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作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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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原是借来的
1958年那会儿，曹燕芳真被家中小儿女给问烦了。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从天上的星星月亮，到地上的楼房汽车，孩子们看见什么，就缠着她问什么，还常常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曹燕芳当时30多岁，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的一名编辑。不知是谁先挑起的想法：咱们编一套真正有分量的少年科普图书吧，正好可以作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图书！
曹燕芳想起了自己孩子喋喋不休的问题：“干脆就出本回答问题的书，一问一答，让孩子们自己看！”
书名叫什么好呢？苏联著名科学文艺作家伊林曾写过一本科普读物，书的扉页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百龄的一首小诗：七千个在哪里，五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书在译成中文时就用了《十万个为什么》的书名。大家几十个题目琢磨了一遍，还是觉得叫《十万个为什么》最好。
曹燕芳找到上海一所师范学校，请了7位老师来写。国庆10周年早过了，老师们才把稿子交来。大家一看发愁了，所有的问题还是顺着教科书上的知识提的，内容也不过是教科书的延伸，就连写作语言也是教科书式的。大家决定推翻重来。
小小“为什么”，得来如此费工夫
那时候的洪祖年不仅是少儿社的编辑，还是长寿路第四小学和天马山中心小学的课外辅导员。其他几位编辑每人也都有两所“联系”学校，为的就是了解孩子们的喜好和想法。组稿失败后，洪祖年他们决定：向孩子们征集问题！
直到今天，几位老编辑依然记得孩子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不能变成人？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发？饺子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路边的大树下半截为什么要刷成白色？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这些来自小脑袋瓜的问题，让编辑们惊喜万分。原来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饶有趣味的问题，可惜只有孩子们的眼睛才能发现，大人们早就熟视无睹了。
编辑们也自己找题目。负责“动物”分册的张伯文后来干脆当上了动物园义务饲养员，还真就瞧出了问题：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白鹭站在水里的时候为什么要蜷起一条腿？
更多的“为什么”，则来自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三编室俄文翻译潘勋照至今还记得当时上海市牙病防治署所长贾维霖，他讲孩子晚上饿的时候，别拿饼干给他们吃，因为饼干会粘在牙齿上，对牙齿的破坏比糖块还厉害。消化科的大夫提出，吃零食会打乱胃肠正常工作。五官科的医生则说，看书要保持一尺远的距离；不要躺着看书、不要在强光下或者晃动的车厢里看书；看书一个小时一定要休息一下眼睛……这些在当时听来陌生而有益的建议，后来通通变成了“生理卫生”分册里的“为什么”。“生理卫生”日后成了销售量最高的分册。《十万个为什么》提高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科学素质，还有身体素质。
谁来回答“为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讲，找作者，比找选题还要麻烦。懂科学的人明白道理，但稿子写的都跟学术论文似的；文笔好的人，又不懂科学知识。每回约稿，编辑们总要反复叮嘱作者，不要太难懂，要像给你家小儿子、小女儿讲故事那样来写。
约稿对象往往是科研人员或者教师，但也有例外。当时曹燕芳手头在编辑另一本书，书名叫《碳的一家》，作者叶永烈是北京大学刚上大二的学生，但写出的文字通俗易懂，把枯燥的化学元素“碳”介绍得头头是道。曹燕芳突然冒出个念头，能不能请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写几个“为什么”？
叶永烈如今已是全国知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当年虽然读的是化学专业，但博览群书，爱好散文和小说，曹燕芳将《化学》分册中的绝大部分题目都交由叶永烈主笔。后来，“天文气象”、“生理卫生”各分册也都找上门来，这位最年轻的作者总共写了三百多个“为什么”，成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中写作篇目最多的人。
相当多的来稿文字平淡枯燥，编辑们润色加工后找人抄好，寄回给作者，作者有意见再提，有时要往返好几遍。
1962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波及到上海。洪祖年买了点卷心菜最外层的老叶子，晚上编书饿了就煮一两片充饥。曹燕芳经常在办公室加班，“起身出门想去洗手间，却发现对面弄堂里的住户都开始生炉子了，原来天都亮了。”
首版“为什么”风靡全国
《十万个为什么》到1962年8本分册陆续出齐，一共收录问题1484个，总计100万字。小巧的36开本，封面被分割成小块，象征着一块块砖石搭建起科学的大厦，每块“砖石”里有一幅活泼可爱的插画，表现着不同贴近生活的学科问题：水壶里为什么会长水垢？为什么馒头里有一个个小洞洞？为什么汽水瓶一打开会有很多气泡翻腾……有趣的问题背后是新奇的科学知识，今天看来依然很吸引人。
这套丛书很快便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962年的全国团干部会议上，到会者每人发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会上提倡团干部要从中学点知识。
看的人多了，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十万个为什么》上说菠菜豆腐不能一起煮，因为会产生草酸钙，对人体不好。读者纷纷来信说，“我们单位食堂都这么做呀，到底行不行？”潘勋照找营养专家一问，原来炒之前把菠菜放进热水里焯一下就行了。还有老科学家来信说，月亮在中秋节不一定就是最明亮的，倒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这些问题让编辑们如坐针毡，怎么才能把错误修改过来呢？于是决定赶紧出第二版。
经典是这样写成的
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扩大了好几倍。南京植物所里本来只有汪嘉锡一位作者，写第二版时就增加到四五位，都是被汪嘉锡带动起来的年轻人。
卞咏梅被汪嘉锡拉入伙时，才刚从大学毕业。为写“菊花为什么有那么多品种”，她连清代古书《菊谱》都研读了一遍。从最古老的菊花品种讲起，说到自然选择和人工嫁接，一直谈到如何用激光改变菊花结构。为了使文章读起来有意思，卞咏梅连老电影《秋翁遇仙记》都捎带提上了。
植物根系为什么那么长？仅从问题本身出发，对于研究植物的许定发而言，不是什么难题，但是要让回答有血有肉，就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了。“最长的根到底有多长？最深的根到底能多深？”为了找到这些数据，许定发不知翻了多少书。
三编室的编辑们还请来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等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负盛名的大科学家们审稿。
1964、1965年间，《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正式出版了，由8册增加到14册，“为什么”的数量达到2000多个。很多年以后，上海少儿出版社突然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找一套“文革”前的老版《十万个为什么》，弄得出版社一阵纳闷儿。原来，越共第一领袖胡志明生前很喜欢阅读《十万个为什么》，所以越南胡志明纪念馆想搞个原状陈列。
“文革”曲折和最后的盛况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当时，《十万个为什么》有两本单册的销售量超过了“毛选”，这还得了！上海专门成立了批《十万个为什么》小组，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找碴。有人说，“太阳里面为什么有黑子”这篇文章是在“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三编室被撤销，编辑们被送到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主任王国忠被打成走资派。
1971年夏天，上海工宣队一位负责人找到王国忠说，现在书店没书卖，你得把《十万个为什么》重新修订一下出版。
“文革”期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完全变了模样。封面改用橘黄色或天蓝色，左上角是几位工农兵站在五星红旗下，左手举着“毛选”。书里硬生生地添加了许多“政治元素”。“什么是分子？什么是原子？”回答的头一句首先引用的是毛主席语录：“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有趣的故事和叙述被视作封、资、修的毒素通通剔除。“水是什么？”本来是从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利给朋友们表演魔术娓娓道来，“文革”版则换成了叙述干巴又生涩的电解实验过程。但在那个“书荒”年代，“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创下了销量之最，影响之大无法估量。曹燕芳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她碰上过好几位大学毕业生，人家对她充满感激，说都是靠着读《十万个为什么》，在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
1979年，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出版社决定以第二版为基础，重新出版《十万个为什么》。1993年3月，出版社又一次性出版了10本续编本。说起来，这算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第四个版本了。
1999年国庆节前夕，《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它的第五个版本了。新世纪版共有12分册，涉及50多个学科，3000多个“为什么”，总计300余万字，新增了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等最前沿的科学知识。
新书首发时，“购书人的队伍绕来绕去，排了2公里长，好多警察都跑过来，帮着维持秩序。”恰逢中秋，汪春蕾惊喜地听媒体报道说，“人们不送月饼，送‘十万’”。
在今天的青少年科普图书市场上，图书越出越多，但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却少之又少。片面追求市场效益、版权保护缺乏、科普作者难觅、国外译著的冲击打压，都成了国内科普图书发展的制约因素。
当我们回望一套科普书曾有的辉煌，试图探寻它成功的奥秘时，仍然可以发现，撇开一切时代和社会的成因，还有一样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在今天，它因为稀缺而更是难得和弥足珍贵，那就是――诚意。
1958年那会儿，曹燕芳真被家中小儿女给问烦了。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从天上的星星月亮，到地上的楼房汽车，孩子们看见什么，就缠着她问什么，还常常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曹燕芳当时30多岁，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的一名编辑。不知是谁先挑起的想法：咱们编一套真正有分量的少年科普图书吧，正好可以作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图书！
曹燕芳想起了自己孩子喋喋不休的问题：“干脆就出本回答问题的书，一问一答，让孩子们自己看！”
书名叫什么好呢？苏联著名科学文艺作家伊林曾写过一本科普读物，书的扉页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百龄的一首小诗：七千个在哪里，五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书在译成中文时就用了《十万个为什么》的书名。大家几十个题目琢磨了一遍，还是觉得叫《十万个为什么》最好。
曹燕芳找到上海一所师范学校，请了7位老师来写。国庆10周年早过了，老师们才把稿子交来。大家一看发愁了，所有的问题还是顺着教科书上的知识提的，内容也不过是教科书的延伸，就连写作语言也是教科书式的。大家决定推翻重来。
小小“为什么”，得来如此费工夫
那时候的洪祖年不仅是少儿社的编辑，还是长寿路第四小学和天马山中心小学的课外辅导员。其他几位编辑每人也都有两所“联系”学校，为的就是了解孩子们的喜好和想法。组稿失败后，洪祖年他们决定：向孩子们征集问题！
直到今天，几位老编辑依然记得孩子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现在猴子还能不能变成人？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发？饺子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路边的大树下半截为什么要刷成白色？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这些来自小脑袋瓜的问题，让编辑们惊喜万分。原来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饶有趣味的问题，可惜只有孩子们的眼睛才能发现，大人们早就熟视无睹了。
编辑们也自己找题目。负责“动物”分册的张伯文后来干脆当上了动物园义务饲养员，还真就瞧出了问题：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白鹭站在水里的时候为什么要蜷起一条腿？
更多的“为什么”，则来自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三编室俄文翻译潘勋照至今还记得当时上海市牙病防治署所长贾维霖，他讲孩子晚上饿的时候，别拿饼干给他们吃，因为饼干会粘在牙齿上，对牙齿的破坏比糖块还厉害。消化科的大夫提出，吃零食会打乱胃肠正常工作。五官科的医生则说，看书要保持一尺远的距离；不要躺着看书、不要在强光下或者晃动的车厢里看书；看书一个小时一定要休息一下眼睛……这些在当时听来陌生而有益的建议，后来通通变成了“生理卫生”分册里的“为什么”。“生理卫生”日后成了销售量最高的分册。《十万个为什么》提高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科学素质，还有身体素质。
谁来回答“为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讲，找作者，比找选题还要麻烦。懂科学的人明白道理，但稿子写的都跟学术论文似的；文笔好的人，又不懂科学知识。每回约稿，编辑们总要反复叮嘱作者，不要太难懂，要像给你家小儿子、小女儿讲故事那样来写。
约稿对象往往是科研人员或者教师，但也有例外。当时曹燕芳手头在编辑另一本书，书名叫《碳的一家》，作者叶永烈是北京大学刚上大二的学生，但写出的文字通俗易懂，把枯燥的化学元素“碳”介绍得头头是道。曹燕芳突然冒出个念头，能不能请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写几个“为什么”？
叶永烈如今已是全国知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当年虽然读的是化学专业，但博览群书，爱好散文和小说，曹燕芳将《化学》分册中的绝大部分题目都交由叶永烈主笔。后来，“天文气象”、“生理卫生”各分册也都找上门来，这位最年轻的作者总共写了三百多个“为什么”，成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中写作篇目最多的人。
相当多的来稿文字平淡枯燥，编辑们润色加工后找人抄好，寄回给作者，作者有意见再提，有时要往返好几遍。
1962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波及到上海。洪祖年买了点卷心菜最外层的老叶子，晚上编书饿了就煮一两片充饥。曹燕芳经常在办公室加班，“起身出门想去洗手间，却发现对面弄堂里的住户都开始生炉子了，原来天都亮了。”
首版“为什么”风靡全国
《十万个为什么》到1962年8本分册陆续出齐，一共收录问题1484个，总计100万字。小巧的36开本，封面被分割成小块，象征着一块块砖石搭建起科学的大厦，每块“砖石”里有一幅活泼可爱的插画，表现着不同贴近生活的学科问题：水壶里为什么会长水垢？为什么馒头里有一个个小洞洞？为什么汽水瓶一打开会有很多气泡翻腾……有趣的问题背后是新奇的科学知识，今天看来依然很吸引人。
这套丛书很快便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962年的全国团干部会议上，到会者每人发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会上提倡团干部要从中学点知识。
看的人多了，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十万个为什么》上说菠菜豆腐不能一起煮，因为会产生草酸钙，对人体不好。读者纷纷来信说，“我们单位食堂都这么做呀，到底行不行？”潘勋照找营养专家一问，原来炒之前把菠菜放进热水里焯一下就行了。还有老科学家来信说，月亮在中秋节不一定就是最明亮的，倒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这些问题让编辑们如坐针毡，怎么才能把错误修改过来呢？于是决定赶紧出第二版。
经典是这样写成的
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扩大了好几倍。南京植物所里本来只有汪嘉锡一位作者，写第二版时就增加到四五位，都是被汪嘉锡带动起来的年轻人。
卞咏梅被汪嘉锡拉入伙时，才刚从大学毕业。为写“菊花为什么有那么多品种”，她连清代古书《菊谱》都研读了一遍。从最古老的菊花品种讲起，说到自然选择和人工嫁接，一直谈到如何用激光改变菊花结构。为了使文章读起来有意思，卞咏梅连老电影《秋翁遇仙记》都捎带提上了。
植物根系为什么那么长？仅从问题本身出发，对于研究植物的许定发而言，不是什么难题，但是要让回答有血有肉，就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了。“最长的根到底有多长？最深的根到底能多深？”为了找到这些数据，许定发不知翻了多少书。
三编室的编辑们还请来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等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负盛名的大科学家们审稿。
1964、1965年间，《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正式出版了，由8册增加到14册，“为什么”的数量达到2000多个。很多年以后，上海少儿出版社突然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找一套“文革”前的老版《十万个为什么》，弄得出版社一阵纳闷儿。原来，越共第一领袖胡志明生前很喜欢阅读《十万个为什么》，所以越南胡志明纪念馆想搞个原状陈列。
“文革”曲折和最后的盛况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当时，《十万个为什么》有两本单册的销售量超过了“毛选”，这还得了！上海专门成立了批《十万个为什么》小组，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找碴。有人说，“太阳里面为什么有黑子”这篇文章是在“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三编室被撤销，编辑们被送到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主任王国忠被打成走资派。
1971年夏天，上海工宣队一位负责人找到王国忠说，现在书店没书卖，你得把《十万个为什么》重新修订一下出版。
“文革”期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完全变了模样。封面改用橘黄色或天蓝色，左上角是几位工农兵站在五星红旗下，左手举着“毛选”。书里硬生生地添加了许多“政治元素”。“什么是分子？什么是原子？”回答的头一句首先引用的是毛主席语录：“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有趣的故事和叙述被视作封、资、修的毒素通通剔除。“水是什么？”本来是从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利给朋友们表演魔术娓娓道来，“文革”版则换成了叙述干巴又生涩的电解实验过程。但在那个“书荒”年代，“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创下了销量之最，影响之大无法估量。曹燕芳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她碰上过好几位大学毕业生，人家对她充满感激，说都是靠着读《十万个为什么》，在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
1979年，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出版社决定以第二版为基础，重新出版《十万个为什么》。1993年3月，出版社又一次性出版了10本续编本。说起来，这算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第四个版本了。
1999年国庆节前夕，《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也是它的第五个版本了。新世纪版共有12分册，涉及50多个学科，3000多个“为什么”，总计300余万字，新增了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基因科学等最前沿的科学知识。
新书首发时，“购书人的队伍绕来绕去，排了2公里长，好多警察都跑过来，帮着维持秩序。”恰逢中秋，汪春蕾惊喜地听媒体报道说，“人们不送月饼，送‘十万’”。
在今天的青少年科普图书市场上，图书越出越多，但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却少之又少。片面追求市场效益、版权保护缺乏、科普作者难觅、国外译著的冲击打压，都成了国内科普图书发展的制约因素。
当我们回望一套科普书曾有的辉煌，试图探寻它成功的奥秘时，仍然可以发现，撇开一切时代和社会的成因，还有一样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在今天，它因为稀缺而更是难得和弥足珍贵，那就是――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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