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中不忍屈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事情经过:
舒乙是傅光明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老舍之死的重要见证人。舒乙曾写了一篇文章,追忆父亲逝世前的情况:“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
1966年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舒乙写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
”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扩展资料:
老舍的命运,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相连,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舒乙在父亲逝世2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文章:“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君不见描写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几部吗?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发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舒乙就把这一圈圈波澜刻在了父亲的墓座上。2008年3月6日在荷兰上演的歌剧《太平湖的记忆》,是这波澜中的一环,剧作家曾力与傅光明联手,与旅法作曲家许舒亚合作,将“老舍之死”搬上欧洲舞台。荷兰歌唱家以中文完成演出,观众被剧中情节感动落泪。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老舍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老舍被红卫兵打得血透衣衫 自杀后骨灰消失
老舍家境困苦,使他的求学道路上也坎坷多艰。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还是母亲咬了牙作难和好心人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
老舍在北京师院的五年学习生活,成绩一直是上等,还受校长方环和语文老师宗子威的影响,开始写诗、散文和演讲,光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
毕业之后,直接被派任公立小学校长。任上,五四运动爆发,虽不能直接参加,但是反帝国、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潮流,启示了他的思想:
假若没有‘五四’,我很可能终生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不会忽然想洗去搞文艺。
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不简单!我还是我,只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论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
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国存亡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文学革命使他感到狂喜,他开始以白话文创作,写下了他第一篇习作《小铃儿》,叙述小孩子打洋人的故事,这无疑是老舍爱国主义的一个开端。
二十五岁,老舍受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为了学英文,他开始拚命地念小说,其中威尔斯、莫泊桑、梅瑞狄斯、特别是康德拉(黑暗之心)对他影响甚大,他喜欢这些近代小说写实的态度,尖锐的笔调。这些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不只提供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到了英国,我就拚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老舍‘想家’,其实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过去就像图画,常在心中往回不已。他开始动笔,舍弃中国小说章回体的旧形式,加上往日的生活经验及他富有幽默的特点,大胆放野地写下去,写成三篇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及《二马》,显示其独特风格和观察的特殊生活领域,为其文学之路,奠定重要基础。
三十一岁回国任教,老舍怀抱着爱国的激情和高昂的创作热情,又由远方的英国切进到他熟悉的古老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来,再加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这就推动他第一个创作高产和丰收时期。许多重要的长篇小说,如《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甚至今天要讨论的《骆驼祥子》都在这时期创作。这些作品奠定老舍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他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大文学家。
1937年,抗战爆发,老舍成为抗战文艺最积极的实践者。以老舍在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爱国热诚和热心公益事业而又具有团结各方力量的吸引力,在武汉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达八年之久。
我是怎样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那前进的战歌呢!
他怀抱着爱国热忱的高涨,推动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向着革新的方向发展,所作不出抗战宣传的作品,如《四世同堂》。同时,他也注意到通俗文艺形式,拜访鼓书艺人,学习和讨论鼓书作法,有许多曲艺的创作。同时也融合相声的语言与戏曲的表现手法,大大加强话剧的创作,如《十五贯》。抗战这一大形势,使老舍从学府的生活天地和市民的写作范围突破出来,早期他还着力于赞颂、鼓励群众抗战爱国的热情,到后来,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他的眼光不得不转注到抗战背后的社会现象了:国民党消极抗战、顽固统治,小官藉机发国难财,吃抗战饭,老舍将这些面相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刻画出来,更显黑暗现象与民族弱点的批判,也深化了老舍的爱国主义。
1949年,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他对北京怀有深情,他把北京看做一块宝地,走过旧时代,真诚地投入新生活,开始新的创作热情。这时期有最著名的剧作:《龙须沟》、《茶馆》。但是,1962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风潮,首要铲除的便是黑五类的文艺家,以老舍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当然成为共产党杀鸡儆猴的首要目标。老舍疑惑的是,他也是穷人家出生,一辈子都在为穷人造福利事业,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匆忙、拜金、与贫富不均,为什么是黑五类?但不由分说,老舍即成为众矢之的,批斗、攻击、满身是血,最后,带着所有的绝望,在太平湖畔想了不为人知的一夜,然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投湖死的
后人观点
舒乙:没有答案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