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演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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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具有哲理化与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儒学主要是一种“人学”或曰“人本哲学”,十分自然,人的问题特别是人性、心性问题,必然成为儒学探讨的核心内容。儒学探讨人性、心性,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其教化社会、统摄人心的意识形态功能。为此,儒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自始至终用力甚深,采取了哲理化和神学化双重运思道路。先秦儒学初创时期,虽说也讲人性、心性,但总体上呈现出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详于人道而略于天道的特征。至两汉儒学作为统治思想而定于一尊,因而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诱惑力以便更好地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就成为儒学发展的迫切任务。为此在汉代,儒学采取了与谶讳相结合的神学化运思道路。然而由于这种神学化过于依附、粗陋和浅薄,缺少足够的诱惑力,随着汉王朝的覆没和玄学及佛道的勃兴,其意识形态功能大大下降。宋以后,儒学融汇佛、老,走上了哲理化与神学化相结合的运思道路,完成了在对人性、心性的本体化的论证过程中既隐神学于哲理之中,又显哲理于神学之外的理论任务,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奠定了根基。传统儒学围绕人性和心性问题的哲理化和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既为改变从魏晋迄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状况,稳固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正统和主流的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更为人类的身心安顿和精神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这使得儒学的现代重构成为可能。
从儒学的发展条件来看,它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一种意识形态得以发展的最深层条件恰恰表现在最浅显的经济文明中,反过来,经济文明的特殊风貌也必将在相应的意识形态上打上特殊的烙印。儒学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发生作用的意识形态,理所当然要被打上小农经济文明的烙印,从而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这一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为着适应小农经济生活顺利展开的需要,儒学一方面对社会个体逐利的合理性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为避免“上下交征利”而造成现实利益关系的恶化,又对协调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规则作了明确的界定。其次,为着适应人们在小农生产的过程中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儒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富有特色的解答。一方面强调“天人相分”、“人定胜天”,即人应该也能够开发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人合一”、“不违天常”,即人只有合理地开发自然才能有效地利用自然。最后,为着适应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宗族)稳定和繁荣的需要,儒学精心构造了一个既保证家庭(宗族)的稳定,又保证家庭(宗族)不因稳定而僵死,而是充满了旺盛发展生机的家庭(宗族)伦理体系。总之,传统儒学从根本上讲是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正是这一点决定着,随着社会文明形态的变迁,儒学必然要发生质的演变。这使得儒学的现代重构成为势所必然。
从儒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具有既维护又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儒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其根本使命。但是,儒学更着眼于统治阶级集团的全局、长远的利益,强调仁政、民本、教化,对于统治阶级的过分剥削与酷虐暴政也有所限制,从而制约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在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方面所形成的若干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为精彩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警世格言,这为儒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儒学的历史延续来看,它具有与其它文化相互激荡、渗透和融汇的特点。中国文化的发展向来是多元的,先秦时期,儒学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两汉时期,在儒学之外,有阴阳五行思想和道家、法家思想的流行;魏晋迄隋唐,更是出现儒、释、道三教(学)鼎立、消长之局面。但面对文化领域中多元并存、群雄逐鹿的格局,儒学历来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自身的理论结构和重心,在激荡和渗透的过程中,融汇而成一种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儒学。在每次融汇中,儒学思想都获得了某种层面上的丰富和完善。这种特点使得儒学成为一种生生之学而绵延不断。这也正是从事现代儒学重构的思想家们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历史依据。
从儒学的发展条件来看,它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一种意识形态得以发展的最深层条件恰恰表现在最浅显的经济文明中,反过来,经济文明的特殊风貌也必将在相应的意识形态上打上特殊的烙印。儒学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发生作用的意识形态,理所当然要被打上小农经济文明的烙印,从而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这一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为着适应小农经济生活顺利展开的需要,儒学一方面对社会个体逐利的合理性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为避免“上下交征利”而造成现实利益关系的恶化,又对协调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规则作了明确的界定。其次,为着适应人们在小农生产的过程中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儒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富有特色的解答。一方面强调“天人相分”、“人定胜天”,即人应该也能够开发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人合一”、“不违天常”,即人只有合理地开发自然才能有效地利用自然。最后,为着适应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宗族)稳定和繁荣的需要,儒学精心构造了一个既保证家庭(宗族)的稳定,又保证家庭(宗族)不因稳定而僵死,而是充满了旺盛发展生机的家庭(宗族)伦理体系。总之,传统儒学从根本上讲是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正是这一点决定着,随着社会文明形态的变迁,儒学必然要发生质的演变。这使得儒学的现代重构成为势所必然。
从儒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具有既维护又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儒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其根本使命。但是,儒学更着眼于统治阶级集团的全局、长远的利益,强调仁政、民本、教化,对于统治阶级的过分剥削与酷虐暴政也有所限制,从而制约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在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方面所形成的若干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为精彩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警世格言,这为儒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儒学的历史延续来看,它具有与其它文化相互激荡、渗透和融汇的特点。中国文化的发展向来是多元的,先秦时期,儒学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两汉时期,在儒学之外,有阴阳五行思想和道家、法家思想的流行;魏晋迄隋唐,更是出现儒、释、道三教(学)鼎立、消长之局面。但面对文化领域中多元并存、群雄逐鹿的格局,儒学历来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自身的理论结构和重心,在激荡和渗透的过程中,融汇而成一种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儒学。在每次融汇中,儒学思想都获得了某种层面上的丰富和完善。这种特点使得儒学成为一种生生之学而绵延不断。这也正是从事现代儒学重构的思想家们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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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评价 春秋——孔子创立 战国——孟子发展 西汉——董仲舒吸收法、道两家,“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维护大一统 两宋——朱熹吸收佛道两家、形成理学 明朝——严格八股取士、儒学地位空前强化,儒学发展到“心学”阶段; 明末清初——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晚清——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为维新变法寻找理论依据; 新文化运动时期——斗争矛头直指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被彻底推翻,“文革”中再次遭到猛烈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儒家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吸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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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特点:
1、从儒学的发展条件来看,它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
2、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具有哲理化与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儒学主要是一种“人学”或曰“人本哲学”,十分自然,人的问题特别是人性、心性问题,必然成为儒学探讨的核心内容。
3、从儒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具有既维护又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儒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其根本使命。
儒家思想介绍: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1、从儒学的发展条件来看,它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
2、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具有哲理化与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儒学主要是一种“人学”或曰“人本哲学”,十分自然,人的问题特别是人性、心性问题,必然成为儒学探讨的核心内容。
3、从儒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具有既维护又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儒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其根本使命。
儒家思想介绍: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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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
1、孔子的“仁”。
“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对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表明孔子提出了“人”的问题。他力求树立一个新的完善人格的标准。冲破血缘关系的“友”,在孔子关于“仁”的论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孟子的“义”。
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他与告子的辩论中,阐述了这个基本论点: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有道德观念的。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在这话的后面还有“教以人伦”四个字;“人伦”即人的道德观念。在孟子的儒学思想体系中,“仁”是道德观念的核心,“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的意思,就是“人”。
3、荀子的“学”。
荀子在“人学”上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他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注意到人与社会礼乐制度的关系。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完善的人首先是在同自然界的分化过程中实现的。
“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从“明于天人之分”这一点来说,他已经发现了自觉的人。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要改变这种人性,使之去恶从善,就必须依靠社会制度的完善;其中的“礼”(各种制度规章的总称)是不可少的,但是“礼”必须要有“乐”的配合,因为“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不过社会上总有一些礼乐所不能教化之人。对于这种人,就必须以“刑罚”禁之。总之,荀子更多是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价值和“人”的完善。
二、汉代儒学——政治儒术
1、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选择了阴阳家的学说。他附会《公羊春秋》,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和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
2、东汉时期儒学从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的“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途径是“和而不同”地融合百家之学的精神。
以王充为代表,他一度学儒,曾受孔孟思想的影响,但并不迷信“圣贤”,《问孔》、《刺孟》就是证明。他把我国古代的理论思维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张衡为代表。他出身儒家,“通《五经》,贯六艺”,深受荀子“至人”学说的影响,引起他研究宇宙天体的浓厚兴趣。他的科学实践中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尤以浑天仪的制造最为著名,他关于禁绝图谶的奏疏文稿中许多地方阐述了孔子关于“人学”的理性主义观点,但也夹杂着不少荒诞不经的术数思想。
三、魏晋南北朝——儒学与其他学派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制度不稳定的时期,用当时“名士”的话说就是“平路将陂”。他们企图对汉代儒学进行改造。
1、儒、道结合产生了“玄学”,这可以说是汉代儒学的一种反动,玄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从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儒学演变的特色。这表现于思想家们对“人”的认识深化了,他们从本体论方面论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就足以为证。
2、儒学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加深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明确宣称为“匡时济世”,这明显是儒学思想的影响。这些是当时儒学演变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首先要提到数学,如魏晋时期的刘徽就受过儒学思想的熏陶。他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九章算术注·原序》)所谓“阴阳之割裂”,就是《易传》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3、晋朝葛洪虽系神仙道教家,但他出身于儒,是出儒而入道的;或者说他是“从儒家正宗入手”的道教学者[1]。他把讲仙道炼丹术的内容作为《内篇》,讲儒术的内容作为《外篇》,在其代表作《抱朴子》中提出一个新的“修齐治平”的理论体系,追求“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抱朴子内篇·释滞》)的理想,这个体系明显地因袭了儒学的理论模式。而纳入这个模式中的《抱朴子内篇》则是我国炼丹术的成熟著作[2],他对于中国医药学的贡献和作为近代化学先驱的意义,都是不应低估的。
4、农业方面,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浸润了儒学思想的精神。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这种按照自然规律以发展农业生产的观点,是始原于荀子的思想。在地理学方面,如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非常鲜明地反映出西汉儒学所倡导的“国格”观念。
四、唐代出现了所谓儒、道、佛“三教”三足鼎立。
五、宋明儒学——理学心学
宋明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是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的出现表明儒家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
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很注重独立思考,如陆九渊的“六经注我”、陈献章的“以我观书”都说明人不要作书的奴隶,书要为人所用。
心学派有把“心”的作用夸大到绝对的毛病,但不能因此便否定他们关于独立思考的论点。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把道德化的主观意识夸大为世界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与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不相符,但是王守仁的这种观点却包含有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因素,而他对人的主体活动之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理论意义的命题。
后来有些思想家对此加以吸取改造,强调人的理性作用和独立思考,反对封建专制,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明代后期王学一派中也有人主张独立思考,大胆提出问题。如江右学派胡直在《困学记》中说:“反复而紬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参己见。久之,于先儒终不能强合,其疑有四。于近儒亦不能尽合,其疑有三。”有疑才有进步,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是科学的态度。
1、孔子的“仁”。
“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对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表明孔子提出了“人”的问题。他力求树立一个新的完善人格的标准。冲破血缘关系的“友”,在孔子关于“仁”的论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孟子的“义”。
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他与告子的辩论中,阐述了这个基本论点: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有道德观念的。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在这话的后面还有“教以人伦”四个字;“人伦”即人的道德观念。在孟子的儒学思想体系中,“仁”是道德观念的核心,“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的意思,就是“人”。
3、荀子的“学”。
荀子在“人学”上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他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注意到人与社会礼乐制度的关系。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完善的人首先是在同自然界的分化过程中实现的。
“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从“明于天人之分”这一点来说,他已经发现了自觉的人。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要改变这种人性,使之去恶从善,就必须依靠社会制度的完善;其中的“礼”(各种制度规章的总称)是不可少的,但是“礼”必须要有“乐”的配合,因为“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不过社会上总有一些礼乐所不能教化之人。对于这种人,就必须以“刑罚”禁之。总之,荀子更多是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价值和“人”的完善。
二、汉代儒学——政治儒术
1、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选择了阴阳家的学说。他附会《公羊春秋》,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和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
2、东汉时期儒学从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的“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途径是“和而不同”地融合百家之学的精神。
以王充为代表,他一度学儒,曾受孔孟思想的影响,但并不迷信“圣贤”,《问孔》、《刺孟》就是证明。他把我国古代的理论思维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张衡为代表。他出身儒家,“通《五经》,贯六艺”,深受荀子“至人”学说的影响,引起他研究宇宙天体的浓厚兴趣。他的科学实践中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尤以浑天仪的制造最为著名,他关于禁绝图谶的奏疏文稿中许多地方阐述了孔子关于“人学”的理性主义观点,但也夹杂着不少荒诞不经的术数思想。
三、魏晋南北朝——儒学与其他学派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制度不稳定的时期,用当时“名士”的话说就是“平路将陂”。他们企图对汉代儒学进行改造。
1、儒、道结合产生了“玄学”,这可以说是汉代儒学的一种反动,玄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从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儒学演变的特色。这表现于思想家们对“人”的认识深化了,他们从本体论方面论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就足以为证。
2、儒学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加深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明确宣称为“匡时济世”,这明显是儒学思想的影响。这些是当时儒学演变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首先要提到数学,如魏晋时期的刘徽就受过儒学思想的熏陶。他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九章算术注·原序》)所谓“阴阳之割裂”,就是《易传》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3、晋朝葛洪虽系神仙道教家,但他出身于儒,是出儒而入道的;或者说他是“从儒家正宗入手”的道教学者[1]。他把讲仙道炼丹术的内容作为《内篇》,讲儒术的内容作为《外篇》,在其代表作《抱朴子》中提出一个新的“修齐治平”的理论体系,追求“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抱朴子内篇·释滞》)的理想,这个体系明显地因袭了儒学的理论模式。而纳入这个模式中的《抱朴子内篇》则是我国炼丹术的成熟著作[2],他对于中国医药学的贡献和作为近代化学先驱的意义,都是不应低估的。
4、农业方面,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浸润了儒学思想的精神。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这种按照自然规律以发展农业生产的观点,是始原于荀子的思想。在地理学方面,如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非常鲜明地反映出西汉儒学所倡导的“国格”观念。
四、唐代出现了所谓儒、道、佛“三教”三足鼎立。
五、宋明儒学——理学心学
宋明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是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的出现表明儒家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
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很注重独立思考,如陆九渊的“六经注我”、陈献章的“以我观书”都说明人不要作书的奴隶,书要为人所用。
心学派有把“心”的作用夸大到绝对的毛病,但不能因此便否定他们关于独立思考的论点。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把道德化的主观意识夸大为世界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与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不相符,但是王守仁的这种观点却包含有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因素,而他对人的主体活动之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理论意义的命题。
后来有些思想家对此加以吸取改造,强调人的理性作用和独立思考,反对封建专制,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明代后期王学一派中也有人主张独立思考,大胆提出问题。如江右学派胡直在《困学记》中说:“反复而紬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参己见。久之,于先儒终不能强合,其疑有四。于近儒亦不能尽合,其疑有三。”有疑才有进步,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是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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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倡“仁”和“礼”,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教育理念主要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死后其言行被其弟子撰写为论语 孟子:主要继承了孔子的治国思想,强调“义”的重要性 荀子:战国后期儒家最后代表学者 丰富了儒家思想 汉朝 董仲舒丰富儒家思想,此时儒家思想已吸取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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