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评价多尔衮?
多尔衮一生戎马,最后却以极大的悲剧收场,从努尔哈赤的十四阿哥,到皇太极的九贝勒,再到睿亲王,接着到叔父摄政王,最后到父皇摄政王,他的一生何其伟大,又何其悲惨!他是历史的罪...
多尔衮一生戎马,最后却以极大的悲剧收场,从努尔哈赤的十四阿哥,到皇太极的九贝勒,再到睿亲王,接着到叔父摄政王,最后到父皇摄政王,他的一生何其伟大,又何其悲惨!他是历史的罪人,优势千古伟人,他,谜一样的一生,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展开
4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9
展开全部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多尔衮拥立幼主,定鼎中原,大位不惑其心,大利不夺其志,君子人也!
多尔衮爱江山。
帝位易取,江山难求,二者必择其一,他选择了后者。他的生命里有太多的抉择,小则关系到他和兄弟们的荣辱与身家性命,大则关系到整个满洲族的兴衰成败。面对帝位,他仰天大笑:尔可惑我志哉?
皇太极走了,大志未竞,那时多尔衮可以称帝,但他退求其次拥立了年幼的福临,自己为辅政王。他的箭只有射向敌人,不会为了帝位射向自己的亲族,无他,他爱江山,不能使父兄的基业毁于一旦。于是降三桂、破山海、克北京,最后力排众议,迁都北京,以图进取,他完成了统一大业的第一步。入主北京后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仁政:礼葬崇祯、招扶明臣、解放军卒、废除弊政、整顿吏治、祭拜孔子、开科取士……他小心翼翼地试图驾驭汉族,像驯服他的烈马一样,他恩威并施地驯服了汉族。千秋功业比帝位来得更痛快、更实在,更能满足他的抱负.
有人说皇太极死时他不称帝是因为他的两白旗不足与豪格抗衡,那么入关后,八旗精锐尽在掌中,又以自己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为大将军东征西战,平定中原,此时称帝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借用乾隆的话,那时他是“因利乘便”、“何事不可为”?九五之尊唾手可得,谁不动心?!!他没有理由不称帝,俗人不理解,野史为了给多尔衮不称帝找原因,胡扯出了孝庄下嫁,说他爱江山更爱美人。先别说孝庄根本不美,就算她有闭月羞花之容,又怎能令多尔衮因为一个女人而放弃帝位?!他没有称帝,是因为他心怀天下,满洲整体的利益和清朝的统治与帝王这个虚名孰轻孰重,他能分清。作为统治者,这种胸襟实为罕见。他知道大清还没有坐稳江山,如果急于名位造成族内分裂、内耗,从而给李自成等人可乘之机,必然引起社会动荡、人心不定、江山不稳,那么他得了帝位又有何价值?他要“示人民有更始之庆,无亡国之惨耳”。当时清朝虽然占据北京,但南有朱由崧,西有李自成,川有张献忠,不算各地不断出现的小范围兵变,累加起来的兵力也有二,三百万,而清军倾全国之力也不超过二十万,满族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这时的清朝统治极不稳定,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江山重于帝位,唯有齐心协力方能成就千古大业。反观南明各个朱姓朝廷还在争夺正统,为了残破的政权打内战,李自成、张献忠之辈更不会想到联合起来抗击外族,他们的鄙俗在多尔衮浩瀚的胸怀面前无地自容,以致被清军以风卷残云之势逐个击破最终统一了天下。多尔衮没有称帝,但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真正君临天下的第一人!
当我们的地理课本自豪地写上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片土地上有不小的一部分是清王朝开辟的疆土,更不要忘记清朝开国时的版图是不可思议的1400万平方公里!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是多尔衮为之魂牵梦绕、心力交瘁的地方,无处不流淌着他的鲜血!
“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负吞吐天地之志”,这是《三国演义》中曹操对英雄的理解.
多尔衮爱美人
父汗努尔哈赤为他娶了第一位妻子,蒙古科尔沁一个台吉的女儿博尔济其特氏,那时他才12岁。这位长他两岁的蒙古贵族,他的大福晋,与他荣辱与共25年,在他宾天的前一年,先他而去了。此外,他一生还娶了九个女人,除了满蒙贵族,还有两个朝鲜公主。这些女人没有为他留下一点骨血,英雄一世,孑然来去,形单影孤。
无论正史野史都说他纵欲无度,荒淫好色,遍选美女充其下陈,甚至连孝庄也不放过,果如是乎?这要从满族遗留的落后风俗说起,在满族社会中女人与物件无大差别,女人地位之低从清朝的后妃、公主地位不及历朝历代中可见一斑。多尔衮时代的满族,不仅存在着古老落后的承继婚、交换婚制,而且还有掠夺婚的影子,父死子妻继母,兄亡弟妻寡嫂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叔伯可以娶亡侄媳妇(豪格死后,他的福晋即被两位叔叔多尔衮与阿济格各纳了一位)。女人可以做为战利品辈份混乱地群娶过来,也可以出于某种目的辈份混乱地群嫁一家(皇太极的三个博尔济其特氏后、妃,是姑侄关系;多尔衮是豪格的叔父,但从母亲这边论,豪格却是多尔衮的表舅,因为豪格的母亲是多尔衮母亲的姑姑,换句话说,就是乌拉那拉氏姑侄同嫁一家,但却是侄女嫁父亲,姑姑嫁儿子;阿敏与他的一位岳父互为翁婿,即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他这位岳父……),连爱新觉罗家的格格下嫁也经常行辈不同。这种混乱的婚嫁关系在清皇族高度文明以后还是渐有渐无地存在:顺治的废后和他的孝惠后是姑侄关系、咸丰朝叶赫那拉氏(慈禧)姐妹嫁兄弟(咸丰帝与其弟奕譞)、同治的孝哲后与珣妃也是姑侄……落后的殉葬制大多也是以女人为牺牲的(努尔哈赤死,三个后妃殉,其中包括多尔衮的生母大妃(即皇后)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多尔衮死,卑女殉;多铎死,两福晋自请殉;岳托死,福晋殉;顺治帝死董妃之妹殉……),多尔衮生长在这样婚嫁乱伦、女人地位极低的民族里,女人在他心中是什么呢?也许还不如他的宝马雄鹰。所以,在他看来问蒙古、朝鲜要几个女人与索贡品无异,那是显强国霸气,示主人威严。一个小节此处不能不提,明朝降臣吴惟华极尽所能地讨好他,大概对这位摄政王的辟好亦有所闻,于是投其所好,从一些贫困的明朝勋旧家中选出“女子之有色者,得二十人以献九王”。这二十个“有色”的汉家女子,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诱惑,但“王愀然曰:‘不可,明之勋胄,犹我与若今日也,以我与若之子女,供他人婢妾可乎?’,悉遣出,令择良家子嫁之”。吴惟华真小人也,既为二臣,犹不以为耻,不思明国何以倾颓,自视高明,复为弄臣,然江山易主,此君却如此不识时务。多尔衮识大体地退了明朝勋旧的女子,觉其于礼不通,他又怎么可能有悖天伦,娶自己的嫂子、天子的母亲孝庄?!
多尔衮爱美人,然其真好色耶?!必也取之有道也!
一个小节此处不能不提,明朝降臣吴惟华极尽所能地讨好他,大概对这位摄政王的辟好亦有所闻,于是投其所好,从一些贫困的明朝勋旧家中选出“女子之有色者,得二十人以献九王”。这二十个“有色”的汉家女子,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诱惑,但“王愀然曰:‘不可,明之勋胄,犹我与若今日也,以我与若之子女,供他人婢妾可乎?’,悉遣出,令择良家子嫁之”。吴惟华真小人也,既为二臣,犹不以为耻,不思明国何以倾颓,自视高明,复为弄臣,然江山易主,此君却如此不识时务。多尔衮识大体地退了明朝勋旧的女子,觉其于礼不通,他又怎么可能有悖天伦,娶自己的嫂子、天子的母亲孝庄?多尔衮爱美人,然其真好色耶?必也取之有道。
多尔衮爱贤才
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多尔衮热爱汉文化,大概是他本民族没什么文化可爱,他从小熟读汉文经典,皇太极说他“于众昆弟中最为勤学”。他对汉臣也是颇为敬重,礼数有加。早在入关前,他就重用汉臣范文程和降将洪承畴,此二人也不负其所望,上书多尔衮,对满洲入关的军政大事尽舒所见,被多尔衮采纳,终成霸业。入关后多尔衮更是求贤若渴,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即派人祭孔,此后每年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同年六月,他亲自“谒先师孔子庙,行礼”。顺治三年,首次会试、殿试,他又亲自命题。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网罗名士参政外,他还经常让汉官推举贤才,使大批汉族贤士纷纷归附。顺治二年六月,清军南下后,多尔衮让大学士们举荐江南贤才,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江南有甚好人物?” “地方广大,定有贤才。” “非泛论地方贤才” “钱谦益是江南人望。” “如今在否?” “昨‘归文册’上有,现在” 汉臣中有才能者,皆受多尔衮重用。为了维护汉官已经受伤的尊严,他严禁满洲贵族欺压污辱汉官,明令满洲贵族不得干涉国政和限制汉官职权,禁止诸王同政府各机构官员私交往来,这个禁令等于剥夺了诸王、贝勒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也使多尔衮树敌不少,埋下了身后之祸。他给汉官足够多的参政机会。原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国策的重要决策机构,多尔衮执政以后,限制了这个机构的作用,他把更多的权力赋于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准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满人一直垄断着六部与都察院的全部正职,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除了重用汉人,多尔衮对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也特别敬重,因为他看重汤若望的“新历”。多尔衮观看了汤测量研究日食的过程,命人记录在册。后来又因为汤在研究历法上的成就,专门为他设宴庆贺,并将修订新历法的任务交给他,面对朝中人“祖宗之法不可违”的反对,多尔衮告诫大家不能因为汤是金发碧眼就不承认事实,不能对外国人有偏见,就像进关时不对汉人存偏见一样,谁对大清国有贡献,谁就应该受到优待。他还嘲笑朝臣们不接受先进的新历如同“抱残守缺”一样可笑。审议后第二天,多尔衮就亲自将汤的新历命名为“时宪历”,予以推行。不久又向礼部下命令“钦天监印着汤若望掌管”。汤若望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任钦天监监正的外国人。
多尔衮爱名节,位愈尊,爱愈甚。
入主紫禁城时,他完全可以废帝自立,然而他没有,他不能留下窜逆的千古骂名,他要作周公,他所做的是接顺治帝进京以就大位。他贵为摄政王,挟开国之功,但君臣大礼他从不马虎,这大概和他崇敬孔子不无关系。顺治赐他一匹马,他“跪受”,“叩首谢恩出”。后顺治传旨给他说“凡遇朝贺大典,朕受王礼,若此等小节,不必行此大礼”。对这位当时八岁的小皇帝的恩典,多尔衮很感动,却没有接受,他上奏说“上年幼冲,臣不敢违礼,俟上春秋鼎盛,凡有宠恩,自不敢辞”,意思是你越是年幼,我越不能以长违礼。后来他的身体实在不胜脆拜了(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群臣见状才上疏顺治,免了一些礼数。多尔衮尝乘轿入朝,行至朝门,满洲诸大臣皆跪,他发现后,即命轿夫抬他回家,不上朝了。事后,他对这些人说“予未有言,诸臣何故皆跪?今予乃入君之朝也,尔等即欲行礼,当于他处行之,乃行之朝门,予岂有经受之理!若予竟自前进,诸王亦如此行礼,予心何安?”他太清醒了,若与皇帝同享此大礼,岂不是大不敬?与谋逆何异?他意识到这是陷他于不义,况大清建国初始,这样久之,必出获乱。
多尔衮办事公正、公平,从不厚此薄彼。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鍪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率师南讨途经宣府时,便派人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立刻降阿济格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多尔衮的同母兄,自生母被逼生殉努尔哈赤后,他们兄弟三人相依为命,阿济格是多尔衮与多铎最亲近的长兄,戎马一生,为大清立下赫赫战功,多年来一直支持多尔衮,但这时,多尔衮却如此不讲情面(公事公办,毫不讲任何兄弟之情)。
多尔衮对谄媚也有天生的免疫力,对别人的奉承从不买帐。清朝初入关,明朝太监留用,这些太监政治上与朝官一起参与朝政,经济上,把持原明朝皇荘钱粮,实力颇大。多尔衮逐步打击太监势力,使满清近300年宦臣无法干政。当时大太监曹化淳多次上书多尔衮,意在摇尾取悦,但多尔衮从不理睬,后来此人不知身价,以老卖老,上书说自己“积劳成疾”,应选“年富力强”者,不想这位摄政王马上准奏。多尔衮曾与降清的祖大寿谈起自己进围锦州时的凶险:“洪军门于南山向北发炮,祖军门从城头向南发炮,神器实为凶险,我兵无存身之地。”,祖大寿张煌失错言道:“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擒贼先擒王,两军交战,谁不想击毙对方主帅,多尔衮行伍出身,怎么会不明白,他在摄政日记中嘲笑祖大寿的献媚:“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他对奉承的警惕使汉官满臣惴惴然不知所措,揣摩不透他的心思、他的好恶。谁想毁谤他的清廉勤政也实在无证可寻。
多尔衮爱鹰犬
据说他养犬3000条,畜鹰亦余千只。他爱这些动物,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他更信赖他的鹰犬。孝庄曾感叹说皇太极没有他的这般闲情,他付之一笑:“他才是养鹰高手,他支使我们就像我支使这些鹰犬一样”。一句话道出辛酸惨淡,他畜鹰养犬,却一世为人鹰犬,披坚持锐,出生入死,惮精竭虑,到头来却身败名裂,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仅仅惟愿大清能在自己的手下永存)。 魂兮在否
他的一生太苦太累了,他倦了、厌了,向皇天后土交了他的权利,付了他的使命,昂首告别了他的江山。如果说天降大任于他,那么他无愧亦无憾。他死于顺治七年的最后一天,死在喀喇城,死在塞外的冰天雪地中。
顺治六年他还两次亲征山西降而复反的姜镶。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世,便开始关心鳌拜、索尼等人在朝野的势力,降了鳌拜的爵位,轻重不同地处分了与鳌拜、索尼相善的一些人,他不愿看到自己百年之后外姓掌权。去世前几天他还在围猎,以至晕厥坠马摔伤,草草治疗后,第二天他竟又跨马出猎,他不愿像一个懦夫一样死在病床上,他舍不得他的马,他的鹰还有他的犬,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些灵透的生命更懂得他的孤独?
他没有战死在沙场,没有安卧于荣华,却魂归他乡,以他自己的方式熄灭了勃勃生命之火。他在一个孤城里孤独地走了,也带走了他的旷世孤独。生前无知己,灵前无孝子,他才是孤家寡人。只有这样的死才配得上他,我宁愿他这样在38岁时壮烈地倒下,也不愿他像一个俗人一样慢慢老去。
他注定孤独,十三岁时,一夜之间失去了宠他的阿玛和爱他的额娘。泪眼前是父母冰冷的棺椁和兄长们冷酷的面孔。旦夕之间,从天堂跌落地狱,一切都变得陌生了,这里还是自己的家吗?这些逼死额娘的人还是自己的兄长吗?眼睁睁地看着亲娘被人用弓弦勒死却束手无策,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又是多么大的耻辱!生在帝王家,注定斗争,注定坚强,他擦干眼泪,未满十六岁就随皇太极东征西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多少次死里逃生。十几年来,他深藏锋芒,人前少言寡语,军前谋勇兼备,凭军功与智慧,他小心翼翼地一步步积累自己的实力,至皇太极死,他的势力已经能和豪格抗衡。豪格是皇长子,得天独厚,而多尔衮从随军将领到三军统帅到万人之上的皇父摄政王却是用血换来的。
他的灵柩运抵京师,顺治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易缟服”出迎东直门2.5公里外,大放悲声。眼泪,顺治帝、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公主、命妇“俱于道旁、门内跪哭”的眼泪,是摄于摄政王威严的眼泪。狮虎垂危,犹有余威,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宾天,谁敢不哭?但多尔衮一定在笑,他在大笑,生前他嘲笑他人的献媚,死后又怎么会相信这空洞的哭声,虚伪的眼泪?
他的死成全了那对孤儿寡母,这母子无耻至极,多尔衮生前他们不敢也无能撼动这位皇叔,死后犹不敢妄动,先慷慨地给予最高尊号----成宗义皇帝,以示天下“不是我不仁”,不到百日即因其棺内的八补龙袍夺其爵,毁其墓,天下有此大伪乎?既以帝号尊之,帝制葬之,却以明黄龙衮置其罪,与追尊之号岂不矛盾?试问没有多尔衮哪来顺治的帝位,孝庄的尊位又从何谈起?这母子竟恩将仇报,奈何!三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曾经让帝王将相永世不得翻身的社会承认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承认了康熙的文治武功,甚至承认了雍正的勤劳任事,为什么对多尔衮还是这样的求全责备?仿佛他只有和孝庄一起存在才有价值,这段荒谬的野史传闻----孝庄下嫁,至今仍被大多数人信以为真,包括部分清史学家。对这位清朝的开国摄政王,人们总是毫不“吝啬”:荒淫无度,把持朝政、独断专行……我们原谅了帝王的三宫六院,甚至津津乐道,为什么对多尔衮的十房妻妾却如此苛刻,斥之为荒淫无度?他是实际意义上的帝王,只少一个皇帝的虚名就另当别论?同样是外族统治,人们厌恶多尔衮,怎么到康熙坐江山就变成了好人?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皇权至上使然!维护皇权的是英雄,背叛的是败类。洪承畴、吴三桂永无翻身之日自不必说,那么既然袁崇焕、史可法扶明抗清是英雄,为什么食清奉禄的林则徐、邓世昌之流,维护清帝皇位的康有为、梁启超之辈也是英雄?孰是孰非?问题在于皇权从朱家接力到爱新觉罗家族,皇权永远是正确的,皇权在哪里,正义在哪里!谁侵犯了皇权,谁就是罪人;谁敢对皇权说“不”,谁就是大不敬!远到曹操,近到林彪,说重了是千古罪人,说轻了也是十恶不赦。顺治对多尔衮削爵毁墓、康熙除鳌拜、毛泽东除林彪似乎都是英明绝顶、大快人心,是耶?非耶?假使多尔衮称帝、鳌拜称王,林副统帅修成正果,那么历史会给予怎样的评价?王莽窜位不成遗臭万年,赵匡胤夺了柴家天下却流芳百世,是何道理?窜夺者大逆不道,然而一旦成事则名正言顺。世人皆知的“胜者王,败者寇”的道理还是斗不过天赋皇权。多尔衮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他没有称帝,称帝则大义,反之则大逆!
乾隆的良心还在,不惜否定他的曾祖,为这位含冤的叔祖翻了案:
“其时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帝)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亲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且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有是情理乎?”
长白山下,松花江畔,一片白山黑水,多尔衮骑马擎苍,笑着、看着,渐行渐远……敢问智者何忧?!勇者何惧?!
多尔衮拥立幼主,定鼎中原,大位不惑其心,大利不夺其志,君子人也!
多尔衮爱江山。
帝位易取,江山难求,二者必择其一,他选择了后者。他的生命里有太多的抉择,小则关系到他和兄弟们的荣辱与身家性命,大则关系到整个满洲族的兴衰成败。面对帝位,他仰天大笑:尔可惑我志哉?
皇太极走了,大志未竞,那时多尔衮可以称帝,但他退求其次拥立了年幼的福临,自己为辅政王。他的箭只有射向敌人,不会为了帝位射向自己的亲族,无他,他爱江山,不能使父兄的基业毁于一旦。于是降三桂、破山海、克北京,最后力排众议,迁都北京,以图进取,他完成了统一大业的第一步。入主北京后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仁政:礼葬崇祯、招扶明臣、解放军卒、废除弊政、整顿吏治、祭拜孔子、开科取士……他小心翼翼地试图驾驭汉族,像驯服他的烈马一样,他恩威并施地驯服了汉族。千秋功业比帝位来得更痛快、更实在,更能满足他的抱负.
有人说皇太极死时他不称帝是因为他的两白旗不足与豪格抗衡,那么入关后,八旗精锐尽在掌中,又以自己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为大将军东征西战,平定中原,此时称帝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借用乾隆的话,那时他是“因利乘便”、“何事不可为”?九五之尊唾手可得,谁不动心?!!他没有理由不称帝,俗人不理解,野史为了给多尔衮不称帝找原因,胡扯出了孝庄下嫁,说他爱江山更爱美人。先别说孝庄根本不美,就算她有闭月羞花之容,又怎能令多尔衮因为一个女人而放弃帝位?!他没有称帝,是因为他心怀天下,满洲整体的利益和清朝的统治与帝王这个虚名孰轻孰重,他能分清。作为统治者,这种胸襟实为罕见。他知道大清还没有坐稳江山,如果急于名位造成族内分裂、内耗,从而给李自成等人可乘之机,必然引起社会动荡、人心不定、江山不稳,那么他得了帝位又有何价值?他要“示人民有更始之庆,无亡国之惨耳”。当时清朝虽然占据北京,但南有朱由崧,西有李自成,川有张献忠,不算各地不断出现的小范围兵变,累加起来的兵力也有二,三百万,而清军倾全国之力也不超过二十万,满族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这时的清朝统治极不稳定,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江山重于帝位,唯有齐心协力方能成就千古大业。反观南明各个朱姓朝廷还在争夺正统,为了残破的政权打内战,李自成、张献忠之辈更不会想到联合起来抗击外族,他们的鄙俗在多尔衮浩瀚的胸怀面前无地自容,以致被清军以风卷残云之势逐个击破最终统一了天下。多尔衮没有称帝,但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真正君临天下的第一人!
当我们的地理课本自豪地写上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片土地上有不小的一部分是清王朝开辟的疆土,更不要忘记清朝开国时的版图是不可思议的1400万平方公里!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是多尔衮为之魂牵梦绕、心力交瘁的地方,无处不流淌着他的鲜血!
“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负吞吐天地之志”,这是《三国演义》中曹操对英雄的理解.
多尔衮爱美人
父汗努尔哈赤为他娶了第一位妻子,蒙古科尔沁一个台吉的女儿博尔济其特氏,那时他才12岁。这位长他两岁的蒙古贵族,他的大福晋,与他荣辱与共25年,在他宾天的前一年,先他而去了。此外,他一生还娶了九个女人,除了满蒙贵族,还有两个朝鲜公主。这些女人没有为他留下一点骨血,英雄一世,孑然来去,形单影孤。
无论正史野史都说他纵欲无度,荒淫好色,遍选美女充其下陈,甚至连孝庄也不放过,果如是乎?这要从满族遗留的落后风俗说起,在满族社会中女人与物件无大差别,女人地位之低从清朝的后妃、公主地位不及历朝历代中可见一斑。多尔衮时代的满族,不仅存在着古老落后的承继婚、交换婚制,而且还有掠夺婚的影子,父死子妻继母,兄亡弟妻寡嫂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叔伯可以娶亡侄媳妇(豪格死后,他的福晋即被两位叔叔多尔衮与阿济格各纳了一位)。女人可以做为战利品辈份混乱地群娶过来,也可以出于某种目的辈份混乱地群嫁一家(皇太极的三个博尔济其特氏后、妃,是姑侄关系;多尔衮是豪格的叔父,但从母亲这边论,豪格却是多尔衮的表舅,因为豪格的母亲是多尔衮母亲的姑姑,换句话说,就是乌拉那拉氏姑侄同嫁一家,但却是侄女嫁父亲,姑姑嫁儿子;阿敏与他的一位岳父互为翁婿,即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他这位岳父……),连爱新觉罗家的格格下嫁也经常行辈不同。这种混乱的婚嫁关系在清皇族高度文明以后还是渐有渐无地存在:顺治的废后和他的孝惠后是姑侄关系、咸丰朝叶赫那拉氏(慈禧)姐妹嫁兄弟(咸丰帝与其弟奕譞)、同治的孝哲后与珣妃也是姑侄……落后的殉葬制大多也是以女人为牺牲的(努尔哈赤死,三个后妃殉,其中包括多尔衮的生母大妃(即皇后)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多尔衮死,卑女殉;多铎死,两福晋自请殉;岳托死,福晋殉;顺治帝死董妃之妹殉……),多尔衮生长在这样婚嫁乱伦、女人地位极低的民族里,女人在他心中是什么呢?也许还不如他的宝马雄鹰。所以,在他看来问蒙古、朝鲜要几个女人与索贡品无异,那是显强国霸气,示主人威严。一个小节此处不能不提,明朝降臣吴惟华极尽所能地讨好他,大概对这位摄政王的辟好亦有所闻,于是投其所好,从一些贫困的明朝勋旧家中选出“女子之有色者,得二十人以献九王”。这二十个“有色”的汉家女子,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诱惑,但“王愀然曰:‘不可,明之勋胄,犹我与若今日也,以我与若之子女,供他人婢妾可乎?’,悉遣出,令择良家子嫁之”。吴惟华真小人也,既为二臣,犹不以为耻,不思明国何以倾颓,自视高明,复为弄臣,然江山易主,此君却如此不识时务。多尔衮识大体地退了明朝勋旧的女子,觉其于礼不通,他又怎么可能有悖天伦,娶自己的嫂子、天子的母亲孝庄?!
多尔衮爱美人,然其真好色耶?!必也取之有道也!
一个小节此处不能不提,明朝降臣吴惟华极尽所能地讨好他,大概对这位摄政王的辟好亦有所闻,于是投其所好,从一些贫困的明朝勋旧家中选出“女子之有色者,得二十人以献九王”。这二十个“有色”的汉家女子,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诱惑,但“王愀然曰:‘不可,明之勋胄,犹我与若今日也,以我与若之子女,供他人婢妾可乎?’,悉遣出,令择良家子嫁之”。吴惟华真小人也,既为二臣,犹不以为耻,不思明国何以倾颓,自视高明,复为弄臣,然江山易主,此君却如此不识时务。多尔衮识大体地退了明朝勋旧的女子,觉其于礼不通,他又怎么可能有悖天伦,娶自己的嫂子、天子的母亲孝庄?多尔衮爱美人,然其真好色耶?必也取之有道。
多尔衮爱贤才
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多尔衮热爱汉文化,大概是他本民族没什么文化可爱,他从小熟读汉文经典,皇太极说他“于众昆弟中最为勤学”。他对汉臣也是颇为敬重,礼数有加。早在入关前,他就重用汉臣范文程和降将洪承畴,此二人也不负其所望,上书多尔衮,对满洲入关的军政大事尽舒所见,被多尔衮采纳,终成霸业。入关后多尔衮更是求贤若渴,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即派人祭孔,此后每年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同年六月,他亲自“谒先师孔子庙,行礼”。顺治三年,首次会试、殿试,他又亲自命题。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网罗名士参政外,他还经常让汉官推举贤才,使大批汉族贤士纷纷归附。顺治二年六月,清军南下后,多尔衮让大学士们举荐江南贤才,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江南有甚好人物?” “地方广大,定有贤才。” “非泛论地方贤才” “钱谦益是江南人望。” “如今在否?” “昨‘归文册’上有,现在” 汉臣中有才能者,皆受多尔衮重用。为了维护汉官已经受伤的尊严,他严禁满洲贵族欺压污辱汉官,明令满洲贵族不得干涉国政和限制汉官职权,禁止诸王同政府各机构官员私交往来,这个禁令等于剥夺了诸王、贝勒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也使多尔衮树敌不少,埋下了身后之祸。他给汉官足够多的参政机会。原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国策的重要决策机构,多尔衮执政以后,限制了这个机构的作用,他把更多的权力赋于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准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满人一直垄断着六部与都察院的全部正职,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除了重用汉人,多尔衮对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也特别敬重,因为他看重汤若望的“新历”。多尔衮观看了汤测量研究日食的过程,命人记录在册。后来又因为汤在研究历法上的成就,专门为他设宴庆贺,并将修订新历法的任务交给他,面对朝中人“祖宗之法不可违”的反对,多尔衮告诫大家不能因为汤是金发碧眼就不承认事实,不能对外国人有偏见,就像进关时不对汉人存偏见一样,谁对大清国有贡献,谁就应该受到优待。他还嘲笑朝臣们不接受先进的新历如同“抱残守缺”一样可笑。审议后第二天,多尔衮就亲自将汤的新历命名为“时宪历”,予以推行。不久又向礼部下命令“钦天监印着汤若望掌管”。汤若望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任钦天监监正的外国人。
多尔衮爱名节,位愈尊,爱愈甚。
入主紫禁城时,他完全可以废帝自立,然而他没有,他不能留下窜逆的千古骂名,他要作周公,他所做的是接顺治帝进京以就大位。他贵为摄政王,挟开国之功,但君臣大礼他从不马虎,这大概和他崇敬孔子不无关系。顺治赐他一匹马,他“跪受”,“叩首谢恩出”。后顺治传旨给他说“凡遇朝贺大典,朕受王礼,若此等小节,不必行此大礼”。对这位当时八岁的小皇帝的恩典,多尔衮很感动,却没有接受,他上奏说“上年幼冲,臣不敢违礼,俟上春秋鼎盛,凡有宠恩,自不敢辞”,意思是你越是年幼,我越不能以长违礼。后来他的身体实在不胜脆拜了(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群臣见状才上疏顺治,免了一些礼数。多尔衮尝乘轿入朝,行至朝门,满洲诸大臣皆跪,他发现后,即命轿夫抬他回家,不上朝了。事后,他对这些人说“予未有言,诸臣何故皆跪?今予乃入君之朝也,尔等即欲行礼,当于他处行之,乃行之朝门,予岂有经受之理!若予竟自前进,诸王亦如此行礼,予心何安?”他太清醒了,若与皇帝同享此大礼,岂不是大不敬?与谋逆何异?他意识到这是陷他于不义,况大清建国初始,这样久之,必出获乱。
多尔衮办事公正、公平,从不厚此薄彼。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鍪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率师南讨途经宣府时,便派人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立刻降阿济格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多尔衮的同母兄,自生母被逼生殉努尔哈赤后,他们兄弟三人相依为命,阿济格是多尔衮与多铎最亲近的长兄,戎马一生,为大清立下赫赫战功,多年来一直支持多尔衮,但这时,多尔衮却如此不讲情面(公事公办,毫不讲任何兄弟之情)。
多尔衮对谄媚也有天生的免疫力,对别人的奉承从不买帐。清朝初入关,明朝太监留用,这些太监政治上与朝官一起参与朝政,经济上,把持原明朝皇荘钱粮,实力颇大。多尔衮逐步打击太监势力,使满清近300年宦臣无法干政。当时大太监曹化淳多次上书多尔衮,意在摇尾取悦,但多尔衮从不理睬,后来此人不知身价,以老卖老,上书说自己“积劳成疾”,应选“年富力强”者,不想这位摄政王马上准奏。多尔衮曾与降清的祖大寿谈起自己进围锦州时的凶险:“洪军门于南山向北发炮,祖军门从城头向南发炮,神器实为凶险,我兵无存身之地。”,祖大寿张煌失错言道:“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擒贼先擒王,两军交战,谁不想击毙对方主帅,多尔衮行伍出身,怎么会不明白,他在摄政日记中嘲笑祖大寿的献媚:“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他对奉承的警惕使汉官满臣惴惴然不知所措,揣摩不透他的心思、他的好恶。谁想毁谤他的清廉勤政也实在无证可寻。
多尔衮爱鹰犬
据说他养犬3000条,畜鹰亦余千只。他爱这些动物,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他更信赖他的鹰犬。孝庄曾感叹说皇太极没有他的这般闲情,他付之一笑:“他才是养鹰高手,他支使我们就像我支使这些鹰犬一样”。一句话道出辛酸惨淡,他畜鹰养犬,却一世为人鹰犬,披坚持锐,出生入死,惮精竭虑,到头来却身败名裂,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仅仅惟愿大清能在自己的手下永存)。 魂兮在否
他的一生太苦太累了,他倦了、厌了,向皇天后土交了他的权利,付了他的使命,昂首告别了他的江山。如果说天降大任于他,那么他无愧亦无憾。他死于顺治七年的最后一天,死在喀喇城,死在塞外的冰天雪地中。
顺治六年他还两次亲征山西降而复反的姜镶。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世,便开始关心鳌拜、索尼等人在朝野的势力,降了鳌拜的爵位,轻重不同地处分了与鳌拜、索尼相善的一些人,他不愿看到自己百年之后外姓掌权。去世前几天他还在围猎,以至晕厥坠马摔伤,草草治疗后,第二天他竟又跨马出猎,他不愿像一个懦夫一样死在病床上,他舍不得他的马,他的鹰还有他的犬,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些灵透的生命更懂得他的孤独?
他没有战死在沙场,没有安卧于荣华,却魂归他乡,以他自己的方式熄灭了勃勃生命之火。他在一个孤城里孤独地走了,也带走了他的旷世孤独。生前无知己,灵前无孝子,他才是孤家寡人。只有这样的死才配得上他,我宁愿他这样在38岁时壮烈地倒下,也不愿他像一个俗人一样慢慢老去。
他注定孤独,十三岁时,一夜之间失去了宠他的阿玛和爱他的额娘。泪眼前是父母冰冷的棺椁和兄长们冷酷的面孔。旦夕之间,从天堂跌落地狱,一切都变得陌生了,这里还是自己的家吗?这些逼死额娘的人还是自己的兄长吗?眼睁睁地看着亲娘被人用弓弦勒死却束手无策,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又是多么大的耻辱!生在帝王家,注定斗争,注定坚强,他擦干眼泪,未满十六岁就随皇太极东征西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多少次死里逃生。十几年来,他深藏锋芒,人前少言寡语,军前谋勇兼备,凭军功与智慧,他小心翼翼地一步步积累自己的实力,至皇太极死,他的势力已经能和豪格抗衡。豪格是皇长子,得天独厚,而多尔衮从随军将领到三军统帅到万人之上的皇父摄政王却是用血换来的。
他的灵柩运抵京师,顺治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易缟服”出迎东直门2.5公里外,大放悲声。眼泪,顺治帝、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公主、命妇“俱于道旁、门内跪哭”的眼泪,是摄于摄政王威严的眼泪。狮虎垂危,犹有余威,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宾天,谁敢不哭?但多尔衮一定在笑,他在大笑,生前他嘲笑他人的献媚,死后又怎么会相信这空洞的哭声,虚伪的眼泪?
他的死成全了那对孤儿寡母,这母子无耻至极,多尔衮生前他们不敢也无能撼动这位皇叔,死后犹不敢妄动,先慷慨地给予最高尊号----成宗义皇帝,以示天下“不是我不仁”,不到百日即因其棺内的八补龙袍夺其爵,毁其墓,天下有此大伪乎?既以帝号尊之,帝制葬之,却以明黄龙衮置其罪,与追尊之号岂不矛盾?试问没有多尔衮哪来顺治的帝位,孝庄的尊位又从何谈起?这母子竟恩将仇报,奈何!三百年以后,当我们这个曾经让帝王将相永世不得翻身的社会承认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承认了康熙的文治武功,甚至承认了雍正的勤劳任事,为什么对多尔衮还是这样的求全责备?仿佛他只有和孝庄一起存在才有价值,这段荒谬的野史传闻----孝庄下嫁,至今仍被大多数人信以为真,包括部分清史学家。对这位清朝的开国摄政王,人们总是毫不“吝啬”:荒淫无度,把持朝政、独断专行……我们原谅了帝王的三宫六院,甚至津津乐道,为什么对多尔衮的十房妻妾却如此苛刻,斥之为荒淫无度?他是实际意义上的帝王,只少一个皇帝的虚名就另当别论?同样是外族统治,人们厌恶多尔衮,怎么到康熙坐江山就变成了好人?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皇权至上使然!维护皇权的是英雄,背叛的是败类。洪承畴、吴三桂永无翻身之日自不必说,那么既然袁崇焕、史可法扶明抗清是英雄,为什么食清奉禄的林则徐、邓世昌之流,维护清帝皇位的康有为、梁启超之辈也是英雄?孰是孰非?问题在于皇权从朱家接力到爱新觉罗家族,皇权永远是正确的,皇权在哪里,正义在哪里!谁侵犯了皇权,谁就是罪人;谁敢对皇权说“不”,谁就是大不敬!远到曹操,近到林彪,说重了是千古罪人,说轻了也是十恶不赦。顺治对多尔衮削爵毁墓、康熙除鳌拜、毛泽东除林彪似乎都是英明绝顶、大快人心,是耶?非耶?假使多尔衮称帝、鳌拜称王,林副统帅修成正果,那么历史会给予怎样的评价?王莽窜位不成遗臭万年,赵匡胤夺了柴家天下却流芳百世,是何道理?窜夺者大逆不道,然而一旦成事则名正言顺。世人皆知的“胜者王,败者寇”的道理还是斗不过天赋皇权。多尔衮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他没有称帝,称帝则大义,反之则大逆!
乾隆的良心还在,不惜否定他的曾祖,为这位含冤的叔祖翻了案:
“其时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帝)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亲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且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有是情理乎?”
长白山下,松花江畔,一片白山黑水,多尔衮骑马擎苍,笑着、看着,渐行渐远……敢问智者何忧?!勇者何惧?!
展开全部
1、在一统中原中的作用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瓌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2、在开国定制方面的作用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瓌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2、在开国定制方面的作用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1、在一统中原中的作用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瓌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2、在开国定制方面的作用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瓌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2、在开国定制方面的作用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2013-10-25
展开全部
是非功过 试与评说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终于在功成返京后,就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当时就有人议论他,“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所以,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刚到北京时,又复一度“为疾颇剧”,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择切要者以闻”,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不允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和他好声色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顺治五年,他又将嫂嫂、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也娶了过来;五月,又征朝鲜女成婚。
多尔衮厚自奉养,睿王府宏伟壮丽,甚过帝居。据当时人杨义说:“墨尔根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他还“服皇帝之服装”。由于感到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避暑城,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停止。李白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曾从京外弄来工匠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举一反三,多尔衮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时,工匠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终于在功成返京后,就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当时就有人议论他,“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所以,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刚到北京时,又复一度“为疾颇剧”,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择切要者以闻”,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不允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和他好声色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顺治五年,他又将嫂嫂、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也娶了过来;五月,又征朝鲜女成婚。
多尔衮厚自奉养,睿王府宏伟壮丽,甚过帝居。据当时人杨义说:“墨尔根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他还“服皇帝之服装”。由于感到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避暑城,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停止。李白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曾从京外弄来工匠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举一反三,多尔衮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时,工匠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
广告 您可能关注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