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为什么不提防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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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xiro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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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阻止安禄山发动叛乱的道路上,有一块巨石拦路,这块巨石就是玄宗皇帝。没有人搬动这块石头,安禄山便始终获得一种庇护。那么,这块石头为什么就搬不动呢?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是少数几位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之一,又是奢侈享乐导致国家破亡的皇帝之一。与他的名字有关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名词,一个是“开元盛世”,另一个是“天宝之乱”。正负对应,天地悬殊,但他的政绩却不能用数学上的正负相抵等于零来判断,他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都同样给后世留下持久的后果。 能否阻止或者避免安禄山发动叛变,最关键的人物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唐玄宗。直到安禄山起兵,玄宗一直掌握着朝廷大权,李林甫专权也好,杨国忠专权也好,谁也取代不了他的地位。他虽然年事已高,他不点头,任何事情都不能推进。对于安禄山的叛变,不是他没有能力阻止,实际上是他一直不相信安禄山会反。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但并不是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处置得当,许多事情本来可以化险为夷。即便当时危机四伏,按下葫芦浮起瓢,东方不亮西方亮,动乱必然发生,但也可能在别的方面出现裂缝,而不是发生在范阳。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的发生,不可能没有任何迹象可循。一件惊动天下的事件,可以瞒得住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却不可能瞒住所有的天下人。关于安禄山谋反的动向,早就有人察觉,也有人明里暗里告诉过玄宗,但玄宗不肯相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并不是都掩盖得非常成功,而且至少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手下拥有强兵,存在着发动叛乱的严重危险,怎么就始终不能引起玄宗的警惕呢?安禄山拍马屁的水平并不算高明,他说的话极其浅薄,其中的虚情假意都是极容易被看穿的。可是玄宗怎么就深信不疑呢? 李林甫活着时,安禄山觉得自己没有李林甫狡猾,所以佩服、害怕李林甫,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悄悄地做点儿准备,雄武城贮存点儿兵器,已经被王忠嗣看破玄机,王忠嗣不止一次地反映他,玄宗不介意。及至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瞧不起他,经过长期的准备,安禄山叛变的条件已经成熟,更不把杨国忠看在眼里,因此将相间产生了嫌隙。杨国忠一再说安禄山可能谋反,玄宗都不听。太子李亨也察觉到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告诉玄宗,玄宗也不相信。发展到后来,许多人告诫玄宗,安禄山有反叛的可能,但都动摇不了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玄宗甚至把告发安禄山的人绑送给安禄山处理,对安禄山的信任,几乎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玄宗对安禄山叛变始终不加戒备,除了安禄山故作憨愚给玄宗造成了假象外,应该从唐朝建国以来的政治斗争了解玄宗的心理。一百多年来,唐王朝政治上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宫廷政变上。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父下台;武则天把亲生儿子杀的杀,放的放,终于篡位夺权,再诛杀李氏宗室。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后让位,拥立中宗复辟;太子重俊发动政变,诛杀武三思,率兵众杀入内宫,以失败告终;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十六岁的太子重茂即位,韦皇后临朝称制;太平公主、李隆基联手诛武韦集团,扶持睿宗上台。中宗次子重福阴谋在东都洛阳叛乱,自立为帝,被洛州长史崔日知平定;太平公主策划废黜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却收拾了太平公主,继位为帝。一直以来,唐朝政治上的斗争,或最高权力的争夺主要在皇室内部,一场又一场流血的、不流血的政变令人触目惊心。 玄宗年轻时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宫廷政变,这对他的心理影响非常深刻。因此我们推测,他即位以后,所感到的对皇权的威胁仍是朝廷高层和皇室内部。玄宗和他的宰相们如姚崇等人认真总结了“再三祸变”的起因,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以安定皇位。他们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用功臣,二是诸王外任和伺察,三是整顿禁军。他们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常是那些有功之臣权势过大,拥立某一位亲王阴谋夺权,禁卫军常常成为他们发动政变的工具。 那些功臣有特殊的地位,有号召力,能够影响甚至动摇皇帝的地位。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把拥立玄宗为帝的功臣们都一个个罢免,或调到外地任职,或解除实权,虚职架空,如郭元振、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人,都在玄宗夺权的斗争中立过大功,先是受到重用,任为高官,但不久都或被罢职,或被外任,或被流放。玄宗在位时任用的宰相,如果考察一下他们的出身,大致有两类,一是边帅,出将入相,这种情况后来被李林甫杜绝;二是门第不高,也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本,如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他们不可能在朝廷形成大的势力,搞点儿小团体可以,搞成凌越于皇权的朋党势力都不行。所以,尽管后来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专权自恣,还是都要讨好玄宗,都要看玄宗的眼色行事。 李氏诸王也常常是祸乱的根源,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政变中被人拥立为帝,成为对皇权的直接威胁。玄宗即位不久,根据姚崇的建议,命诸王外任刺史。开元二年(714年)六月,以宋王李成器兼歧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幽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虢州刺史。七月,以岐王李范兼绛州刺史,薛王李业兼同州刺史。考虑到诸王未必有行政能力,而且朝廷并不希望他们掌握地方实权,因此特作如下规定:州务由州长史、司马主持;外任刺史诸王不得经常回京师,每季二人轮流入朝,周而复始。 后来政局稳定后,朝廷陆续召回外任诸王,但朝廷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警惕,“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资治通鉴》卷212)。我们看到开元十年的《诫宗属制》云:“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贵戚懿亲,宜书座右。”玄宗把亲王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种约法三章,是非常不人道的,在这样的制度下,身为皇室的人皆形同禁囚。至于玄宗有时亲赴诸王住处,赐金分帛,都不过是掩盖其提防猜忌心理的面纱而已。 从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夺位以来,唐朝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常与北门禁军有关系。玄宗非常注意对北门禁军的掌控。他先是重用心腹王毛仲掌管禁军,当王毛仲权势力过高时,又及时撤消了他的兵权,把他流放。接着任命“淳朴自俭”的陈玄礼为禁军将领。陈玄礼对玄宗忠诚不二,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禁卫军没有发生过类似过去参与宫廷政变的行动。 在防范政变方面,玄宗用心极细。他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有僧道,即和尚、道士参与其中。这些人与朝官相勾结,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妄说天象吉凶,为一些人谋反篡位制造舆论,还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传递情报和消息。所以,他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诏书中指斥那些僧人、道士“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事涉左道,深斁(败坏)大猷(道术)”因此,“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谁家有婚丧之事,需要请和尚道士设斋念佛,必须向州县打报告,指定人数。违犯者,御史台和金吾卫可以随时抓人。 在防范政变、巩固皇权的各种措施都取得良好效果以后,玄宗的心里便产生了强烈的安全感。从唐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统兵的将军发动叛乱的严重事件,没有前车之鉴,不太容易产生后顾之忧。不仅本朝,再回溯一下唐以前的历史,由边将发动叛乱成功的例子也极少,改朝换代要么是农民战争,要么是大丞相篡位,要么是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一窝蜂地涌进中原,而由一位边将举兵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可能是他对安禄山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 不光是他,宰相李林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敢放手让那些蕃将常任久戍,拥强兵保卫帝国的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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