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国话剧这一百年都有哪些成就？

越详细越好！

Answer 1

九、新时期的报春鸟

　　导演、理论家黄佐临

　　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史进入一个新的耀目时期。新时期的文艺舞台是以话剧惊春的。一批及时反映时代潮汛的作品诞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血，总是热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灰色王国的黎明》，先后引起轰动，酝酿了时代的反思。与之同时，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功勋的剧作如《陈毅市长》、《西安事变》、《彭大将军》等，也都掀动了民众的正义感情。话剧创作在复苏的时候，像它最初出现于中国舞台上一样，发挥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其立意主

　　要在于政治内容上的拨乱反正，呼唤人性的苏醒。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痕迹，毕竟一个新的开端已经到来。

　　然而深化了的时代审美需求呼唤着话剧的本体发展和舞台多样化。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戏剧广泛的实验之风刮入了中国剧坛，惹动了理论界一场关于戏剧观念的大讨论，容纳多样戏剧观的强烈呼声冲击着长期定于写实一尊的舞台模式。戏剧实验的始作俑者大概应该提到高行健，这位受到法国现代派戏剧启迪的作家，用他的小剧场戏剧三部曲《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呼唤中国话剧舞台形式的变革。一时之间新颖作品琳琅满目，《对十五桩离婚案的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挂在墙上的老B》、《红房间、黑房间、白房间》、《魔方》、《山祭》、《W.M.，我们》等等，让人应接不暇，其中出现了刘锦云《狗儿爷涅槃》这样穿透历史时空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力作。著名导演黄佐临长期倡导的“写意戏剧”露出端倪，其最佳体现一是他本人导演的《中国梦》，一是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

　　一个探索的时代到来了，话剧开始用新颖的时空切割方法、灵动的换场形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等舞台手段，打破旧有的范式，引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舞台变革的大潮。话剧的舞台形式变得再不是那么统一、一致，而是异彩纷呈。它们大多激起了时代的回声。

1980年上海人艺演出的《陈毅市长》。编剧沙叶新，艺术指导黄佐临。

十、在与时代的结合中走过百年

轰动海峡两岸的《立秋》

辽宁人艺的《父亲》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注重于剧场性的同时，话剧舞台一边继续延伸探索的趋势，一边开始对写实手法的回归。这其中，现代舞台科技手段被日渐大胆而巧妙地运用，一些新颖的构思得到了现代观众的认可甚至欢呼，其结果是增强了话剧舞台的现代感，舞台形式也在经验积累中逐渐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部戏剧创作的成功只有在剧本和舞台形式两者完美结合的时候，才能带来真正的荣誉。引起注目的作品有《天边有一簇圣火》、《同船过渡》、《商鞅》、《地质师》、《虎踞钟山》、《沧海争流》、《烟壶》、《生死场》、《厄尔尼诺报告》、《我在天堂等你》、《爱尔纳·突击》、《兰州人家》、《父亲》、《立秋》等，它们对于人生的理解、人性的剖析、人情的状摹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过士行的《鸟人》、《鱼人》、《棋人》三部曲和《坏话一条街》以其独特个性受到关注。人们在探索新的话剧方向，即使是北京人艺这样有着既定传统的剧院，也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新的尝试。小剧场实验的规模和幅度虽然与发达国家尚有距离，但也日益蓬勃开展。独立制作人的活跃，在戏剧制作和运转体制方面正探讨一种新的可能性。

　　话剧在中国舞台上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这一百年的步履虽时有蹒跚但充满坚定，留下了众多先驱和实践者的脚印。话剧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与广大民众欣赏口味结合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受观众欢迎的独特民族艺术形式，在与传统戏曲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和彼此促发的过程中锻铸起自身的审美品格。话剧艺术常青。

抗战时期重庆舞台上的“四大名旦”

舒绣文

张瑞芳

白杨

秦怡

Answer 2

中国话剧首先是因了社会变革的需求应运而生的。

　　清末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改良图存呼声撼动着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根基。以戊戌变法为标记，催化民智的需求呼唤着社会价值与人生观念的变革，导致了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新剧”的创建。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在东京和上海先后上演的《黑奴吁天录》，成为中国带有改良痕迹的“新剧”的先驱和模本。春阳社继而编演了《爱国血》、《革命家庭》、《社会阶级》、《秋瑾》、《徐锡麟》等许多带有鼓动性的时事新戏，受到广泛欢迎。在其影响下，一时“新剧”运动蓬勃兴起，众多的戏剧团体如进化团、新剧同志会、上海戏剧联合会、醒世新剧团等开始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长沙、开封、广州、香港等地频繁演出，“新剧”如新星爆发一般在瞬间耀亮了黑暗中国的天空。

　　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更深入思考，从而导致了一场强悍的新文化运动。在戏剧领域，激进的新文化派提倡用真正的西方话剧而不是改良新剧取代中国戏曲。他们认为，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和表现性使之不能在舞台上毫发毕现地反映人生和社会，改良新剧也由于受到都市商业资本的腐蚀堕落为糜烂色情之物，因而一并遭到新文化派的唾弃。

　　为了贯彻自己的理论主张，新文化的先锋们一方面大力鼓吹并推动对西方戏剧的翻译工作——据统计全国在短短20年间就译介了欧美剧本约180种；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地模仿西方剧本样式进行创作，例如胡适模仿易卜生《玩偶之家》写了《终身大事》一剧，陈绵创作了《人力车夫》一剧，而一批话剧运动的中坚人物，像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陈大悲、汪优游、李健吾、成仿吾等人，都先后开始了他们的话剧创作。他们的作品被全国的剧社四处上演，影响力迅速扩大。众多的欧美戏剧、继而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在舞台上演，又有北大教授宋春舫等人从理论上对西方话剧不遗余力的推介，极大地推动了话剧的传播。

二、从舶来品到本土艺术

中国话剧导演制度的创立者洪深

一九二四年五月，《少奶奶的扇子》公演，该剧是洪深根据王尔德的四幕剧《温德米特夫人的扇子》改编导演。 　　

　　以1920年上海新舞台上演肖伯纳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和民众戏剧社的成立为标记，话剧正式走上了中国舞台。20年代初期北京、上海学生“爱美戏剧”（非职业戏剧）和中期北京“国剧运动”的兴起，即是为了对抗商业演剧而体现真正的戏剧艺术精神。一些赴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开始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欧美戏剧样式和演出方法。田汉、洪深、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张彭春等人都为中国早期话剧舞台艺术的奠定作出了贡献。1924年洪深为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标志着中国话剧舞台艺术走向成熟，也由此确立了话剧的专职导演和正规排演制度。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新文化派的旗手胡适专门在上面撰文《易卜生主义》，鼓吹和推崇易卜生的精神，在文学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无独有偶，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我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由此可见，易卜生式写实戏剧对于中国话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话剧原本是西方舶来品，英语名为Drama，最初中文译名曾用过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名称。1928年洪深提议将其定名为话剧，以与西方歌剧（Opera）、舞剧（DanceTheater）相区别，得到公认，从此沿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