾驰，群星传递眼色；一切均已齐备，腾空了走廊，餐桌上完成了最后的摆设；忽然间，从天上的欢宴透出一道苍白的反光，将他亲手栽植的樱桃树的林荫映得发白。五月里不常见的热天。活动定于十一点二十分进行；“他来了，他在这儿！”，坐席间传来窃窃私语。带着无限诚挚的表情，帕奥罗和纪齐安向他迎面走来，没有谁跟他们竞争最先欢迎他的权利。他环顾四周，看到无数模糊的人影排成队列，隐没于庆典的金辉；所有人都怀着悲欣交集的复杂心情，渐渐地，欣喜明显占据了上风。他已经听到乐师们调试弓弦。只等他首先致辞，宴饮即可展开；无须在此字斟句酌并为之劳神显然，每个人都能够正确地理解。奇怪的是，呼吸越来越轻松。他朝着朋友们迈开脚步：面前是连绵的祝酒，华丽的辞藻充满敬意。此时此刻，只要一句无比简朴的话语就已足够，只要一个词，他们就会认出原先的他，不怀疑他的真实。因为自己幸福之至的感悟再度神奇地吻合于现实，而洋溢着喜气的现实则无限超越了这些感悟，他的心头不由得涌起快慰，他向迎面而来的人们俯首示意，简短地说了一句：

“我快乐。”

一片欢呼声响起：这依然是他，是真正的风华正茂的他。其余人以为，他转身面对他们，大概是想说，他感到欢欣为他们的光临，为安然死于家中，或者为他遭受的苦难终于结束，然而，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已无关紧要了……

1

“清晨，太阳信守诺言/如期而至，透过窗口/将橘黄色的光线/斜射在窗帘和沙发之间。”[9]1960年5月31日的清晨来临了这是人世间失去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天。

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和家庭女工塔尼娅一起洗净了他的身体。早晨六点，伊文斯卡娅匆匆赶来，没有遇到阻拦。她在床边待了许久，与他无声地道别。她感觉他似乎余温尚存，手仍然是软的。6月1日，城里运来了棺木，将遗体殓入。文学基金会派来两名操办丧事的人员，向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询问，她觉得葬礼该如何进行。“要让音乐不断奏响”，她答复道，“我的心情平静，事情也要办得平淡、简朴，就像他平淡、简朴的一生。”

灵柩停放在餐厅。体格健硕、发胖的尤津娜被人搀扶着，费力地登上台阶。她、斯塔西克·涅加乌斯和里赫特[10]分别演奏了乐曲。在小提琴和大提琴伴奏下，尤津娜弹了帕斯捷尔纳克心爱的三重奏柴科夫斯基的《追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11]然后单独弹奏了舒伯特的多首乐曲。雕塑家维连斯基从死去的帕斯捷尔纳克面部翻制了面模。鲜花簇拥着灵柩，络绎不绝的人群从旁边绕过，跟他告别。

黄昏时分，伊琳娜·叶梅里扬诺娃和乔治·尼夫前来送别帕斯捷尔纳克。向来惧怕死亡和死人的伊琳娜对他冰冷的遗容深感震惊：她从未见过他梳分头的样子，原先他额头上总是留有下垂的额发。

“躺在这里的简直就是另一个人一副高贵的面容，年迈、静穆、消瘦，谴责的（不，不如说是严厉的）神色。曾几何时，这样的人完全有可能活在世上，但不是鲍·列，而是别的什么人。死，无论他有过多少对它的思索，无论他就此写过多少文字并且多少次准备迎接它，都不曾接近他。死并非来自他的日常生活。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死并不能适应他它直接偷换了他。这变化令我如此惊颤，甚至哭不出来。倒像是如释重负。我沉思了片刻，恍然大悟：这一切与他何干？这不是他，不是！

我和乔治·尼夫相互看了一眼。是的，鲍·列不在这个空间。可他又在哪里？我无法描述自己的感觉。或许，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宗教体验。心颤动起来：万一呢？万一，难道是预兆与暗示我们不会死，直到最终也不可能死？存在万一吗？

大家走出来，站在门廊边。他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瞧，这是他爱过的天空、树木，这沟渠、远处的钟楼，春日里斜落的太阳所有这些都是更大的他，超过我们留在房间里的那个。这的确是对于奇迹的感受。就这样刹那间，出其不意地，它与我们这些未及准备的唯物主义者不期而遇。

返回到村庄。奇迹没有抛开我们。它从每一条细小沙路的转弯后面望着我们。从半干的小溪边。从一片荒诞的干草垛如今，对我们来说，这片草垛永远就在没有月光的长长草棚的阴影里[12]……而更多地是从天空。奇迹跟随我们，一直走到那座屋舍，然后消失了，让我们独自跟混沌与恐惧待在一起。但关键是，它曾经来过，转瞬即逝，这便给了我们力量。”

傍晚，来自别列捷尔金诺教堂的大司祭约瑟夫给他做了安魂祈祷。葬礼定于6月2日这天。基辅火车站郊区线路售票窗口旁，贴出了一张手写的通知：

“同志们！1960年5月30日深夜至5月31日凌晨之间，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民间祭祷仪式将于今日15点举行。别列捷尔金诺站。”

刊登在《文学报》上的公告，作为报复死者的实例，作为卑鄙的明证，足以载入史册：“苏联文学基金会理事会宣告，由于长期身患重病，作家、基金会成员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于本年5月30日去世，终年70岁，故此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整个村庄的人们，身着最好的崭新衣装，都来为他送行。从莫斯科赶来了许多花白头发的女士和神情严肃、身板挺直的老者为这些昔日的少男少女，他书写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早已不再相聚了。这曾经是莫斯科日益稀少的一小群旧知识分子，他们关系密切，从他身上找到了自我慰藉与辩白。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毁于时代，但终究不可能毁掉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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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凯歌香槟”，创立于1772年，1805年，酒厂老板不幸去世，他的年轻遗孀继承了丈夫的事业，不断追求完美和创新，酿造出品质超群的产品，从而使“凯歌香槟”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香槟品牌之一。

[2] 原文如此。

[3] 马尔克·扎哈洛维奇·夏加尔（18871985），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二十世纪先锋派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出生在沙皇俄国，1922年离开苏俄迁往西欧，最后定居在法国。

[4] 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妻子。

[5] 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塔格（18951964），俄苏诗人、散文家、回忆录作者。

[6] 格鲁吉亚一个常用语的俄语音译，相当于“亲爱的”、“我的朋友”、“同志”，表示对听者的喜爱与敬意。

[7] 利季娅的爱称。

[8] 此处的“弗拉基米尔”或许指的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随后提到的“莱纳”指莱纳·里尔克。

[9] 引自《八月》（1953）。

[10] 斯维亚托斯拉夫·特奥菲洛维奇·里赫特（19151997），德意志血统的乌克兰钢琴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艺术家之一。

[11] 这是柴可夫斯基《a小调钢琴三重奏》的副标题。

[12] 引自《爱吧，走吧，雷雨未停息》（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