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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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于2016-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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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体现的两个方面。
一: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二: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当然,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正亮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陆清模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早缓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
一: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二: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当然,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正亮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陆清模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早缓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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