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不死在蜀汉是否能继续进行诸葛亮北伐大业，蜀汉不被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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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于201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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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随后，魏延因为与杨仪争权而成为叛徒，兵败身死。作
为诸葛亮一生最后一次北伐的最后一声余韵，魏延之死显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开门见山地说，种种迹象表明，魏延是被诸葛亮刻意设计的逼反杀掉的。

杨仪当政，是魏延作乱的主要原因，陈寿当年已经替魏延在一定程度上平了反：“原延意
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而杨仪与魏延之间的水火不容，诸葛亮是早就深知
的，明知这一点却在临终之际安排杨仪统帅诸军撤退，这一举措要么属于失策，要么就是
刻意为之。

杨仪的个人品质很成问题。杨仪早年因个人才干出众而被刘备选为尚书，但他却和自己的
直接上司尚书令刘巴搞不好关系，无法开展工作，最后只得外放遥领闲职虚职弘农（治所
在今河南灵宝市北部）太守。魏延死后，杨仪用脚践踏魏延的首级，破口大骂：“庸奴！
复能作恶不？”如此行径，可见杨仪还是个小人。据此可以粗略判断，魏延和杨仪之间的
矛盾，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杨仪。

对于二人交恶的起因，史书如此记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
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魏延的矜高似乎成了祸端的导火索，
其实不然。当时，除诸葛亮之外，刘备时代的老臣重臣们基本上已经全部消亡殆尽，唯魏
延一枝独存，资历最深。魏延确实有“矜高”的资本，他获得这样的尊重其实并不过分。
但作为诸葛亮身边极亲密的红人（丞相长史），杨仪很清楚魏延在诸葛亮心目中不被重用
的尴尬地位。以杨仪一贯的“狷狭”性格，他根本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去尊重魏延；相反
，杨仪很可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魏延的蔑视。所以，魏、杨交恶的主要责任人是杨仪，
不会有错。

魏延和杨仪之间交恶到什么程度呢？《蜀书·费祎传》如此记载：“时值前军师魏延与丞
相长史杨仪互相憎恶，每次并坐争论的时候，魏延往往愤怒地举起刀向着杨仪比划，杨仪
则往往泣涕横集。费祎经常在二人之间做和事佬，终诸葛亮之世，能够各尽魏延、杨仪之
用，全赖费祎的匡救之力。”魏延举刀相向，有欲杀杨仪之心，可见二人仇隙之深，已是
水火不容，无法化解。

让杨仪为首统帅三军撤回汉中，是诸葛亮临终时的安排。这一安排，必然会激起魏延的反
对和抵制。但这一安排的意义如果仅仅止于临时应急，以求蜀军全身而退，其实还不足以
完全令魏延武装“反叛”。事情的关键是诸葛亮在杨仪身上的这一安排其实还另有文章：
借此暗示众人，将杨仪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杨仪能够当政，这一点才最致命
。魏延深知，杨仪当政，自己不可能再有好日子过了。诸葛亮在世之日，最多让自己怀才
不遇，不获重用罢了；杨仪一旦执政掌军，自己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死定了。魏延绝对
不能坐视杨仪慢慢找机会砍掉自己的脑袋。不反杨仪是个死，反杨仪最多也是个死，选择
后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从安排杨仪率军后撤，到将其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这一切都不是诸葛亮病糊
涂了之后的失策；相反，这是他刻意所设的一个局，为魏延所设的一个死局。

第一，诸葛亮召集杨仪、费祎、姜维三人商讨自己死后的退军事宜时，没有通知魏延。魏
延身为北伐大军的前锋大将，理应参加这样重大的会议。当时魏延的前锋大营仅仅“出亮
营十里”。策马往来，十里地其实最多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如此短暂的距离，却不通知
魏延参加，岂不可疑？

第二，如果诸葛亮有意保全魏延，寻求蜀军的团结，那么他应该选择杨仪之外的其他人作
为统帅三军回撤的人选。丞相府司马费祎、丞相府参军姜维均可胜任。尤其是费祎，此人
在魏、杨二人之间斡旋多年，用他为统帅，自然可以同时兼顾到魏、杨二人的情绪，实在
是再合适不过了。但诸葛亮指定的却是这三人中间最不合适的人选：杨仪。

第三，临死之前，诸葛亮早就把密表送到了刘禅手中，指定蒋琬为自己的继承人。但退军
之际，军中以及社会上却到处流传着杨仪最有可能是诸葛亮指定的继任执政者的消息，而
且杨仪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领军顺利撤回汉中，诛讨了魏延之后，杨仪满怀希望地等待
着朝廷送来聘书，让自己“代亮秉政”。当最后的结果是仅得一中军师虚职的时候，杨仪
变得极其愤怒，“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这些连杨仪本人都深信不疑的流
言是偶然出现的吗？

第四，杨仪的怨愤之言中有这样一句：“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
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话中的“魏氏”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指的是
曹魏，一种说法指的是魏延。其实当是魏延无疑。若指曹魏的话，应当称之为“曹氏”或
者“魏国”、“魏廷”，不应当不伦不类地称之为“魏氏”。杨仪此言隐隐约约泄露了一
个重大的天机：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设计魏延的计划。

第五，陈寿似轻似重地记了这么一笔：“（诸葛亮交待）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似
乎当时诸葛亮已经预料到了魏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魏延这样的反应难道不正是诸葛亮所
一直设局寻求的吗？

诸葛亮如此费尽心机设计逼反魏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除掉魏延。除掉魏
延的动机很明显：诸葛亮死后，魏延将成为蜀汉集团内部最大的元老，而且魏延本人又确
实有大将之才。名位寡微的蒋琬继任自己执政，必然无法驾驭魏延这类人物；魏延也素来
好立功名，不会甘心完全听命于蒋琬的节度，此人在诸葛亮死后，必将成为引发蜀汉集团
内部动荡的一大隐患。诸葛亮治蜀，从来将政局的稳定摆在第一位，对于这样的隐患，从
来都是坚决消除。昔日劝杀刘封、彭羕时有着这方面的考虑，如今除掉魏延，也是出于同
样的理由。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魏延兵败身死，随后接过其执政接力棒的，先后是蒋琬和费祎
；接过其北伐接力棒的，则是姜维。

蒋琬东伐

蒋琬自建兴十二年以尚书令身份总理国事，至延熙九年（246年）去世，执掌蜀汉政权达1
3年之久。这段时间蜀国极少兴兵，主要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百姓的休养生息。延熙六年十月
，蒋琬似乎认为蜀国国力已经有所恢复，再次伐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将行营自汉中迁
至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在此修缮城池，大造舟船。

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蒋琬认为诸葛亮数出秦川，道路艰险，粮运难继，故
而多次劳而无功，所以不如另辟蹊径，顺汉、沔二水东下，袭取东三郡（西城、上庸、房
陵），进窥荆襄。蒋琬这一伐魏计划，兵锋东指，故而被称之为“东伐计划”。

但此时的蒋琬与诸葛亮在世之时威望与权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一计划刚刚出
炉，就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刘禅也
派了尚书令费祎和监军姜维前去向蒋琬“谕旨”此事。迫于压力，最终蒋琬放弃了这一计
划，同意回到当年诸葛亮出秦川祁山、进窥雍凉这一既定的传统方针上来。

对于蒋琬别出心裁的“东伐计划”的前后始末，史书上交代得头是头，尾是尾，因是因，
果是果，条理清晰，逻辑充分。

尽管如此，此事仍有三点甚为可疑之处：

第一，蒋琬虽然不再坚持水路“东伐”，但自己却没有就此拔营离开涪县，而只是升任姜
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令其前往汉中，负责联络凉州羌、胡及其他北伐事宜。蒋
琬上奏刘禅：“如果姜维北征，与魏军相持于河右，臣我当率领大军作为姜维的后镇与援
军。涪县这个地方水陆四通，交通便利，可以做到唯急是应，倘若东北方向（作者注：由
长安方向入侵汉中，正好是东北方向）曹魏来侵，赶去救援也相当方便。”于是乎蒋琬继
续坐镇涪县，并在此一呆就是整整3年，直到去世。

涪县真的如蒋琬所说，地理位置那么左右逢源、极其便利吗？

第二，蒋琬将大营自汉中迁至涪县其实早有计划。延熙五年正月，监军姜维就已经督率一
支偏军作为先锋自汉中回撤，驻扎到了涪县。22个月之后，蒋琬也亲自回撤到了涪县。随
后，蒋琬自己坚持留在了涪县，回到汉中去主持“北伐”事务的却正好是之前回军涪县的
先锋姜维。

这些人事调动背后会不会藏有什么深意？

第三，蒋琬如果真的有意“东伐”东三郡和荆州的话，没有理由不和东吴互通声气，以求
得东吴荆州军团的支援。但东吴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蒋琬发出的照会，也没有见到蜀汉就此
派来的使者。以至于东吴的重臣骠骑将军步骘、车骑将军朱然等人误以为蒋琬回撤涪县的
真实意图是有意顺流东下侵略自己，于是频繁上书孙权，请求早作应战准备。

若此行本意确实在于“东伐”曹魏，蒋琬做事怎么会如此毛手毛脚、粗枝大叶？

先说涪县的地理位置。涪县绝非蒋琬所说的那般交通便利，在此驻军根本不可能同时兼顾
到蜀汉各个方面的危机。倘若真有一个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诸葛亮在世之日为什么没有
发现并加以利用呢？真实的情况是：涪县距离汉中的路途还相当遥远，并且蜀道难行，一
旦有警，根本做不到及时救援。蒋琬回撤涪县的次年，魏国就趁汉中守兵大减的良机（不
到三万），由大将军曹爽率领，十余万步骑军大举来犯。汉中诸将大为惊恐，皆主张弃关
入城固守，以待涪兵救援。临时全权负责镇守汉中的大将王平力排众议说道：“不然。汉
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
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有赖王平此番调度，
拖延时日，随后援军陆续赶来，汉中方保无事。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蒋琬所谓的涪县“水陆
四通，唯急是应”是纯粹的谬谈。

相对于距离汉中的千里之遥，涪县距离成都倒是相当之近。据《蜀书·刘璋传》记载，涪
县其实距离成都仅仅360里而已。当日刘备由垫江水入川，刘璋就亲自自成都至此迎接。事
实上，蒋琬所看重的并非涪县在战略上的便利（实际上也并不便利），他看中的，正是涪
县和成都之间的这段更近的距离。也就是说，蒋琬此次东伐的真正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
在政治层面；不在外部敌对势力，而在内部政治斗争（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

姜维是延熙五年奉蒋琬之命率军回驻涪县的。我们要想找出这场政治斗争的端倪，自然也
得将目光锁定在延熙五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极其敏感但却容易让人忽略的事情：庲降都督（庲降军区司令）马忠回
朝。

马忠这个人，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恰恰是这个人，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却扮演了一个
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蜀汉集团后期，马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诸葛亮时代，他先后以
出众的个人能力担任过丞相府参军和长史（副）、益州治中从事等要职；建兴十一年，马
忠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府是蜀汉集团在南部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羁縻州府
。因为关系到蜀汉政权后方的稳定安全），任期内马忠颇建功绩，爵位屡屡升迁。

更让人敏感的是，马忠既非荆楚士人，也非雍凉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四川省
阆中市）人士。巴西素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等大姓，马忠则同时兼有马氏和狐氏的双重
身份--马忠父亲姓马，母亲姓狐，他自小在外婆家中长大，故又名“狐忠”。

诸葛亮治蜀，重用荆楚士人和寄寓士人，而刻意打压益州本土士人。其原因在于：益州本
土豪族执政，凭借着强大的地方宗族势力和本土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极其容易演变成为
威逼人主、篡位夺政的权臣，而荆楚士人和其他寄寓士人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马忠手握
重权于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会引起蒋琬、费祎、姜维这些既是诸葛亮嫡系、又是现任
执政者的密切注意。

最重要的也是蒋琬必须率军自汉中回撤到涪县的原因，是马忠入朝的背后隐约有着蜀主刘
禅的影子。

自延熙年间开始，刘禅开始逐渐告别诸葛亮时代的乖乖形象，转而极力谋求亲政。诸葛亮
在世之日，刘禅老老实实地为刘备守了整整三年的孝；诸葛亮一死，刘禅“四时之祀，或
有不临（谯周语）”，连例行公事的对天地祖宗的按时祭祀活动也懒得参加了。这也可见
刘禅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对刘禅这种“数典忘祖”的悖逆之举，蒋琬等人拿他毫
无办法。而且，刘禅还开始耍起了政治手腕，开始玩弄权术。蒋琬最初以尚书令身份总揽
政事，而刘禅却连续升任他为大将军、大司马；相应地，刘禅又令费祎顶替蒋琬留下的缺
空，费祎一路升至尚书令、大将军。众所周知，大司马之职和大将军之职其实是并列和重
叠的（光武帝所创设），大司马就是大将军，大将军就是大司马。两者品级相同、权限相
同、职责相同，仅仅是名称相异而已。当年光武帝同设大司马和大将军的原因是为了解决
战时诸将出征时名号不足的问题，蜀汉政权仅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着设置这种重叠官职
。所以只存在一个解释：刘禅希望蒋琬、费祎二人能够互相牵制。可惜的是，蒋、费二人
并没有出现刘禅所希望见到的争权夺利、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内（费祎留守成
都）一外（蒋琬驻守汉中），在政事军务上配合得相当默契，每逢大事，费祎总是和蒋琬
商量着办。

延熙五年，刘禅召庲降都督马忠入朝。同年，马忠前往汉中，面见蒋琬，传达刘禅的诏旨
。回来之后，刘禅立即加拜马忠为镇南大将军。传达了一次诏书就加官升爵，刘禅扶植马
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也是同年，蒋琬令姜维率领一支偏军回撤到涪县，以防成都生变。
将汉中之事安排好了之后，次年，蒋琬自己也率军回撤到了涪县。对于这次动作，蒋琬对
外宣称其目的在于“东伐”。刘禅对蒋琬率军回驻涪县甚为反感，于是借机发难，大造“
东伐”不可行的舆论，意图逼迫蒋琬回到汉中。蒋琬不得不承认“东伐”的不现实（这是
个草草寻找的借口），于是取消“东伐计划”，将姜维打发回汉中去负责北伐事宜，自己
继续赖在涪县，不再挪窝，直到去世。

这就是蒋琬那场别出心裁、独辟蹊径的“东伐”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