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武昌起义的关系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是宏观事件，武昌起义是一个节点
武昌起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指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和政党的建立、革命党为推翻清朝统治而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等。它开始于兴中会的建立，结束于袁世凯篡权。
狭义上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推翻清朝统治武装起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起义。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朝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扩展资料：
辛亥革命是在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以同盟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骨千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城乡广大的劳动群众。
革命的目的是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面貌，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求中国的独立富强。这是一场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奋斗的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的变革，不同于一般自发的造反运动。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西方带回米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企图按照西方的榜样，改造中国，在当时腐朽、专制的反动统治下的贫穷、落后、愚昧、保守的旧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革命政党领导和有革命纲领、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因此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性的革命运动，比之过去自发的群众斗争，是一次历史的飞跃，给后来的革命运动以莫大的启发。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暴力革命。它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武装斗争。在革命高涨时期，它曾拥有一支实力相当的革命军队，并在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取得了多次辉煌的胜利，从而建立了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等革命政权。
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使人们懂得了“武器的批判”的巨大威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武昌起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是是辛亥革命的开端。狭义上的辛亥革命就是指1911年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中国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指以孙中山为首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一系列的努力。
扩展资料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
1、历史功绩：
①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
③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④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
⑤革除陋习，引起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历史。
2、局限性：
①革命果实被窃取；
②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③在革命过程中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武昌起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辛亥革命
一
辛亥3月29日的广州起义，是倾同盟会人力财力而准备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孙中山指派黄兴领导的，统筹部设于香港炮马地35号。按照统筹部计划，起义虽定在广州，响应则及于长江各省，特别是要求两湖响应。因此，辛亥广州起义在准备期间即涉及武汉。
据曹亚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中记载：“举义总计划，既在会师长江，并专设交通课以主任其事，则第一着江、浙、皖、湘、鄂等处不可不筹设机关，联系军人，以备响应。辛亥年一月六日，谭人凤至统筹部，亦以此意与赵〔声〕黄〔兴〕诸人言，曰：‘南京之事，向谋之矣。若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以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黄、赵即询其办法，谭曰：‘今居正、孙武二人，日夕为武昌谋，唯缺于资，不能设立机关，以张大其势力。湖南同志甚多，以缺于资，不能为进行之部署。诚能予金以分配于两湖同志，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计日而定也。’黄、赵诺之。七日，即以二千金予谭，谭乘轮北行，自上海而武昌而长沙，以六百金予居正，二百金予孙武，俾设机关于汉口租界地，竞为九月武昌起义之导线。”(《辛亥革命》（四），第187页。)
共进会孙武既晤谭人凤得资，遂在汉口租界内，除长清里98号之机关部外，又陆续增设汉兴里机关部及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3月1日，邓玉麟到后，在武昌，“决定先设一机关于黄土坡，开一酒馆，名曰同兴楼，由居正送来一百元，作开办费。其后一切军队往来，及同志入会手续，均在此处接洽”(邓玉麟：《辛亥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五），第99页。)。从此，武汉革命活动即更活跃了起来。
文学社，于1911年1月30日（旧历元旦），成立于武昌，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张廷辅为总务部长，刘尧□为评议部长。2月15日，开代表会议，并推王宪章为副社长。文学社亦自成立即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三月，黄兴等起义于广州，蒋（翊武）拟炸鄂督响应，粤事败乃止”(《蒋翊武事略》。《辛亥革命》（五），第21页。)。
由此可见，辛亥广州起义以前，武汉孙武，蒋翊武所领导的共进会，文学社，事实上即按照香港统筹部的希望，作了不少准备响应广州起义的革命活动。而这些活动应该作为辛亥广州起义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1911年春谭人凤携款来鄂时，由居正、杨时杰介绍与孙武、杨玉如、李作栋等见面。据李作栋（春萱）回忆：在武昌府狱中和胡瑛会谈时，谭人凤与孙武为举义地点曾有过争论。谭谈到举义定于广州、湖北新军作响应时，孙武则认为应首先由武昌新军举义。最后胡瑛表示广州、武昌分别准备，以后看情况再定。争论没有结果，“因此种下了湖北与广州‘各干各’的分歧思想”(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始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17页。)。但是事实在3月29日广州即起了义，武汉准备并未成熟，还是按原计划实行的。而且文学社蒋翊武还作了炸鄂都响应广州起义的准备。这更说明，湖北某些革命党人虽有‘各干各’的思想，而当时湖北革命活动活跃起来，则是与准备广州起义有密切关系的。
二
辛亥广州起义失败后，武汉继续进行其起义的准备活动，且有很快地转为主动之趋势。
据《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记载：“广州起义失败，海内外同志，莫不悲愤万分，虽黄克强亦不免灰心。因此次大举，准备甚久，经费由海外华侨募集而来者，为数甚钜。较之前各次起义，力量实为雄厚，而结果精锐干部大半牺牲。唯公（蒋翊武）毫不丧气。良以武汉为全国中心，广州起义失败，而武汉潜伏武力，却已长成。”(□簪：《武昌两日记》附示《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辛亥革命》（五），第74页。)刘揆一《黄兴传记》中亦称“公（黄兴）□得忍死待时。以图再举。而在两湖谋为粤援之党团，见粤事失败，已由被动而急转为主动之势”(《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