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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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人弗拉哈迪以爱斯基摩人作为其摄像机关注的对象,并使其关注的结果具有人类学的学科意义以来,用摄影机来纪录人类社会的现存的基本结构与形态的方法或行为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随后,对这种“方法或行为”的表述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学科的重要分支—影视人类学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用摄影机作为表述工具,纪录和阐释人类社会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基本的社会结构与形态的行为不是被传统的人类学作为一种“仅比文字表述直观”的田野材料所关注,就是被传统的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所收容。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建立起自身表述的空间、路径与对象。所以,作为用摄影机来纪录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形态的方法或行为一直是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
影视这种在工业社会产生的传播工具被麦克卢汉称之为“是一种更加非集中化的媒介,给区域性方言提供了表达的机会”,是具有一种与用文字来描述对象截然不同的表述方式。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表述语言至今为止都还没有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从电影和电视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规范了一些影视特点的要求。作为影视人类学来说,独特的表述体验,直观地、声画合一的表述方式还未引起该学科在理论的足够的重视。影视人类学没有很好的得到理论上的表述。然而,作为一种学科阐述而言,如果不从理论上对其基本框架的要素进行界定,不对其理论范式进行确定,那么,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就值得怀疑,更谈不上如A.R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的作为一种理论具有“发现支配人类社会行为和制度—法律、道德、宗教、艺术、语言等—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价值。(1)《社会人类学方法》P.23.<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同时,传统意义上的用文字描述对象的人类学一直存在着表述上的困惑。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认为:“由于人类学者本身依赖描述的和半文学性的表达方式来描写文化,他们的研究歪曲了非西方民族的社会现实”。在这里,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由于某种表述上的问题而带来的危机。同时他们还认为,因为赛伊德的《东方学》一书的主要观点的影响,要对其作出应有的反应“其迫切的任务将依然是对传统的写作方式进行反思、对新的方式提出实验性的试探。”(2)(《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P.16.18 <美>乔治·E·马尔库斯 米开尔·M·J·费彻尔 著。《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第一版)马克.波斯特在其《第二媒介时代》中认为:电子媒介交流展示了一种理解主体的前景,即主体是在具有历史具体性的话语与实践的构型中构建的。因而“人”不可能只意味着西方的人,理性也不是人类经验的最终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影视自身特有的表述方式学科上可能会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会给人们带来新的理论视角。
从一般意义上认为,影视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与现代社会相区别的、“不发达”的社会。在弗拉哈迪的时代尤其是如此。这样的学术视角形成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用西方的历史进程、西方的价值观来指导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组织形态)。“‘人’只意味着西方的人”。但是近几十年来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结果证明—如社会学、考古学等的研究成果—人类学的研究必须考虑到文化多样性的表述,影视人类学由于其在表述上的特殊性,更是需要如此。
这种小型的、农村自然经济的、“原始的”社会形态是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大量的社会现实,是一种具有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存在着自身的文化模式与文化精神。萨姆纳认为,文化精神就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的总和(《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本尼迪克特也强调,应将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作为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存在来把握。“在文化内部赋予这种多样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庄锡昌等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这种独具的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在该民族内部决定了其文化的整体性格。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由于其自特有的文化精神,使得世界文化的进程呈现出多元的、平行的、丰富多彩的现象,也为影视人类学的开展提供了可视化的对象。
二
人类用视觉图形作为传播媒介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已是很早就出现了。现行的传播学在论述人类传播史时一般都把语言、文字、印刷品、电子传媒等的出现的序列形式作为一种线性的历史进程。但是,在从语言到文字的这个漫长岁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以图形作为传媒的阶段。这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在这个阶段中,图形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产物,已经承担起人类相互交流媒介的作用。在对以图形作为人类交流的媒介的研究中,传播学一直没有对视觉图形这种传播媒介进行很好的、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其实,视觉图形的传播过程在一个时期内一直是人类用以相互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记载人类早期的具有初步的观念形态的载体上,在人类最早期的图腾崇拜上,在仪式的规范化上,视觉图形在观念形态上的高度地凝炼与抽象性,对人类在意识形态上产生的直观的冲击力,更是具有语言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从考古学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用视觉媒介来表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对象,表述某个小型社会的生活与形态,这种行为可以追述到人类的童年时期。从文化史的进程阶段上看,这种行为的出现是与早期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开始出现与建立分不开的。考古学成果已经证明,从山顶洞人时期所发掘出的石器、骨器等物品看,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所谓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就已经具有视觉媒介的作用了。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认为:这些“装饰品中有钻孔的小砾石、钻孔的石珠,穿孔的狐或獾或鹿的犬齿、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有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配带的鸡心。……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第41页。)而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的史前鹿雕洞穴壁画也更早的说明人类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埃及著名的艺术史家阿拉姆在其《中东艺术史》中对这些出现于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和公元前二万五千年左右的洞穴壁画进行分析时认为:“人们在洞穴里绘制的图画表明,它实质上是人们借以表达内心感受的‘狩猎者艺术’,这种艺术在公元前一万二千年前后达到顶峰。……狩猎者艺术的初级形式是出于主宰画家的信念造成的,画家也许认为,有能力描画自己害怕的动物,就会使他有力量左右它们增强制服它们的本领。”(《中东艺术史》第2页<埃及>尼.伊.阿拉姆著)。美国学者罗伯特.莱顿认为这些洞穴壁画“已经与人类的起源和早期残存的视觉表现形式相去甚远”(《艺术人类学》<美>罗伯特.莱顿 著。第2页。)。莱顿的意思是反对西方在文化史上长期占领主导学术地位的观点:即人类的文化进程是从洞穴壁画直线到流行艺术。认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应该是多元的、平行的、并进的构成。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对类似这种现象论述时认为:“对使用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的‘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内容是现实的,后者则是幻想(想象)的;……‘装饰’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冻在这些所谓‘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态化的活动。……是想象中的这种‘人化’和‘对象化’”(《美的历程》第3页)。在这里,原始人类已经开始将某种物质赋予某些抽象的含义、并进而用于交流;开始将人类的行为进行纪录(物化)、并进而用于流传。在人类文字产生之前,视觉媒介是人类用于交流的除语言之外的另一种媒介。这种交流已经具有意识形态的观念特例8征。李泽厚先生在分析山顶洞人“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这一现象时指出:“‘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就算真正开始了”(《美的历程》第5页)。
长期以来,用摄影机作为表述工具,纪录和阐释人类社会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基本的社会结构与形态的行为不是被传统的人类学作为一种“仅比文字表述直观”的田野材料所关注,就是被传统的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所收容。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建立起自身表述的空间、路径与对象。所以,作为用摄影机来纪录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形态的方法或行为一直是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
影视这种在工业社会产生的传播工具被麦克卢汉称之为“是一种更加非集中化的媒介,给区域性方言提供了表达的机会”,是具有一种与用文字来描述对象截然不同的表述方式。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表述语言至今为止都还没有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从电影和电视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规范了一些影视特点的要求。作为影视人类学来说,独特的表述体验,直观地、声画合一的表述方式还未引起该学科在理论的足够的重视。影视人类学没有很好的得到理论上的表述。然而,作为一种学科阐述而言,如果不从理论上对其基本框架的要素进行界定,不对其理论范式进行确定,那么,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就值得怀疑,更谈不上如A.R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的作为一种理论具有“发现支配人类社会行为和制度—法律、道德、宗教、艺术、语言等—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价值。(1)《社会人类学方法》P.23.<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同时,传统意义上的用文字描述对象的人类学一直存在着表述上的困惑。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认为:“由于人类学者本身依赖描述的和半文学性的表达方式来描写文化,他们的研究歪曲了非西方民族的社会现实”。在这里,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由于某种表述上的问题而带来的危机。同时他们还认为,因为赛伊德的《东方学》一书的主要观点的影响,要对其作出应有的反应“其迫切的任务将依然是对传统的写作方式进行反思、对新的方式提出实验性的试探。”(2)(《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P.16.18 <美>乔治·E·马尔库斯 米开尔·M·J·费彻尔 著。《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第一版)马克.波斯特在其《第二媒介时代》中认为:电子媒介交流展示了一种理解主体的前景,即主体是在具有历史具体性的话语与实践的构型中构建的。因而“人”不可能只意味着西方的人,理性也不是人类经验的最终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影视自身特有的表述方式学科上可能会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会给人们带来新的理论视角。
从一般意义上认为,影视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与现代社会相区别的、“不发达”的社会。在弗拉哈迪的时代尤其是如此。这样的学术视角形成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用西方的历史进程、西方的价值观来指导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组织形态)。“‘人’只意味着西方的人”。但是近几十年来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结果证明—如社会学、考古学等的研究成果—人类学的研究必须考虑到文化多样性的表述,影视人类学由于其在表述上的特殊性,更是需要如此。
这种小型的、农村自然经济的、“原始的”社会形态是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大量的社会现实,是一种具有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存在着自身的文化模式与文化精神。萨姆纳认为,文化精神就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的总和(《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本尼迪克特也强调,应将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作为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存在来把握。“在文化内部赋予这种多样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庄锡昌等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这种独具的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在该民族内部决定了其文化的整体性格。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由于其自特有的文化精神,使得世界文化的进程呈现出多元的、平行的、丰富多彩的现象,也为影视人类学的开展提供了可视化的对象。
二
人类用视觉图形作为传播媒介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已是很早就出现了。现行的传播学在论述人类传播史时一般都把语言、文字、印刷品、电子传媒等的出现的序列形式作为一种线性的历史进程。但是,在从语言到文字的这个漫长岁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以图形作为传媒的阶段。这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在这个阶段中,图形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产物,已经承担起人类相互交流媒介的作用。在对以图形作为人类交流的媒介的研究中,传播学一直没有对视觉图形这种传播媒介进行很好的、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其实,视觉图形的传播过程在一个时期内一直是人类用以相互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记载人类早期的具有初步的观念形态的载体上,在人类最早期的图腾崇拜上,在仪式的规范化上,视觉图形在观念形态上的高度地凝炼与抽象性,对人类在意识形态上产生的直观的冲击力,更是具有语言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从考古学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用视觉媒介来表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对象,表述某个小型社会的生活与形态,这种行为可以追述到人类的童年时期。从文化史的进程阶段上看,这种行为的出现是与早期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开始出现与建立分不开的。考古学成果已经证明,从山顶洞人时期所发掘出的石器、骨器等物品看,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所谓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就已经具有视觉媒介的作用了。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认为:这些“装饰品中有钻孔的小砾石、钻孔的石珠,穿孔的狐或獾或鹿的犬齿、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有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配带的鸡心。……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第41页。)而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的史前鹿雕洞穴壁画也更早的说明人类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埃及著名的艺术史家阿拉姆在其《中东艺术史》中对这些出现于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和公元前二万五千年左右的洞穴壁画进行分析时认为:“人们在洞穴里绘制的图画表明,它实质上是人们借以表达内心感受的‘狩猎者艺术’,这种艺术在公元前一万二千年前后达到顶峰。……狩猎者艺术的初级形式是出于主宰画家的信念造成的,画家也许认为,有能力描画自己害怕的动物,就会使他有力量左右它们增强制服它们的本领。”(《中东艺术史》第2页<埃及>尼.伊.阿拉姆著)。美国学者罗伯特.莱顿认为这些洞穴壁画“已经与人类的起源和早期残存的视觉表现形式相去甚远”(《艺术人类学》<美>罗伯特.莱顿 著。第2页。)。莱顿的意思是反对西方在文化史上长期占领主导学术地位的观点:即人类的文化进程是从洞穴壁画直线到流行艺术。认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应该是多元的、平行的、并进的构成。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对类似这种现象论述时认为:“对使用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的‘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内容是现实的,后者则是幻想(想象)的;……‘装饰’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冻在这些所谓‘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态化的活动。……是想象中的这种‘人化’和‘对象化’”(《美的历程》第3页)。在这里,原始人类已经开始将某种物质赋予某些抽象的含义、并进而用于交流;开始将人类的行为进行纪录(物化)、并进而用于流传。在人类文字产生之前,视觉媒介是人类用于交流的除语言之外的另一种媒介。这种交流已经具有意识形态的观念特例8征。李泽厚先生在分析山顶洞人“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这一现象时指出:“‘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就算真正开始了”(《美的历程》第5页)。
201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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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一部分来自于现实社会生活,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并在此上进行发展。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人生履历等等,从而改变其思想,主导影视剧本发展主线及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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