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孔子为什么同意曾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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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平盛世图景,寄托儒家政治理想。

曾晳描述的“太平盛世图”,正是儒家理想中民风趋纯,民德归厚,天下归仁的太平社会缩影。显然这与孔子仁政、礼乐治国的思想完全契合。这幅太平盛世图,寄托着儒家的政治理想。

二、尊重古礼,与儒家礼乐治国思想契合。

王充认为曾皙说的是一种古代祭祀仪式,也就是“雩祭”。所谓“雩祭”是指的春天求雨的祭礼。《礼记》言“雩祭”祭水旱也。儒家强调礼乐治国。正所谓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却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而曾皙对古礼做如此具体生动地描绘,并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这与儒家礼乐治国思想高度契合。可以想象作为老师的孔子内心的喜悦。故而情不自禁的喟然赞叹。

鲁设雩祭于沂水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之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

——王充《论衡·明雩篇》

三、不求仕进,暗合理想受挫后孔子的心境。

《侍坐》这段对话发生在孔子自卫返鲁的四年里,此时他已年近七十,在这之前的十四年中孔子周游列国苦苦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除了短暂服务于卫、陈两国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统治者的垂青。回到鲁国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然被敬而不用。救世之心无处安放的孔子因此产生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之思。曾皙的主张有远离政治,不求仕进之意,对四处碰壁,略有些心灰意冷的孔子此时的心境和处境相契合。而他描述的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人生状态也许适时的抚慰了夫子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哀和感伤。其实这种思想在《论语》其它章节中也经常见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

“天下有道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这就是儒家“既尽力而为 ,又顺乎天命”的思想。所以钱穆认为曾皙的志向符合了孔子的曲肱之乐和浮海之思。但他又认为孔子是不会真的归隐的。

盖三人皆以仕进为心,而道消世乱,所志未必能遂。曾皙乃孔门之狂士,无意用世,孔子骤闻其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兴叹也。然孔子固抱行道救世之志者,岂以忘世自乐,真欲与许巢伍哉?然则孔子之叹,所感深矣,诚学者所当细玩。

—— (钱穆《论语新解》

四、曾皙的言志的“气象”非其他三位可以相比。

朱熹认为曾皙之志来自日常生活,但胸次悠然,其他三位则拘于事为之末,气象与曾皙无法相比。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朱熹《四书集注》

综上所述,孔子在听完曾皙的志向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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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正在认真的与弟子言志,自然不会「使」曾皙鼓瑟。可是曾皙兀自在彼弹琴,视夫子殷勤诚恳的问话与苦口婆心的诱导若罔闻,这已经很失礼了。子路年长,答问已毕,论年齿当及曾皙,但夫子体谅他在弹琴,因此不得不先跳过他,而先询问冉求、公西华。及冉有、公西二子答毕,无论如何曾皙都当停下,回答老师问题。但他还是无动于衷,我行我素,完全忘记什么叫「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及「侍坐弗使,不执琴瑟」的道理。这样的一个人,怎可说是知礼!所以认为曾皙系因知礼而被夫子赞许的说法,实有待商榷。再看,当孔子叫他时,还不立即停下,「鼓瑟希」,又弹了几下,最后又重重的弹了一声(铿尔),才站起来。回答问题之时,他又扭扭捏捏的说:「异乎二三子之撰。」要知道,孔子早已声明在先「毋无以也」,曾皙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此外,孔子与弟子言志之时,如果曾皙真的在认真弹琴,那倒也罢了,偏偏他又偷听偷看师弟间的对话,否则他怎知夫子「问了什么」?其它同学「答了些什么」?又怎会问「夫子何哂由也?」以及说自己的意见是「异乎二三子之撰」,又问「惟求则非邦也与」、「惟赤则非邦也与」了。这样一个鼓瑟不专,对师无礼、目无尊长、同窗之人,只如孟子所说的「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的鄙人,又何知礼之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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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先自《论语•先进》,是一篇反映孔子和他的学生谈论理想志趣的语录体散文,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因为文章记录了2500多年前孔子师徒五人的谈话,内容涉及到大量孔子如何教育学生的观念及方法,因此,我们完全可发把它当作是一篇教学故事或教育随笔来阅读,通过品味师生语言,体察细节描述,研习行文内容,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孔子作为老师所独具特色的教学理念及教育方法。现结合文章内容稍作分析。

(一)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孔子教育学生不倚老卖老,不居高临下,不盛气凌人,而是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姿态,他和颜悦色地对学生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意思是你们不要因为我的所纪比你们稍长一点就不敢说话,你们大可不必紧张,也无须顾忌,随心所欲,大胆直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孔子的教学习惯,那就是平等、民主,朋友式的对话闲聊,不存在年龄、辈份长幼之别的顾虑,学生当然愿意在一种和谐、民主的氛围里畅所欲言。孔子又说:“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孔子的设问启发很有意思。首先,他洞悉学生心理,知道学生平日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语,可能是他的学生一个个才华卓越,抱负远大,但是没有人赏识、重用他们的缘故,所以免不了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大叹世道不公,这种表现当然不符合孔子的“君子”标准,孔子曾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正是抓住这种现状设问,一问就问到了学生心坎里去,“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学生当然愿意在老师面前畅谈自己的理想抱负、情操志趣,一来因为自己确实饱读诗书,才干超绝,二来也因这这份理想志趣,久积于心,终于有机会一吐为快。由此可见,孔子对学生知根知底,巧于设问,善于启发,教育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这种立足现实,洞悉心理,循循善诱,启发引导的教育方法对于我们贯彻实施新课程改革无疑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学生的性情习惯、个性心理丰富复杂,多种多样,孔子的教育不是千篇一律,空洞说教,而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方法灵活多变而又风趣幽默。《侍坐》章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四个学生志趣不同,性情各异。子路能力高强,才华超群,志向远大,自信满满,可是出言不逊,莽撞冲动,骄狂自大,孔子只以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哂之”来评价,肯定学生的才能和实力,又含蓄地批评了他的说话冲动,毫不谦让的态度。冉有和公西华两个学生都谦虚谨慎,坦荡真诚,说话温和自抑,态度谦卑诚恳。两人性情不同在于,冉有说话做事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有点畏首畏尾,顾虑重重的意味;公西华说话则口气谦和,措辞得体,反映机敏,听他说话颇有一种“言者释然,闻者陶然”的感觉。孔子对他们两人的谈话没有当即点评,而是待其走后,在曾皙的追问下,才发表看法。“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连用五个反问,充分肯定两位学生的治国安邦的政治才能,也表达了自己相信学生,赞扬学生的激动而自豪的心情。实际上,孔子这一番肯定和赞扬目的乃在于给谦虚过分、自信不足的冉有、公西华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想必细心的曾皙会把孔子的激越评价转告两位同学吧,也可以预言,当冉有、公西华得知老师对自己的希望和勉励时,该有多么激动、高兴。孔子就是这样,对骄狂自负的子路,含蓄批评;对谦逊过分的冉有、公西华则委婉鼓励。曾皙最后一个发言,他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和生命情趣,表现出一种淡泊名利,清静无为,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性情。对此,孔子喟然长叹,深表赞同,因为,曾皙描绘的清风沂水、性天风月的生活暗合孔子壮志未遂,英雄无路的落魄心态。这是一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喟叹,也是一种心灵共鸣,志趣相投的评价,想必作为学生的曾皙听过老师的评价之后也会感慨嘘唏吧。四个学生,四种理想,四种性情,孔子因人而异,因势不同,分别以不同的评点(或语言、或表情、或感叹、或反问、或直接、或含蓄)来教育学生。这次师生闲坐聊天,可以说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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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选自《论语·先进十一》,这一章里主要论述了孔子对礼乐教化的推崇和对其弟子门生的评价。其中的《侍坐章》历来有较大争议,其中孔子表示的对曾皙的看法,有人评论说是表达出了孔子出世的思想。但是放在《论语·先进》这一章里来看,其实这仍应该是一种对礼乐教化的推崇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文章通过孔子与其四个主要门徒的对话构成,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孔子着意于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与四人谈论理想。“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即是如果有人了解你,愿意重用你,你会用什么办法呢?四位学生的回答也充分展示了各自的性格特点,急性子的子路率先发言,要让千乘大国有勇知方。谦虚的冉有则愿治理方圆六七十里的小国,让其富足,但它的礼乐教化还得再找高明之人。善于言辞的公西华则自谦只能担任小相。孔子除了对子路的言论“哂之”,对其他二人未作评论,直至最后曾皙问及,他才答:“各言其志”。其实无论子路、冉有还是公西华所阐述的理想都是治国之道。孔子哂,表达的是对子路的远大抱负不完全赞同,在孔子的治国概念里,礼乐教化才是基础,子路之愿并不是不对、不好,只是急躁莽撞的子路有没有这个能力的问题。冉有的“方六七十”,虽然小也是国家,治国最难就是礼教。公西华用了非常婉转的辞令,但他的愿望亦是参与国家大事,所以孔子会说:“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再转而看曾皙的回答,对比子路的“率尔而对曰”,他在大家议论时在一旁抚琴,问到他时,也不急于道出自己的理想,而是先说“异乎三子者之撰”,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宁静,淡薄的形象。他的理想看似很简单:“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冬过春至,换上做好的春衣,与五六个已冠之人,六七个少年到河边嬉玩,尽情歌舞,一边歌唱一边归家。是不是曾皙的愿望就是自己能过平静宁和的生活,当然不是。他的描绘并不是局限于个人的 ,是对其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描绘。孔子说:“吾与点也”,正是因为这个理想场景虽然不是直接道明该如何做,却在更高境界上揭示了孔子的政治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也不在于国富民强,而是追求礼乐教化,民众生活安静祥和的大同社会。而在此与道家的出世是有很大区别的,他这个追求不是让你不去作为,而是让你用自己的作为去改变现在这个兵荒马乱的现实。这就符合了孔子一贯的主张:以仁治国,以礼治国。子路、冉有、公西华的政治观点,其实不是说不对(孔子也只言这是个人自己的愿望),只是说它们停留在了我想做什么,我要做出什么样的作为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曾皙却以描绘理想社会的太平景象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的一句“吾与点也”,表明了孔子自身的政治追求——他用自己的大半生(或者可以说是大半生)所践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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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皙说的那段话,从积极方面理解,认为曾皙是主张以礼治国,他说的是礼治的结果,是太平盛世的图景,与孔子的“仁政”“礼治”“教化”的政治主张相符,因此孔子说“吾与点也”。



关于“吾与点也”

孔子为什么说“吾与点也”,对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对曾皙说的那段话(“暮春”至“咏而归”),有的是从积极方面理解的,认为曾皙是主张以礼治国,他说的是礼治的结果,是太平盛世的图景,与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因此孔子说“吾与点也”(教材采用这种理解)。

另一种是从消极方面理解的,认为曾皙是主张消极避世,符合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主张,因此孔子说“吾与点也”。有下面一些理由。

⑴从孔子的思想看。纵观孔子的一生,应该说积极救世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他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他的主张在各国都行不通。但由于到处碰壁,有时也流露出消极情绪,特别是他晚年回鲁国后恬退避世的思想很突出。这些都是孔子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⑵从孔子对子路和曾皙的不同态度看。《侍坐》章记载,在子路言志之后,“夫子哂之”。一“哂”一“与”,态度截然不同。孔子为什么要“哂”子路?因为“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子路讲自己能治“千乘之国”,是不谦虚的。如果曾点志在把国家治理成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太平无事”的理想之国,不是更不谦虚吗?果真如此,孔子就不会“与点”,而只会“笑点”,甚至是“大笑”了。可见,孔子“与点”,并非因为曾点有济世之大志。

⑶从曾点与子路等人言志的不同内容看。子路志在治“千乘之国”,冉有志在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邦,公西华志在为小相,参与“宗庙之事,如会同”。二三子之志虽有骄谦之分,却无本质之别,都志在为政。孔子也说:“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而曾点自称“异乎三子者之撰”。如果曾点志在为政,那么曾点之志何以“异乎三子者之撰”?可见,曾点是“不求为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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