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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召儿>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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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出生、成长、终老于燕赵之地，简单的地域文化学思维似乎可以期待着他的笔下流泻着所谓“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阳刚气质，或如荆轲“易水风萧”之音。更何况他出现在一个以战争决定民族命运的时代。但他走了一条多少有些间接性和超越性的路子，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在解放区文学中，1943年是“赵树理年”，他这一年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声名鹊起，在世俗婚姻和乡村政权中发现妨碍革命的问题，主张“问题小说”。隔一年，即1945年是“孙犁年”。这一年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名作，令黄土高原上的读者为其水乡秀色而眼睛一亮。他的小说不重问题而重人，他在谈论文学与政治无法回避的关系时，认为文学写的不是“文件上的政治”，而是“生活中的政治”，“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政治性，思想要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但是在当时战争环境中，文学意识形态的权威解释者更关注文学对政治的直接性，因此两三年后就强调和推行“赵树理方向”。而从孙犁早年由安国、保定至北平、阜平的流浪求学的轨迹来看，他出入城乡，接上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强调作品的艺术性，预示着革命文学在“赵树理方向”之旁的另一种带审美的间接性和超越性的可能。因而在当时意识形态直接性的强调中，孙犁使革命文学艺术化、人性化的倾向被习以为常地边缘化了。不过，边缘也有“边缘的活力”，当大树特树的中心被众所趋慕，群相模仿而模式化和非个性化的同时，边缘地带却保持了平常心态，也保持了相对舒展的创造空间。历史不能倒转却可以反思，如果当年的“方向”说不拘泥某一特定的个人和特定风格，而是以真正的文学知音者的眼光兼容了包括孙犁名作在内的众多个性，文学的格局当会更加健全和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