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孙武为何不显于春秋之世

Answer 1

孙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被人们誉为“兵圣”；《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兵学文化最早、最杰出的代表，被当今人们誉为世界军事理论“瑰宝”。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誉为信史的《左传》和《国语》中对孙武和《孙子兵法》却无只字述及。在较早的先秦著作如《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管子》等书中也毫无孙武和《孙子兵法》的踪迹可言。《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军事著作仅在字里行间不同程度反映了孙武的某些军事思想，远非对孙子的介绍。只是到了战国后期如《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才提到孙武及其兵法。人们更多了解孙武和《孙子兵法》，乃是通过很久以后的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以及东汉问世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而这与孙武所处时代相距已三百多年了。 正是因为《左传》和《国语》没有孙武和《孙子兵法》的任何记载，从而引发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人们对此问题的诸多猜疑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使有些疑问得到澄清，但一个根本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左传》对孙武及其兵法没有任何记载” 的问题。以往学界对此问题都有所述，但笔者认为所述理由仍不能令人心服，故作文以求教诸仁。 一、以往对“孙武及其兵法不见于《左传》记载”问题的解释及笔者歧异 （1）比较权威的对“孙武不见于《左传》记载”给以解释的是清末著名学者毕以珣。他说“按武惟为客卿，故春秋左氏传言伍员而不详孙武也。其史称伐楚及齐晋者。盖武以客卿将兵故也” （1）。这里毕氏把孙武不见于《左传》的原因归结为孙武是“客卿”。（严格意义上说，毕氏称孙武为“客卿”是不妥的。“客卿”乃战国秦官名，其意指以客礼待外国来的、地位相当于“卿”的人。此处应该称“客官”较为妥当，《吴越春秋》有“客官于吴”语。如果是对人的敬称，则可。本文作者只把“客卿”作为敬称或客官。）但是，据《左传》记载，早在吴国首次称王的寿梦二年，到吴国教吴国人射御、乘车、战阵的第一个人，就是楚国人巫臣，身份也是客卿。“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悦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 （2）。正是在客卿巫臣的谋划下，吴国在发展史上实现了两个飞跃，一是学会了车战、阵战并在对楚的战争中取得连续的胜利；二是使吴国在外交上摆脱了封闭状态，开始了和中原大国的交往，“通吴于上国”。对于客卿巫臣，《左传》记载的字数较多。 其次，和孙武同时代，在吴国和孙武同为客卿的还有伯嚭、伍子胥、华登、徐承等人，伯嚭、伍子胥为楚国人，华登为宋国人（后奔楚），徐承为徐国人。前二人都对吴国作出重要贡献，华登、徐承对吴国没有伍子胥等人贡献大，但《左传》、《国语》都有他们的记载。至少也提到他们的名字和主要事迹。可见毕以珣所说孙武因为是客卿而不见于《左传》记载是不对的。 （2）另一种意见认为《左传》没记载孙武是因为《左传》记北方的史实较详，对南方则不免遗漏。意思是说，因为孙武所在的吴国在南方，所以《左传》遗漏了对孙武的记载。（3） 这种因地域方位而导致《左传》没有记载孙武的解说之词，很难令人心服。因为同为南方之国，《左传》对楚国的军事、政治、人物及国家的有关活动的记载是很详细的。甚至很多北方大国也没有象楚国那样被《左传》记载的细微。我们只要打开《左传》便一目了然。更不要说与孙武同在南方的吴国，《左传》对伍员的详细记载了。（包括伍员缘何由楚国到吴国、奔吴国的过程和参与帮助阖闾夺取政权等）因此，地域和方位不是问题的关键。 （3）有人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人写历史就有倾向性，就有详略之分，并以《资治通鉴》未见屈原之名为例说明（4）。另有意见也认为《左传》未记载孙武“有《左传》作者的立场问题”（5）。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没错的。但是，具体到孙武及其《孙子兵法》为何不见于《左传》记载，不能仅凭猜测。对于几乎有同样的经历和实践，《左传》对其他人记得详，对孙武却只字不提，笼统的用这一道理概括是不能令人心服的。《左传》作者的“历史倾向性”是甚麽？为甚麽对其他人就应该“详”？为甚麽对孙武就该“略”？作者的立场与孙武究竟有何相悖？为甚麽在记载上对伍员和孙武有如此大的反差？不知此种意见所指“《左传》作者的立场问题”含义是甚麽？ （4）一种意见认为《左传》未记载孙武“有孙武本人方面的原因”，具体说就是孙武淡于名利，正如孙武自己在《地形篇》所云“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种说法，清人孙星衍很早就提出来了。他说孙武“入郢、威齐晋之功归子胥，故春秋不载其名，盖功成不受官” （6）。 此说法令人不能信服之处在于，把孙武对功名态度的主观愿望与《左传》对史的记载原则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孙武希望不希望史家记载他的功绩是一回事，而史家能不能记载他的事迹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况且，伍子胥在吴国强国过程中的功劳，也不是因为孙武“功归子胥”的结果。因此，认为孙武淡于名利、功成身退是《左传》对其只字不提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5）有人认为“孙武事吴虽贡献巨大，而其身份是客将，并且是协助伍子胥参与吴国霸业的，没有点出孙武之名是可以理解的（7）。 就“客”而言，客将与客卿等位，所以此种理由与第一种意见类同，无须反驳。况且“贡献巨大”与“身份是客将”并不是天然的一对矛盾。《左传》作者不会置孙武“巨大贡献”于不顾，以其“身份是客将”为由不予记载。至于“协助伍子胥”，首先要看伍子胥本人在吴军中的地位，要看孙武的功绩与伍员相比是否突出。如果他功绩超过伍员，则这种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其次，姑且不论孙武是否是“协助伍子胥”，即使是“协助伍子胥”，那也决不是《左传》只字不提孙武的理由，因为在《左传》里，作为协助主帅的将军都不乏记载。如，伍胥和伯嚭在阖闾三年曾就以协助主帅吴王伐楚而被《左传》记载。因身为“协助”地位而《左传》“没有点出孙武之名”恰恰是不“可以理解的”。 （6）明代宋濂认为孙武不见于经传是正常现象。他说：“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8）我们现在认为孙武不载于《左传》、《国语》是不可思议之现象，而鸿儒宋濂却轻描淡写的认为是很自然的事。窃以为，其主要原因是，在落后封闭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封建文人既不可能充分认识《孙子兵法》的价值，更不可能预见到《孙子兵法》在今天国内外各领域所体现出的伟大意义。 二、孙武虽然“卒以为将”，但却没有担任过统帅或主将 孙武是在阖闾三年（前512年）通过向吴王晋献兵法和“小试勒兵”的面试考核而“卒以为将”的（9）。从此，吴国对外的军事活动较为频繁。从现有记载看，孙武没有担任过统帅和主将。如：孙武为吴将的当年，吴国伐徐国，据《左传》（10）、《史记》（11）载，此次统帅为阖闾。 阖闾四年（前511年），《左传》记载“吴人侵楚”，属偏师疲敌行为，《左传》（12）、《史记》都没提统帅为谁的问题（13）。但决不会是孙武。 阖闾五年，吴伐越，这次战役是吴越交兵之始。《左传》（14）、《史记》（15）都认为吴军统帅为吴王阖闾。 阖闾六年，楚、吴豫章之战，《左传》未提（16），《史记》明确指出统帅是伍子胥（17）。 阖闾九年，吴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这就是柏举之战及其后的五战五捷和入郢之役。从《左传》（18）、《史记》（19）记载看，这次战役的统帅也是吴王自己。 阖闾十一年，吴伐楚。《左传》载统帅为终累（ 20）。《史记》载是夫差（21）。 阖闾十九年，吴伐越。《左传》（22）、《史记》（23）两书都载明，吴军的统帅是阖闾。 夫差二年（前494年），吴伐越。《左传》（24）、《史记》（25）都记载吴统帅为夫差。 又，夫差二年，吴侵陈。《左传》（26）、《礼记》（27）载统帅为吴王。《史记》无载。 夫差三年，吴应蔡昭公之请，遣师入蔡，迁蔡于州来。《左传》（28）载吴师统帅为泄庸。 夫差七年，吴伐陈。此事《左传》载（29）。《中国历史大事编年》（30）云统帅是吴王自己。 夫差八年，吴伐齐至鄫，《左传》（31）、《史记》都载（32），这次行动统帅是吴王。 夫差九年，吴伐鲁。《左传》（33）、《史记》（34）两书都认为统帅是吴王夫差。 同年夏，吴伐邾。《左传》载“大宰子余讨之”（35），子余即伯嚭。统帅当然是伯嚭。 夫差十一年，吴伐齐。《左传》（36）、《史记》（37）都记载统帅是夫差，舟师主将是徐承。 同年冬，吴救陈。《左传》载（38），这次军事行动的统帅为季子。 夫差十二年，吴伐齐。《左传》（39）、《史记》记载（40），这次战役吴国统帅为吴王（兼中军主将），其余上军、下军、右军主将分别是胥门巢、王子姑曹、展如。 夫差十四年，吴王与诸侯会黄池。《左传》（41）、《史记》（42）都载统帅是吴王。 因为，从司马迁《史记》“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43），以及“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44）的记载看，笔者以为，所谓“北威齐晋”就是指的夫差十二年艾陵之战大败齐国和夫差十四年与晋国的黄池之盟。“南服越人”在“北威齐晋”之前， 按司马迁之说，我们把孙武的军事活动的终了也定格于黄池之盟。 以上是笔者列举的孙武到吴国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区间内所发生的吴国对外战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列举的吴国对外十八次战役行为中，吴王亲自担任主将或统帅就有十二次。另外伍子胥、伯嚭、终累、泄庸、季子各一次。不知统帅为谁一次（此役是采纳伍员偏师伐楚的建议而进行的）。从记载看，孙武没有担任过统帅或主将。从《左传》记载看，在吴国，由吴王及王室成员亲自担任对外战争统帅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如，伍员初到吴国曾建议吴王僚伐楚，遭到还没做吴王的阖闾极力反对而作罢。阖闾当了吴王于伐楚之前（阖闾三年），对伍员的一段话很说明问题。“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 三、孙武虽然身后以兵法成名，但在当时兵法却为他人而作 古人以至今天的我们，主要是通过《孙子兵法》而了解孙武的。孙武的身后成名，也主要是《孙子兵法》使然。没有《孙子兵法》的称名于世，当然也就没有孙武的成名于世。这在春秋末期亦然，孙武军事活动的时代，尽管吴国的强盛是孙武兵法谋略实践的结果，但由于《孙子兵法》没有称名，所以孙武在当世也就不会成名。孙武所作兵法不是为自己而作。因为在今天看来这个兵法通篇都是以统帅或主将的口吻和身份所写，当然也就是为身份是统帅或主将的人所用。而孙武未来能否担任统帅或主将，在他写兵法时纯属未知数。从上面所列史实我们看到，孙武没有担任过统帅和主将。 《史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45），曹操在《孙子序》文中说孙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十三篇”（46）。孙武写兵法是为吴王而不是为自己个人而作，至目前看是没有异议的。至于孙武为什么为吴王写兵法？唐陈嗥说“孙武以书干阖闾……庶必见用” （47 ），宋梅尧臣也认为“武以十三篇以干之”（48），毕以珣《孙子叙录》也认为“是其干之之事也”。为吴王写兵法以“干吴王”，是孙武给吴王写兵法的目的，也是没有异议的。“干“字，在此作自荐于、迎合、求取解。孙武迎合吴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通过给吴王写兵法这种自荐形式，以求取自己的政治地位。既然孙武是为吴王而写兵法，当然就不会在兵法前面署上“孙武”的名字。既然没署“孙武”的名字，别国当时也就不知道有《孙子兵法》，也就自然不会知道有孙武其人（孙武既非统帅主将，也非公子公孙卿大夫公室公族之人）。 孙武给吴王所写兵法的书名，也就是现今《孙子兵法》的最早名称，笔者认为应该是《十三篇》或《兵法十三篇》。因为，我们把吴王“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句话，可以按今天的语法，句读为“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为吴王写兵法，没有使自己在当时成名，但却为吴国的对外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吴国在指导战争过程中由盲目走向自觉，由感性走向理性。同时，也使吴国进入军事上的辉煌时期。为说明孙武所写兵法的作用，笔者仅以吴国对外战例来解析说明。 孙武于阖闾三年见吴王并被任为将军。在见吴王之前，孙武把兵法已经交给吴王了。这说明孙武所写兵法至少在此之前就为吴王所了解；由于孙武是被伍员引荐给吴王的，所以，孙武给吴王所写的兵法，伍员会了解的更早。因此，我们探讨孙武军事思想对吴国的影响，就时间来说，要稍微超前。且，这种影响只能在阖闾上台前的吴国和阖闾上台后的吴国之间进行比较，才有说服力。 （1）阖闾上台后，励精图治，国内出现欣欣向荣景象。阖闾三年冬，楚国正直而有卓识的政治家令尹子西谈到吴王时说“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49）。说他遇到天灾“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吴王在国内实行的治国思想乃是受孙武军事思想影响的结果。孙武在兵法中强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50），“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51）。阖闾的做法与孙武兵法中的主张，何其相似乃尔。 （2）阖闾三年冬，吴王问伍员：“伐楚何如？”伍员说：“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则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52 ）伍员的疲敌战术正好是孙武兵法所特别强调的一贯思想。孙武在兵法中反复提出：“佚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53），“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54），“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敌佚能劳之”，“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55），“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从中可以看到，伍员向吴王提出的的疲敌战术完全吻合孙武的疲敌思想。伍员是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到楚国的，与阖闾相识已十年多了；伍员向吴王物色刺客专诸而成为阖闾心腹也有多年；阖闾上台也已是第四个年头了，伍员是在阖闾刚上台的当年就被任命为预谋国事的负责外交的高官。令人惊讶的是，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吴王和伍员都没提出过上述治国思想和疲敌战术，而恰恰在孙武向吴王献出兵法后，吴王和伍员都提出了新的治国治军思想。这难道是巧合吗 ？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孙武的军事思想已成为吴国的治国治军纲领。 （3）阖闾七年（前508年），“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 ，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56）。这种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分与合结合战术是典型的孙武兵法思想，“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57）。这次战役与孙武“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为巧能成事者也”（58）的说法，简直是互为翻版。令人惊叹不已的是，究竟这次战役是完全按孙武的军事思想布置的结果，还是孙武的上述军事思想是对此战役的科学总结；拟或二者兼而有之？世上竟有如此吻合之事？ （4）阖闾九年，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伐楚战役。由开始的三战三捷，柏举之战，清发之战，雍澨之战，五战五捷及郢，达到了吴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整个战争过程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柏举之战阖闾之弟夫概王看准楚国令尹“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发制人大败楚军（59），正是依据战前伍员、孙武对“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敌情的客观估计（60），这实质也是孙武“主孰有道，兵众孰强”（61），“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62）原理的运用；后来夫概王提出的“困兽犹斗必败我”，乃是孙武“穷寇勿迫”（63）原理的运用；夫概王紧接着提出“半济而后可击”，乃是直接运用孙武“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64）的兵法内容；后来发生的“楚人为食，吴人及之，食而从之”，乃是孙武“故智将勿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65）的实战运用（这次战役的统帅是阖闾，夫概王是主将之一）。这场大战役，孙武的军事思想得到较系统的运用和检验。从吴王、夫概王、伍员等能把每一步军事行动建立于自觉的军事思想指导之下，这说明孙武的《十三篇》兵法理论已经被吴国领导集团所掌握，并成为吴国的军事纲领。为吴王作兵法，其实就是为吴国作兵法。笔者冒昧的认为，孙武最早献给吴王的兵法很有可能是以吴国国家的名义发布的。 此次伐楚，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大败楚师而占领楚国首都郢的。在楚国逗留了近一年，第二年秋，吴王又大败而归。这近一年的时间引发的矛盾有：越国王允常趁吴师在楚之机，率师进入吴国；阖闾之子子山与阖闾之弟为争楚国令尹之第发生矛盾；秦国出兵援楚大败吴军；阖闾弟夫概王回吴自立为王；楚国兴楚集团的复国运动（66）；长达一年的战争也必定给吴国国力以极大削弱，因为尽管第二年有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之举，在以后长达八、九年的时间，吴国都没有发动对外战争。此次吴国由迅速而连续的取得大胜利到后来的大败而归，又从反面验证孙武军事理论没有得到完整而全面的运用。 因为，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出军队大规模、长时间的远征所带来的危害问题。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旷日持久会使军队疲敝，锐气受挫，军力耗损，“久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二是长期在外作战就会造成国家开支不足，从而造成国家贫穷、百姓贫穷；“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三是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的巨大破坏；“丘牛大车，十去其六”，“百姓之费，十去其七”（67），“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68）；四是长久的对外作战，也给其他诸侯国的进犯以可乘之机；“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69）。事实上，在吴国以后长时间、远距离征伐齐国及黄池之盟期间，“越子伐吴……大败吴师”（70），楚国乘吴国新败而伐吴,“楚子西、子期伐吴”（71）。从中，一方面我们可看到孙武在军事上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孙武在吴军中的地位既不是主将或统帅，更不是决策者，否则吴国不会面临上述危害。笔者认为，孙武关于如何争取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思想，吴王掌握运用较好；而对于孙武兵法思想的完整性，特别是战略性方面，吴王（特别是夫差）掌握运用的较差。 吴国因为运用孙武兵法思想而“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使吴成为大国、强国。但是，同时也因为吴国不能完整全面掌握运用孙武思想、孙武没有担任统帅或主将，使吴国在到达事业顶峰后迅速衰落，以至灭亡。这也就是孙武为他人作兵法，而自己又不能直接决策、实践兵法的历史局限性和悲剧。 四、孙武虽然与伍员等同属客卿，但地位相差较大 孙武与大约同时的伍员、伯嚭、徐承等客卿（客官）相比，在吴国政权机构内，实权地位有较大的差别。 首先，孙武与伍员、伯嚭、徐承等的职官等级差别。伍员、伯嚭、徐承的职官等级为“大夫”。伯嚭是在阖闾三年，“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吴亦以嚭为大夫”（72）。“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杜预注“承，吴大夫” （73）。“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申胥谏曰”。注曰“申胥，吴国大夫”（74）。“吴王还自伐齐，乃讯申胥曰‘……此则大夫之力也’”（75）。孙武，按司马迁的记载，只是“卒以为将”，没有在《史记》的任何篇章标明其为“大夫”。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向后人系统介绍孙武的人，如果孙武被封为大夫，司马迁是决不会漏误的。周代，宗周及诸侯职官等级分为卿、大夫、士，卿分上、中、下三级，大夫也分上、中、下三等。这些职官等级在西周分封制下，都被每个诸侯国的公族所把持。特别是卿一级。春秋时，特别是春秋末期，这种状况被打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西周分封制从根本上被打破乃是战国时候的事。因此，春秋末外来人能在吴国任为“大夫”，反映了一个人的地位问题。这就是孙武和伯嚭、伍胥在职官等级上的地位差别。 其二、孙武和伍员、伯嚭在政权职务上的地位差别。伍员在政权机构中的职务是负责诸侯国之间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行人”。在阖闾一上台时，伍子胥马上就被任命为此职，“阖闾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76）。伯嚭的行政职务最高担任至“太宰”，“伯州犁之孙为大宰以谋楚”（77）。这个职务春秋时在各国都不是最高官，惟独在吴国却相当于宰相。而孙武，《左传》我们且不论，至少《史记》没有记载他担任何种行政职务。“行人”和“太宰”，属于政权机构中的高官，特别是相当于宰相的“太宰”，这不是一般的担任“将军”职务的人所能比拟的。 其三、孙武与伍员、伯嚭在职权方面的地位差别。对孙武，开始吴王阖闾只是说“知孙子能用兵”而任孙武为将。对伍员则是“与谋国事”（78）。这明白不过的说明伍员除参与军事上的谋划之外，主要是参与国家重大国事的谋划，也就是说伍员已是上层参与决策者之一，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职权的扩大。至于伯嚭，由于身为相当于宰相的太宰，其职权范围是不言而喻的。仅据《左传》记载，除谋国政之外，伯嚭参与对外战争的战略谋划——“谋楚”（79）；有外交权，鲁、吴两君会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80），“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81）；此外，伍员与伯嚭还作为吴王的助手随军出征（82）。 其四、孙武与伍员、伯嚭在军权方面的差别。据《左传》和《史记》的共同记载，伍员和伯嚭都担任过统帅或主将，即是说二人都有统兵权。“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打败楚军于豫章”。“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其次，伍员和伯嚭有训练军队之权。“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83）。“申胥、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而未尝有所挫也”（84）。 其五、孙武与伍员对吴国的强大和称霸所起作用有差别。孙武对吴国强大所起作用，按司马迁的说法，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而伍员的作用则远不止此。《国语》有这样一段记载，吴王（夫差）乃讯申胥曰：“……昔先王体德明圣，达于上帝，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此则大夫之力也。”（85）这段对伍员评价的话含两个方面，一是说吴王和伍员就象两个农夫并排耦耕那样共同治理吴国，这既说明伍员在吴国的地位，以及伍员和吴王（阖闾）之间的关系，更说明伍胥在吴国强大方面所起的无与伦比的作用；二是说使吴国打败、并且威名于楚国是伍胥的力量和功劳。又，伍子胥自刎前说：“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于我。”（86）这段话说了三层意思：主要是我的努力才使你的父亲吴王阖闾称霸；你夫差能当上吴王，是我伍员拼死争来的；由于我的功劳大，所以你曾要裂土分封于我。将夫差与伍员的话相对照，知伍员在吴国争霸、强国、拥立等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的作用是除吴王之外最重要的决策人，其地位和作用显然不是孙武所能与之比拟的。 正是由于伍子胥对吴国功劳大，所以能赐封邑。吴国封伍子胥于“申”，所以伍子胥又被称为“申胥”（87）。 此处笔者所谓孙武地位逊于伍员，主要是指爵位分封等级而言。 五、孙武虽然无实际统兵权，但却位尊为吴国军事灵魂 孙武在吴国的地位和作用，只是和伍子胥、伯嚭相比略逊一筹。在吴国的强大和争霸过程中，孙武在军事领域战略战术和谋略的运筹帷幄方面，却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 孙武在吴国军事方面的地位，关键是孙武所任“将军”一职的定位问题。孙武在兵法中对“将军”列为四个等次。一是整个军队最高统帅或主将，即“道、天、地、将、法”（88）、“三军恐惧，大将欲进”（89）、“将受命于君”（90）、“夫将者，国之辅也”（91）等内容所说之“将”。二是最高统帅领导下的具体指挥各军军队之主“将”，即“百里而争力，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力，则蹶上将军”（92）中之“将”。据《左传》载吴军有时为中、右、左三军，有时为中、上、下、右四军。三是一般的参将、裨将，即“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93）之“将”。这句话，此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将”字作连词用，意思是说如果听从我的谋划，用兵必然取胜，我就留下来。另一种说法把“将”作“裨将”解，意思是裨将听从我（孙武）的军事谋划，用他必定取胜，就把他留下来。笔者认为后一说法较为合理，但不妥之处在于把“吾”字诠释为“孙武”是不对的。理由是，此话出自《计篇》，而《计篇》是《孙子兵法》的总纲，即总的兵法原则，孙武不会把具体的个人，特别是自己写进总纲的总原则中；再者，孙武是以统帅或主将的口吻写的兵法，而他又不是统帅或主将，怎能认为“吾”字就是指“孙武”？退一步说，把“吾”字理解成“吴王”也比理解成“孙武”通顺得多，因为吴王基本上始终是吴军的统帅。“吾”在此处，笔者认为不指代任何具体的人，而是代指“统帅或主将”。如此，则这句话就表达了一条基本的军事原则：将军们听从统帅的军事谋划，指挥他们打仗就必定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