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最早的翻译是怎么产生的？

最早的翻译是怎么产生的？
在世界近代史中，亚洲和美洲都是殖民者发现的新大陆，在发现新大陆之前语言根本不可能相通，甚至肢体语言都不能相通，但当殖民者的舰船到达新大陆时，他们就开始强占殖民地和奴隶，并签定不平等条约等。那么，最早的翻译是怎么产生的？

Answer 1

意大利谚语说：“翻译即背叛。”这句谚语的产生时间难以查考，姑且把它视作“古人云”吧。不仅古人这么说，现代语言学派亦当如是观。乔治·穆南的经典说法是“如果我们接受现代语言学派关于词汇、语法及句法的流行观念，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翻译是不可能的”。然而，与此相悖的翻译理论却层出不穷，翻译实践更是古今未绝。

根据罗新璋先生收编的《翻译论集》，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我国的翻译理论有过几次重大变迁，这些变迁与翻译高潮相伴而生。第一次是自汉至唐，它是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之后道安在论及佛经翻译时又提出了“案本而传”。这些无疑是“直译”说的最早版本。到了唐朝，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普及，玄奘大师发展了魏晋翻译理论，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这就在“案本”的基础上兼顾了接受的层面。而“喻俗”（“通俗易懂”）带来的巨大“变革”也许即是后人归纳的玄奘诸法，尽管它们本质上并未脱离“直译”传统。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扩大，翻译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近现代，几乎每一位翻译大家都有一说。严复有“信达雅”三字经。林纾虽未明确提出“意译说”，但他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也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重要的便不是形式，而是内容了。之后是鲁迅的“直译”理论。他如此推崇“直译”（有人称之为“硬译”），一定与“五四”运动推广白话文有关，也一定与先生别求新声于异邦有关。再之后则是茅盾的“神韵”说，郭沫若的“风韵”说、“气韵”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等等。

罗新璋先生把这复杂的翻译理论（其实也是翻译实践）沿革史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步曲”。这就是说，其实我国的翻译理论一直没有偏离“直译”和“意译”这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太极心”。而外国翻译理论又何尝不是如此？文艺学派多倾向于“归化”，而语言学派则往往比较讲求“异化”。一如有人在“直译”和“意译”的基础上提出“神似”——“形似”合一，即“神形兼备”的万全良策，“异化”和“归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或许也可以在尤金·奈达等语言文化学者笔下演变为玄而又玄的时鲜妙论。奈达从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文化生态（或生态学）等不同视角或方面（也即文本的一切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来考量语言文化，其涵盖性足以令人望而生畏。

但奈达们没有错，主张“神形兼备”或者“两化合一”的人也没有错。而且话说回来，译家们在具体实践中也未必都是“忠贞不渝”、“一以贯之”地坚守某一理论的。举个例子，鲁迅先生可是有名的“直译”派，而他30年代又是怎么讽刺赵景深教授的呢？赵教授“依样画葫芦”，把“Milky Way”（“银河”）译成了“牛奶路”。鲁迅就讽刺他说：“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可见，鲁迅的“直译”观并非没有保留。而按真正的“直译”或“异化”标准看来，赵教授也没有错啊。当然注释是少不了的。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它们必定在“归化”和“异化”中分化。其中较为经典的有“说曹操，曹操到”和俄国人的“说狼到，狼就到”（英国人的“说魔鬼，魔鬼到”，西班牙人的“说国王，国王到”，等等）；或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法国人的“吻的是侍从，爱的是骑士”（德国人的“吻的是孩子，想的是孩子的妈”，俄国人的“摸孩子的手，想孩子的妈”，等等）。更极端的例子则是我们的点头和印度人的摇头，或者我们的东风和英国人的西风。

杨绛先生的“一仆二主”说，除了说明翻译的艰难，多少蕴涵着“两化合一”的意图。即译者这个“仆人”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这个“主人”，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从而达到理想的“化境”。但多数译者恐怕因为有两个“主人”而可能为了其中一个“主人”（比方说“原汁原味”）去稍稍怠慢另一个“主人”。或者相反（比方傅东华先生所说的“舍弃一枝一节”以求“全书趣味精神”）。同时，也正因为有两个“主人”，多数译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暂时背弃某种理论，而不拘一格的。或者，他（她）在甲处用的是“归化”，而在乙处却倾向于“异化”了。举个例子：杨绛先生在《堂吉诃德》第二十五章中“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我可以告诉您，她会掷铁棒，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得。天哪，她多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但在另一处，她却比较眷顾读者，把一个长长的小标题译成了“何必追根究底”。同样是这两个地方，另一位《堂吉诃德》译者董燕生教授却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于是，桑丘的话变成了“告诉您吧，玩起铁棒来，她敢跟村上最壮的小伙子比试比试。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堂堂正正，有股丈夫气。”很明显，董教授把“胸口长毛”意译成了“有股丈夫气”。而在杨先生翻译的“何必追根究底“处，董教授却恨不能字字对应，以至于连冠词都保留了：“这里讲到一个死气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倘使叫我来译，或许我会把（“Donde se cuenta la novela del curioso impertinente”）这个小标题译成“过分好奇的故事”或者“无事生非的故事”。这就是说，无论是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都提供了彼此殊异的可能性。因此，套用歌德的那句老话，“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而客观的莎士比亚却永远只有一个，谁更接近他，谁就是好译者（所谓受众语言在变，译文当“与时俱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红楼梦》不能为了让所有人读懂而不断改写。时代只能把普及的任务交给缩写者、影视剧和卡通画）。而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博尔赫斯说了，翻译是值得怀疑的，“莎士比亚脱离了他的语言，也就不是莎士比亚了”。但无论如何，博尔赫斯自己又一直是个勤勉的文学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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