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兵败投降,为何仍被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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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的出走首先必须看到他不是自愿的,是被迫的,也就是被天王逼走的。这点忠王李秀成曾说得很明白:“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般之意见不差,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二人结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又说:“杀北王之后,安、福又逼翼王他逃”。⑵必须注意到石达开是在天王“不乐之心”“被忌押制出京”,这是出走的真实原因。出走是不得已的,正如石达开自己说的,“外侮未平,萧墙祸起”;“此党彼群,群仇未已”。不愿再入“是非之门”,为了避免再次火并,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只好相让出走了,这番苦衷是应该谅解的。所以这种出走是被天王“逼”走的,严格地说还是“逃走”的(请注意李秀成所用的“逼”、“逃”字)。石达开的出走主要责任还是由天王来负责的。我们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他说:“洪秀全违反众意,逼走石达开,他是唯一胜任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物,如果天王亲理朝政,任达开为辅佐,局面可能比秀清专政时期好转,秀全这一谬误处置,损失也是不可补偿的。”⑶ 尽管人们承认石达开是被洪秀全逼走的,但又责备石达开过重地计较个人得失,任性负气出走,不能象忠王那样用“愚忠”的办法以取信于天王。⑷我们认为石达开的出走虽带有若干个人意气的成份,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不能以此来责备达开未效“愚忠”,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个人才能、气质、地位等不同于忠王;忠王这样做是可以取信于天王,翼王如果这样做也许会失败。⑸因此这种责备是无理由的。其次,石达开出走,我认为还带着为了挽救革命的危机的性质。不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和企图“独树一帜,另建帝业”。当石达开出走时,发表了一篇“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的布告,这是研究石达开行动的重要资料在这一资料中石达开除了说明自己对太平天国一片“忠贞志”,反遭到天王“重重生疑忌”,不察他的“愚忠”,于是不得已才出走外,主要是说明自己出走为了挽救天国危机。“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惟期妖灭尽……各邀天恩荣”。这是出走的真实动机,从这里也可看出石达开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地位、名誉,所想到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人民的生活,甚至连一点责备天王的意气也没有,反要“勉报主恩仁”。只要革命成功,个人就是“归林”也好。他坚信有一天会实现“妖灭尽”的“一统太平日”,并没有对整个革命事业失去信心,仅看到天京洪氏兄弟集团的危险前途;因为象石达开这样有才识的人是能预见到洪氏集团的可悲前途,与其坐视整个革命的失败,倒不如“自奋励”去“再表真”,以报答“天国愧荷恩”好呢!他之所以远征四川是为了发展革命计,骆秉章说他“注意川疆,志在必逞”。⑹他自己说:“久想占踞四川。”⑺他并不考虑个人得失,常以挽救人民的痛苦,推翻清王朝,高举太平天国革命大旗为重,如《给涪陵城人民谕》中说:“本主将立心复夏,致意安民”,表示了对人民的爱护。在《傅佐廷崔柱忠等会衔布告》中说:“只为誓灭胡妖,岂肯扰害百姓。”在评论石达开中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石达开大渡河复败有否投降问题。在谈投降问题之前,我们先谈一个附带问题,即石达开有否用高压的手段禁止部下的“悔悟”,有人据此来责备石达开这是“至死不变”,“坚持错误”的“不可饶恕”的行为。⒃也有人说:“石达开对部下官兵的正义行动,采取了高压的手段,这就充分的暴露了他的狰狞的叛徒面目。”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持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们要分析石的部下这行为是否是“正义”,“悔悟”呢?根据史实看来,当时,石达开正遭到挫折,兵败粮缺,象朱衣点、童海容、张志公等都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乘机离开队伍,是从个人得失出发,经不起失败的考验,这才是分裂行为,不是“悔悟”、“正义”的表现。我们必须看一下,朱衣点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悔悟”的,据载:“石达开散党张志公、郑忠林等投降清军。达开据庆远,使赖裕新攻罗城天河村寨,所携粮食,不足以供食。复至思恩,为团练所乘,败退。各乡团练乘势齐集,并围庆远,达开走宾州。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欲回江西,各散贼附之,众数万。”⒅张志公向广西巡抚刘长佑投降,后还成为“奋勇击贼”的刽子手。童海容回到天京后不久仍是投敌。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革命纪律起见,石达开如果允许张遂谋“高压”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坚持斗争与动摇、叛变这是尖锐的斗争,如丞相余成义就杀了主将余明富降清,同样的张遂谋阻止他们分裂行为也是坚决的。当然朱衣点回到天京,这方面还没有错,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却大大削弱了石部的战斗力(约三分之一军队被带走),使石达开不得不退出广西。朱衣点《上天王书》所载内容难免不带个人的色彩,不能完全相信,还必须加以仔细分析。⒆石达开远征大渡河边被困,还是千方百计渡河,当“三面被围,一面阻水,势已穷蹙。……无处掠取粮米,至摘桑叶,掘草根,杀马骡为食,犹思拚死冲突,为困兽之斗。”⒇ 石达开当时兵力尚强,只是缺粮道阻,曾约王应元“罢兵让路”,(21)向岭承恩“买路”,终未成功。骆秉章等为了表功竟歪曲、窜改事实,说石达开兵败投降这是不足为信的。但骆秉章等人曾用“密计”让杨应刚王松林等骗说石达开去谈判“让路”问题而背信弃义乘机加以劫持。从《越xī@⑴厅全志》的有关记载来看,王松林、杨应刚初去,石达开并未信之。石达开部下“欲伤”之,王、杨“指天誓日”,才使石初信之,但仍带着卫队万众。如果是去投降的何必又带卫队呢?半途石猜疑,王、杨“力劝”。如果是石自愿去接受投降又何必“力劝”呢?又据《唐友耕年谱》载:“石逆粮尽势穷,唐提督乃商令汉土各营设计诱降,遂生擒石逆。”“诱降”就是欺骗,当可注意“设计”二字,如何设计没有明言,可以设想得到石达开及部众数万决死抵抗,而不可能去“诱降”,只有想出“让路”的办法去谈判而生劫之。敌人操心千思百虑乃令“汉土各营”去诱“擒”。再看当时石达开的兵力与表现以及部众的决心,不可能轻易接受招降的。石达开被执前一周对部众说:“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前五日石达开题诗于壁曰:“大军之食乞谁籴,纵死@⑵江定降。”就是前一日还说:“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22)有人以《石达开致唐友耕书》来证明他是“乞降”的,其实这仅是对唐友耕的“招降”的回答。(23)在信中石达开表示“矢坚贞以报国”的决心,也谈到调停事,口气很是坚决,并无降意和媚色,“望台驾近临,以便调停,庶免耽阻。否则阁下迟行有待,吾军久驻无粮,昔三千之师,犹足攻城掠地,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望天乎?”(24)至于《石达开自述》和《骆秉章奏》不足为信,这是经过窜改和粉饰的。但是有一点骆秉章却无意中透露了秘密,那就是石达开至死仍不屈服,“ 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25)黄彭年也说:“其枭桀坚强之气,见于词色。”(26)如果是诚心投降的决无这凛然的英雄气概,足见是被骗中计之遗恨。其部众亦是如此,无降意,被围时拚死抢渡,在劫持石达开途中部众“欲变,聚千刃相向。”最后骆秉章毫无人性把石部众数千名秘密处死,为什么处死呢?据刽子手之一刘蓉说:“非真有投诚反正之心”。(27)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石达开并未投降敌人,从他兵力,部众的表现,以及他个人的决心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这只是敌人的诬蔑。他们利用石达开被俘的情况下捏造事实、窜改史实,撒下弥天大谎以欺后人,以饰“功绩”,这卑鄙的伎俩却掩盖不了事实,在一些字行间仍透露了秘密。问题在于我们仔细地剖析材料,校正材料,以白百年不白之冤!石达开不幸被围粮缺道阻,抢渡、买路均不成,敌我双方相持不下,据岭承恩的徒孙说:“翼王虽千里行军,然作战神勇,夷人但凭地利,据险扼守,未敢肉搏”。(28)敌人用计以商谈让路为由,劫持走了石达开,并捏造石达开“招降”来表功,真相如此,岂有可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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