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中项羽为什么不听从范增的建议杀掉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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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自大
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
项羽的“仁”还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例如在项羽夺取天下后，凡有恩于项氏家族的一概得以重用；再如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刘邦派侯公劝说项王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答应后，便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并带兵解围离去。也许我们会指责项羽的轻信，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正因为项羽的这种仁义之举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另一个心理动因——义。刘邦从项梁起事开始，便紧跟着项氏集团南征北战，抗击秦军。刘邦曾和项羽联手攻打城阳、定陶、雍丘、外黄……可谓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在项羽看来，刘邦是有恩于项氏家族的；其次，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尽管灭秦的真正功臣是项羽，但毕竟先入咸阳者是刘邦，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自己的信义，如今刘邦前来谢罪，俯首称臣，此时若再杀刘邦更是有违自己的良心，这是项羽所不能接受的。项羽宁可在战场上与刘邦一刀一枪地拼命，也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来战胜对手。因此，他才不理睬范增的多次暗示，才宽容了樊哙的不恭，甚至产生了英雄相惜的情感。中国古代真正的英雄豪杰都是义薄云天之人，如关云长之义释曹操就是生动的一例。司马迁所要高度评价的正是这种仁义精神。因为当初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时，多么希望能有项羽这样的英雄相救，然而，当时他身边的所谓知交却一个个离他而去，坐视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可以想见，当司马迁在刻画项羽的时候，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之徒是怀着极大的愤慨和不齿之情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不但教学参考书，连许多《史记》研究专家都认为项羽轻易地说出内线曹无伤，是项羽最大的失败，是他性格中轻率大意的典型体现。那么曹无伤究竟是不是项羽的内线呢？我们来看一看曹无伤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告密”的。据《高祖本纪》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到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羽曰……”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曹的告密是在项羽准备发兵攻打刘邦以后，因此，他的告密不过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客观上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项羽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项羽不杀刘邦是基于他的英雄心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勇气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确实，项羽从会稽起事开始，攻城掠地，拔营下寨，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怕”字，诚如他在垓下之围后对他的手下所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即使他只剩下二十八员骑兵，仍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斩兵杀将，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惟我独尊、谁与争锋的气势，足可撼三军，动天地。虎狼之秦尚不在他眼里，区区刘邦又岂在话下。那么，这种勇气是否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是盲目的、逞匹夫之勇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连刘邦自己也多次承认不如项羽，韩信也认为刘邦善用人但不善打仗，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事实上，楚汉战争爆发后，项羽仍有多次消灭刘邦的机会。一次是在彭城之战中，汉军大败，逃至灵璧东睢水上，结果不是被楚军所杀，就是跌落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将刘邦团团围住，眼看刘邦插翅难逃，谁知“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砂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这一役刘邦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差点儿女不保，而太公、吕后则被楚军生擒。第二次是项羽为救彭城，追刘邦至荥阳，并夺取汉军供粮通道。虽然刘邦用陈平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但楚军仍将刘邦死死围住，最后刘邦只有通过牺牲城内两千女子及将军纪信，带数十骑从城西门悄悄出逃。由此可见，当时的项羽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暗杀的手段来消灭刘邦。如果不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失策，如焚烧阿王宫，动辄屠城，所过无不残民，放弃关中四塞之地而东归彭城等，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刘邦。因此，他的英雄心理是有相当基础的，并非妄自尊大。
总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罪不在于鸿门宴放过刘邦，相反，鸿门宴对项羽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了项羽的智、仁、义、勇的一面。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也正因为如此，项羽的悲剧才显得如此悲壮，项羽垓下被围才那样使人扼腕叹息，而其乌江自刎更使读者唏嘘不已。
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
项羽的“仁”还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例如在项羽夺取天下后，凡有恩于项氏家族的一概得以重用；再如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刘邦派侯公劝说项王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答应后，便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并带兵解围离去。也许我们会指责项羽的轻信，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正因为项羽的这种仁义之举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另一个心理动因——义。刘邦从项梁起事开始，便紧跟着项氏集团南征北战，抗击秦军。刘邦曾和项羽联手攻打城阳、定陶、雍丘、外黄……可谓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在项羽看来，刘邦是有恩于项氏家族的；其次，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尽管灭秦的真正功臣是项羽，但毕竟先入咸阳者是刘邦，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自己的信义，如今刘邦前来谢罪，俯首称臣，此时若再杀刘邦更是有违自己的良心，这是项羽所不能接受的。项羽宁可在战场上与刘邦一刀一枪地拼命，也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来战胜对手。因此，他才不理睬范增的多次暗示，才宽容了樊哙的不恭，甚至产生了英雄相惜的情感。中国古代真正的英雄豪杰都是义薄云天之人，如关云长之义释曹操就是生动的一例。司马迁所要高度评价的正是这种仁义精神。因为当初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时，多么希望能有项羽这样的英雄相救，然而，当时他身边的所谓知交却一个个离他而去，坐视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可以想见，当司马迁在刻画项羽的时候，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之徒是怀着极大的愤慨和不齿之情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不但教学参考书，连许多《史记》研究专家都认为项羽轻易地说出内线曹无伤，是项羽最大的失败，是他性格中轻率大意的典型体现。那么曹无伤究竟是不是项羽的内线呢？我们来看一看曹无伤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告密”的。据《高祖本纪》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到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羽曰……”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曹的告密是在项羽准备发兵攻打刘邦以后，因此，他的告密不过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客观上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项羽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项羽不杀刘邦是基于他的英雄心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勇气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确实，项羽从会稽起事开始，攻城掠地，拔营下寨，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怕”字，诚如他在垓下之围后对他的手下所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即使他只剩下二十八员骑兵，仍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斩兵杀将，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惟我独尊、谁与争锋的气势，足可撼三军，动天地。虎狼之秦尚不在他眼里，区区刘邦又岂在话下。那么，这种勇气是否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是盲目的、逞匹夫之勇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连刘邦自己也多次承认不如项羽，韩信也认为刘邦善用人但不善打仗，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事实上，楚汉战争爆发后，项羽仍有多次消灭刘邦的机会。一次是在彭城之战中，汉军大败，逃至灵璧东睢水上，结果不是被楚军所杀，就是跌落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将刘邦团团围住，眼看刘邦插翅难逃，谁知“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砂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这一役刘邦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差点儿女不保，而太公、吕后则被楚军生擒。第二次是项羽为救彭城，追刘邦至荥阳，并夺取汉军供粮通道。虽然刘邦用陈平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但楚军仍将刘邦死死围住，最后刘邦只有通过牺牲城内两千女子及将军纪信，带数十骑从城西门悄悄出逃。由此可见，当时的项羽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暗杀的手段来消灭刘邦。如果不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失策，如焚烧阿王宫，动辄屠城，所过无不残民，放弃关中四塞之地而东归彭城等，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刘邦。因此，他的英雄心理是有相当基础的，并非妄自尊大。
总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罪不在于鸿门宴放过刘邦，相反，鸿门宴对项羽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了项羽的智、仁、义、勇的一面。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也正因为如此，项羽的悲剧才显得如此悲壮，项羽垓下被围才那样使人扼腕叹息，而其乌江自刎更使读者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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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领导个人决策影响历史的典型案例。因此偶然性的成分占了决定性因素。
项羽此人虽然勇冠三军，力大无比，但骨子里却是犹豫不决，当断不断。我曾说过伟人的三个特质，其中一个就是“果决力”。刘邦为人十分果决，而且不是盲目的果决，是听从意见后的果决，你看他私放苦力、起兵反秦，追击项羽、包括后来平定季布等的反叛，无不是当机立断，没有丝毫忧郁，这就是为什么刘邦称帝而项羽败亡的根本原因。从历史上讲，刘邦武不及项羽、出身不及项羽、文也不及项羽，但他是伟人而项羽不是，就是因为项羽没有伟人的气质和做法。
既然如此，项羽就是一个凡人，凡人就有弱点，凡人的弱点和我们大家是一样的。鸿门宴上之所以不杀刘，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1）刘邦和项羽同为楚将，无同室操戈的道理；
（2）刘邦已经对之前阻挡项羽进入函谷关进行了解释，对自己入咸阳后的作为也做了交代，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3）项羽只认叔父项燕的权威，对范增其实是阳奉阴违的，一直有类似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可以说项羽还有点孩子脾气；
（4）樊郐突然来搅局，使得宴会中断，最后不了了之。
换做刘邦，我们来看会怎么样：
（1）刘邦知道要夺天下，必须除掉先入关中的项羽，否则永远被他压制，又谈何取而代之；
（2）刘邦会找项羽入关后的把柄，比如在涵谷关设兵阻挡，这分明已成敌对力量了；
（3）刘邦自知智力不高，一向对谋士言听计从，一定会听范增的话杀政敌；
（4）刘邦化解尴尬的能力比较高，不会被樊郐之流扰乱军心。
项羽的平凡人格造成了他的悲剧。他是大英雄，但配不上伟人的称号。因此，屡次错过杀刘的时机（后来在广武涧，在鸿沟定盟之前都错过了，鸿门宴只是第一次），自然不足为奇。
项羽此人虽然勇冠三军，力大无比，但骨子里却是犹豫不决，当断不断。我曾说过伟人的三个特质，其中一个就是“果决力”。刘邦为人十分果决，而且不是盲目的果决，是听从意见后的果决，你看他私放苦力、起兵反秦，追击项羽、包括后来平定季布等的反叛，无不是当机立断，没有丝毫忧郁，这就是为什么刘邦称帝而项羽败亡的根本原因。从历史上讲，刘邦武不及项羽、出身不及项羽、文也不及项羽，但他是伟人而项羽不是，就是因为项羽没有伟人的气质和做法。
既然如此，项羽就是一个凡人，凡人就有弱点，凡人的弱点和我们大家是一样的。鸿门宴上之所以不杀刘，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1）刘邦和项羽同为楚将，无同室操戈的道理；
（2）刘邦已经对之前阻挡项羽进入函谷关进行了解释，对自己入咸阳后的作为也做了交代，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3）项羽只认叔父项燕的权威，对范增其实是阳奉阴违的，一直有类似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可以说项羽还有点孩子脾气；
（4）樊郐突然来搅局，使得宴会中断，最后不了了之。
换做刘邦，我们来看会怎么样：
（1）刘邦知道要夺天下，必须除掉先入关中的项羽，否则永远被他压制，又谈何取而代之；
（2）刘邦会找项羽入关后的把柄，比如在涵谷关设兵阻挡，这分明已成敌对力量了；
（3）刘邦自知智力不高，一向对谋士言听计从，一定会听范增的话杀政敌；
（4）刘邦化解尴尬的能力比较高，不会被樊郐之流扰乱军心。
项羽的平凡人格造成了他的悲剧。他是大英雄，但配不上伟人的称号。因此，屡次错过杀刘的时机（后来在广武涧，在鸿沟定盟之前都错过了，鸿门宴只是第一次），自然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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