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对荆轲刺秦王的评价

Answer 1

对荆轲刺秦王的不同评价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但肯定荆轲的人更多，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荆轲刺秦王》简说邱少华《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司马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我认为，不妨简单地把他们分成两种类型。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算做一类，如刺赵襄子的豫让，刺韩傀（《史记》作“侠累”）的聂政。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所谓“公义”（比如说国家之事）的，算做一类，如曹沫劫齐桓公于盟坛之上，“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刺客列传》），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和他的力士以大铁椎“狙击秦始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史记·留侯世家》）无论事之成（曹沫）败（张良），其精神或有可取之处。荆轲如何呢？我想可以归入曹沫张良一类。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这时候，秦国大军大举东进，所向披靡，山东六国风雨飘摇，朝不谋夕①。燕太子丹面对这个严重局势，深感力绌计穷。军事政治外交诸般手段大概都难救燃眉之急了，又不愿意坐待灭亡（难道他应该坐待灭亡么！）终于想到了行刺。他想得很天真：无论是生劫或刺死秦王，都可以使大局顿时改观。其实，这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存侥幸于万一罢了。荆轲说：“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除了一般的谦让和点出任务的艰巨性以外，把行刺看成“国之大事”这一点最重要，它说清了荆轲对这个计划的思想认识，强调了行为的根本目的和这个目的的正义性和严肃性。②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争取一个能够接近秦王便于行刺的机会，荆轲做了细心的准备，一是要了“督亢之地图”，二是要了樊于期的首级（加上田光的自杀，尚未出发就赔进了两条人命，代价是高昂的，古人的某些道德志操观念，对于我们是有些隔膜了，不必细论）为了行刺的成功，他还要等待一个得力助手。可惜，急不可耐的太子丹催他上路，“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一句话把荆轲激怒了。大凡这种人，最讲究一诺千金，把信用看得比性命还要紧，“岂无意哉”简直等于说：您翻悔了么？就荆轲来说，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莫甚于此！又可惜，平素懂得隐忍、不争意气的荆轲，在这个节骨眼上竟不能自制，一怒之下，带着个不中用的秦武阳走了（后来秦武阳果然误了事）。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品格的半点怀疑，一时间忘了“国之大事”不能意气用事的，是荆轲；明知道这么走法是“往而不反”，却斩钉截铁地说“请辞决矣”的，也是荆轲。人的性情脾气，就是这么复杂。易水饯别，大约是秋天吧。“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衣冠是丧服，它暗示着国破家亡的大难就在眼前，它暗示着荆轲的一去难返，这情景是多么凄楚！“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古人说，变徵为商，其音悲。沉痛悲凉的歌声深深打动了送行的人们，“士皆垂泪涕泣”。他们早就把保存国家，保全自己的一线希望系在荆轲的那把匕首上了。荆轲完全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进而“为慷慨羽声”，明确地表示了必死的决心：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羽声，其音怒。这激昂而愤怒的歌声，在萧瑟的秋风中回荡，在呜咽的秋水上回荡，然后如一腔热血，洒向这白衣冠群中，使在场的人们由“垂泪涕泣”变得瞋目怒视，发上指冠。荆轲这个普通的血肉之躯的精神力量，竟能如此震撼人心。送行者和被送者的情绪，相互感染，如风水相激，很快推向高潮，“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多么刚毅，多么壮烈，即使千载之下的读者，也会为之动容。在秦廷上，荆轲的表现既令人遗憾之至，又令人钦佩之至。荆轲的剑术和武艺实在太不高明了。在献图时，他和秦王的距离不过咫尺之间，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③一个处心积虑，图谋已久；一个事出突然，猝不及防。然而，这一刺竟不中，后来一掷又“不中，中柱。”在群臣“尽失其度”、卫士不敢上殿的最初时刻，行刺者与被刺者处于一比一的局面，即使徒手相搏，也该是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而荆轲竟不能得手。经过一番追逐之后，众寡殊势，荆轲身被八创，腿被砍断，秦王则毫末无损。我一直怀疑荆轲不仅剑术不精，武艺不高，甚至连人们常说的“蛮力气”也不大，要不，怎么会输得如此之惨？他临死时辩解说：“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但是，看他一开始的动作，左手把袖，右手进刀，分明是要一刺置对方于死地，一点儿也没有“生劫之”的意思。荆轲不怕死，但怕别人笑话他无能。上边的这番表白，就荆轲来说，是万万不可少的。在我们看来，就颇有些“欲盖弥彰”的嫌疑了。话又说回来，荆轲毕竟不失英雄本色。秦王设九宾大礼以迎燕使者，仪仗如林、钟鼓雷鸣的壮观场面和森严气象，连十二三岁时就杀人不眨眼的秦武阳也“色变振恐”、精神瓦解。这样的描写，与其说是要把秦武阳当作一个银样蜡头枪式的假好汉来讥讽，倒不如说是要借武阳的失常，来渲染秦廷上足以褫人心魄的赫赫威严，说明荆轲能够旁若无人，谈笑自如，需要超人的胆量。他一个人，一把匕首，搅得偌大的秦廷上下惊惶，乱成一团。不可一世的秦王惊恐得连身边的佩剑也拔不出来了（当他终于成为胜利者，面对已死的刺客，还“目眩良久”呢！）群臣惊恐得尽失其度，莫知所措了，侍医惊恐得连不能伤人的药囊也当作武器扔出去了；在数十百人之中，不惊不恐不怕死的，唯荆轲一人而已。行刺不成，死到临头，他“倚柱而笑”、“箕距以骂”的精神气度，也决不是可以装出来的。总之，荆轲履险不失态、临难不变色的勇气与豪气，值得钦佩。作者用紧凑短促的语言节奏，描绘了一个紧张惊险的场面，秦廷的威风震慑了秦武阳，荆轲的威风又震慑了秦廷；荆轲的动作带动秦王、群臣、侍医的一连串动作，急促、曲折而连贯，有如机轴之骤转，有如湍流的奔突，真是惊心动魄，使后人读了，也难免有些目眩。这个故事的笔墨极为集中。写太子丹，写秦武阳，写易水边的白衣冠，写朝廷上的秦君臣，都是在映衬对比中写荆轲。在写荆轲的言语行动的同时，又注意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形象是有血有肉、丰满感人的，在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占有很醒目的一席地位。古往今来，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咏荆轲》），到近代著名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宝刀歌》），吟咏荆轲的诗章累代不绝。大体说来，后人提及荆轲事，除了叹其大功不成而外，更重要的是美其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民族多事之秋，敢于挺身而出、勉力为之的精神和气概。明末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作《易水歌》，“白日苍茫落易水，悲风动地萧条起，荆卿入秦功不成，遗憾骊山暮烟紫。……呜呼，荆卿磊落殊不伦。”显然，荆轲磊落不伦的形象，给了夏完淳很大的激励和鼓舞。毫无疑问，关于历史的进程和规律，关于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荆轲这样的古人，懂得不如我们多。但是在世界并不太平的今天，一旦国家有事，仍然需要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气概。这，也许就是荆轲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吧。注 ① 公元前二三○年，秦灭韩；前二二八年，秦破赵，虏赵王迁；荆轲刺秦王的同年（前二二七年）秦军已进逼易水，燕国已岌岌可危。注 ② 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国，都可以理所当然地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反对他国的暴力兼并；就山东六国而言，反对素以“虎狼之国”著称的秦国，更具有某种程度的正义性。限于篇幅，不详论。注 ③ 《史记》司马贞索隐：“揕，谓以剑刺其胸也。又（徐广）云，一作抗。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义非。”如何认识评价荆轲其人？杨益民正确分析评价荆轲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有人说，秦统一天下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战国后期，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国家。因而，秦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对统一天下起着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们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凡是曾进行过抵抗的国家和个人都应予以否定呢？当然不能。因为，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战国策·秦策》）战败国则对战胜国还要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更重的负担。因此，对于秦国的兼并，六国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进行坚决的抵制。总之，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因而，我们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高度评价屈屈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也充分肯定荆轲反抗暴秦的正义行动，肯定他大义凛然的英武气魄。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肯定秦的功绩；而从对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这个角度看，又应充分肯定荆轲的行动。二、有人说，荆轲刺秦王只是为了报答太子的知遇之恩。所以，荆轲这个人是不值得肯定的。这个看法是否正确也应作具体的分析。荆轲的甘愿冒死入虎狼之强秦，刺杀秦王，其中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临死他还念念不忘：“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然而，能否把荆轲刺秦王的行动的意义都局限于此呢？当然不能。太子丹初见荆轲时，是希望荆轲为挽救燕国之将亡，反抗暴秦之兼并而出力的。荆轲当时的回答是：“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说明荆轲主要是想报效燕国的。后来荆轲激励樊于期自刎献首时说，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也说明荆轲主要还是从国事来考虑的。因此，在荆轲刺秦王的行动中虽然有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为了反抗暴秦，挽救燕国以至于六国的危亡。也可以这样说，荆轲报答太子是建立在抗暴秦、救弱燕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报答太子是通过反抗暴秦，挽救燕国来实现的。而这样的行动有其正义性，所以，荆轲这个人物，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感佩，所称颂。因而，将荆轲报答太子的思想与反抗暴秦挽救燕国的愿望割裂起来分析问题以至于否定荆轲其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不客观的。三、有人认为：荆轲劝樊于期自杀过于残忍。那么是否如此呢？荆轲赴秦刺杀秦王就必须先接近秦王，因而，信物就成了关键。所以，激励樊于期自杀献首实属为刺秦王之举得以成功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方案。而且，对于樊来说，燕国若亡，不但无法为“父母宗族”报仇，连自己也无处栖身了。因而，想苟且偷生已无出路，而献出生命可就大义，很显然，这对于樊将军而言也并非绝对不良之计。再者，荆轲的行动并无丝毫自私的的成分——“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更何况他自己也将“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因此，荆轲之举无可厚非，而且，由此可看到荆轲的深谋远虑，精明多智。总之，荆轲这一人物不仅义薄云天，视死如归，而且能深谋远虑，机智沉着，堪称豪侠！

Answer 2

从荆轲刺秦王的目的及其历史影响看，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荆轲刺秦王，一方面正如他所反复申述的，是为了“报太子”的个人恩遇，这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抵抗暴秦入侵，保卫燕国。

诚然，荆轲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

扩展资料：

历史人物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活着的人总是托古言今，指桑骂槐。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实际上代表他对现今社会的评价，“评价”只是一种言论武器。古代对荆轲比较正面的评价是为了宣扬忠义英雄，现代中国教科书对荆轲的比较负面的评价是为了验证和推广马克思历史观。

历史材料不会说话，人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选取有利于自己的那部分作为证据，这虽然即便不是造假，也属于一种变相的篡改。

Answer 3

从历史角度来说，这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行为就能阻止的，而从个人角度来说，荆轲刺秦王虽然为了家国，舍生取义，值得称赞，但是荆轲刺杀秦王未遂，大大震怒了秦王，加快了燕国的覆灭。

荆轲之所以刺杀失败的原因

一、太子丹过于疑心过于性急，荆轲还在周密准备，可太子丹却督促荆轲仓促动身。可这边还没有计划妥当，那边却不得不易水告别了。

二、准备与他的一起入秦的友人未能一起西入秦国，荆轲有大智也有大勇，当然知道自己的剑术如何，所以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个友人在刺秦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也许他才是真正的剑客！

三、太子丹给荆轲所配副手秦舞阳只有虚名，虽然十三岁就杀了人，好像很有胆，可一到咸阳宫，见了秦王，吓得颜色大变。在荆轲刺杀秦王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这个副手在哪里，总之是一丁点忙也没帮到，而且还帮了倒忙，让荆轲原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不得不提前俺饰与实施。

四、使用剑术方法问题和荆轲想生擒秦王也是诸多原因之一。

扩展资料：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意思是说，荆轲知道行刺无法成功了，就蹲在地上大骂说：“大事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我想活捉你，迫使你订立归还诸侯们的土地的契约来回报太子！”  

由此来看，荆轲其实并非想要杀死秦始皇，而是想要活捉秦始皇，然后胁迫秦始皇交出诸侯们那些被占领的土地，因为荆轲心知肚明，即便杀掉秦始皇，秦国只不过是暂时失去一位君主，而秦国群臣也会毫不犹豫地另立君主，但这并不能阻止秦国吞并天下的趋势。

Answer 4

　荆轲：杀手乎？侠客乎？ 《史记》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兆琦教授的意见是：“荆轲不是杀手，而是一个侠客。”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 他逃亡到了燕国。在燕国，荆轲不被当局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若无人。根据史料的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至于他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上是毫无记载的。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荆轲起初推辞过，但太子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荆轲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太子催之甚急，只得带领秦舞阳离燕赴秦，慨然践诺。 在很多人的眼里，荆轲是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英雄。但在史学家眼中的荆轲并非如此简单，文学史家和史学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也是不大相同的。韩兆琦认为：“荆轲是一个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勇士，他刺秦的义举来自他对强秦的国仇家恨，也是他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最后一搏。他与燕国不沾亲带故，如果说燕太子丹要刺杀嬴政有其报私仇的成分，那么，荆轲的目的则更是出于为救六国人民的侠义之心。”史学家张大可更是以“反暴”一词来诠释荆轲的行为。“太子丹开始并没有重用荆轲，甚至后来让他去刺秦，也没有完全理解和信任他，”韩兆琦解释说，“所以，荆轲并非要‘为知己者死’，他的行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义气，而在于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抗暴之心。” 但是，也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对荆轲的评价不应拔得太高”。北大历史系教授、秦汉史专家张传玺说：“荆轲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他被一种‘义’的观念所驱使，虽然他的确勇敢，但他的‘义’毕竟是个人的小‘义’，而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才是大‘义’。因此我认为不必要把他拔高到英雄人物的高度。”同样认为不宜把荆轲拔高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陈成军有着更为有趣的见解。他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他说：“荆轲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根据这个观点，陈成军合理地解释了荆轲为什么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但是太子丹不容许他再等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和舞阳一起去，而舞阳只是一个在市井中杀人的小角色，到了秦王大殿里自然吓得变了色。而荆轲只得自己来扮演这个他并不愿意扮演的角色。”陈成军进一步说：“战国时候这种侠士很多，遇到国家有难就挺身而出，但他们多是有助手的。荆轲自己作了刺客，我个人认为他实在是死不得其所。” 荆轲刺秦为哪般？ 荆轲究竟为什么会去刺杀秦王呢？据《史记》所载，燕太子丹当时是这样嘱咐荆轲的：“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就是说，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王嬴政，胁迫他退还已侵占的诸侯国领土，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嬴政的性命，倘若嬴政不肯，他们才准备杀掉他。但是，陈成军就不相信这一说法，他说：“荆轲的刀上淬了毒药，这就是要刺杀嬴政，后来解释说本想生劫秦王，那不过是英雄失败以后讲的大话而已。”当然，史家各有各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荆轲刺秦体现了一种阻挡秦国继续攻打其他小国战争脚步的企图。无论是退兵之计也好，或仅仅是缓兵之计也罢，这应当是荆轲为解燕国之困，更是为所有诸侯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无论是否可以把荆轲拔高到一个英雄的高度，史为今鉴，至少我们今人可以从中感受到几千年来普通民众对强权的仇视。 涉及到对“荆轲刺秦王”事件本身的评价，专家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张传玺说：“这个话题多年来一直被当作英雄话题，但实际上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当时六国普遍政治黑暗，六国的君王不是无所作为就是亡国之君，所以我们今天评价那一段历史，认为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他结束了割据分裂的深重灾难，他的统一为后来中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秦始皇是一个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历史人物。所以荆轲刺秦是不顾大局的行为。不必要否定荆轲，但也不必要夸大他的精神。”陈成军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历史的进程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即使荆轲杀死了嬴政，还会有下一个秦王来继续统一的事业，所以他这种行刺的举动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当然，他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但是，也有另一部分文学史家和史学家肯定和赞扬荆轲的伟丈夫气概，认为刺秦是正义之举。张大可说：“荆轲是一个反暴的英雄人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但并不是说荆轲就是要维护割据的反面人物。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对人民构成了伤害，人民赞成统一，但不一定赞成秦国这种残暴的统一方式，虽然秦不采取武装暴力的方式也不行，但荆轲的作为还是正义的，我们应该把荆轲刺秦和荆轲之死看成统一大业中人民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韩兆琦也说：“我们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但同时也要肯定荆轲的精神，荆轲是个抗暴的英雄和勇士，他刺秦不为报私仇，也不为太子丹个人，而是为了所有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就像在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中，拿破仑推进文明的进程，但反抗拿破仑的人同样也是民族英雄。文革时期，因为批儒评法，颂扬秦始皇这个大法家，人们就批判荆轲，其实这是不对的。秦顺应历史潮流，但荆轲并不因此就算反动，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Answer 5

对荆轲刺秦王的不同评价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但肯定荆轲的人更多，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荆轲刺秦王》简说邱少华《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司马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