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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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球球公主下学回家,无论干什么,嘴里都这样机关枪似的叨叨个不停。想起小时候教她背诗,可是费老劲了,不把每一句的意思讲清楚她就背不下去,有时候还得捎带脚介绍诗人生平、写作背景、诗眼意境——MD,太难为人了。还以为她死记硬背有障碍呢,现在倒好,迷上了“疯狂背古诗”,也不管理解不理解了,拿古诗作接龙就跟玩似的。让人不得不佩服李阳这厮,把英语整“疯狂”了,又对古诗下毒手,跟马俊仁一样,干什么什么行,奇人一个。听过吴小如教授吟诗,觉得就该是那么个酸腐味儿,也不知这样慷慨激昂、竹筒倒豆子效果如何,能不能让球球像小时候那样,套个救生圈在麦钟桥游泳池里漂着漂着,见夕阳映在水面上,便无师自通地来一句,“半江瑟瑟半江红”……“爸爸,人为什么要写诗?”球球的突然发问,让国王一个激灵。球球妈也接口道:“是啊,”“这个……人类的语言有时候需要提纯,否则就会退化,”国王仓促间应了一句。“什么嘛,听不懂,”球球不满。国王又道:“人有歌唱的需求……”球球妈果断地打断国王:“又不是让你辩解。你看,我们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你就给个妇孺都能听懂的解释吧:”这个提问实际上隐含着“诗为何”的形而上的诗学问题,人们讨论了几千年,中西皆然;到了现代,又因为其和语言、思想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存在主义探讨的核心命题,经海德格尔之口,藉荷尔德林的诗句“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再次提出(《林中路》)。但国王不能无聊地说“诗的前身是劳动号子”;不能说写诗是为了“兴观群怨”(《论语》);不能像雪莱那样说,作为古代先知和立法者的诗人写诗,是通过想像力为世人确立真善美的法则(《为诗一辩》);也不能重复阿多诺的沉痛追问:“奥斯维辛之后谁还写诗?”国王必须从诗学的形上遐思中脱身,从本体论和社会历史的考量中脱身,赤条条地回到这个朴素的提问,因为面对老婆孩子这样真诚的提问者,国王必须回答,它和人的幸福到底有什么关系。先从这个说法的一个逆反命题说起。阿什贝利说:一旦我不写,我便毫无诗情画意。国王深以为然。那就是说,写诗给诗人以诗情画意,至少对诗人而言它是一种必需品,否则诗人的自我认同就会成问题。就拿曾经与诗歌为伍的国王(怎么也算人类某一群落中的一个个体)来说吧,十几年不提笔写诗感受的是什么呢?是孤独的郁积和无从排遣,是懊丧和焦灼,是不能用诗情画意重塑孤独而致的虚无,是面对时代——关于“贫瘠的年代”,埃利蒂斯的说法是,“对人类而言,很不幸,年代一直是贫瘠的”——的无能和乏力感。对国王来说,诗歌是孤独的美学镜像,写诗则大致意味着“为孤独正名”。阿兰·德波顿的书最近很火,其中《哲学的慰藉》写得最好。他将哲学视作一种慰藉,分别安排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蒙田、叔本华、尼采几位大哲去慰藉那些与世不合、缺少钱财、受挫折、有缺陷、伤心和困难的孤苦灵魂。在源头和本质上与哲学相去不远的诗,想来也是一种慰藉吧。干脆点,如果这样说,写诗能帮助人快乐和幸福,就像爱一样,球球会满意吗?至于球球妈,国王想用另一个问题作答:“诗情画意是必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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