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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于2017-11-22 · 知道合伙人历史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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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的枣庄、临城一带,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这群机智勇敢的游击健儿,在纵横数百里的铁路干线上,与日军斗智斗勇,创造了一个个震憾人心的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大都与他们的大队长――洪振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现今《铁道游击队》是把洪振海和后任大队长刘金山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大队长刘洪这个人物。刘洪的姓名,是洪振海和刘金山两位原型人物姓的结合。在中国百家姓中,“刘”姓为大姓,老百姓对“刘”姓比对“洪”姓更为熟悉,故将刘金山的姓作为了小说中大队长刘洪的姓,洪振海的姓作宽梁为了刘洪的名。刘洪的性格,也结合了前后两任大队长的性格特点,而且尽量选取他们身上的优点。两位大队长都具备的勇敢善战、指挥才能,洪振海的豪侠仗义、高超的飞车技术,刘金山在政治上的稳重成熟等特点,都被揉在了刘洪这个人物身上。这样在刘知侠笔下,刘洪便被塑造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较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但由于小说中刘洪的事迹大多是洪振海任大队长时发生的,为了突出这一点,作家枝氏便在小说中打破常规,以“老洪”而不是以“老刘”来称呼刘洪了。
洪振海,1910年出生于山东滕县大北塘村。1940年初,鲁南铁道队成立,洪振海任队长,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寇。
193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日军猛巧散占领下的煤城枣庄,一位中等身材的健壮汉子,穿过行人稀疏的小巷,大步流星地来到火车站西的小陈庄。这汉子便是洪振海。他在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三连任排长,现在与排长王志胜一起,被总队首长派来枣庄,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王志胜在日本人开办的“国际洋行”当搬运工,一天,他在车站帮日军装卸物资时,发现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稻草捆,放在站台上,他偷偷扒开一摸,是枪支弹药。下午装车时,便有意识地把这几个稻草捆放在车厢门旁便于搬动的地方,同时,在车皮上做了记号。他对洪振海说:“总部要咱们搞武器,现在有武器了!” “在哪里?”洪振海兴奋地问。王志胜把下午在车站装车遇到的情况告诉了洪振海。
“搞!”洪振海斩钉截铁地说。洪振海是山东滕县大北塘村人,自幼随父在枣庄谋生,跟着车站附近的小伙伴学会了一手飞登火车的本领。后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干上了吃“两条线”(扒火车上的煤碳等)的行当。长期的苦难生活,使他养成了敢想敢干、见义勇为的豪爽性格,只要他认准的事,非干成不可。
晚8点左右,洪振海带上手枪,将一把虎头钳子挂在腰间,带着曹得泉,来到枣庄火车站西的树丛里隐蔽起来。晚9点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载着军火的那列火车缓缓开出了枣庄站。
洪振海来到铁路线上,盯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一节、二节、三节……眼看后面只有两节车厢了,他闪过最后一节客车车厢的首部,当车厢尾部弓形的上车把手到达身边时,他一个鱼跃扑了上去紧紧抓住,身子像灵活的猴子般挂了上去。他像壁虎一样贴在车帮上向车门移动。车帮上的铁棱只有寸把宽,手抓不牢,脚踏不稳,洪振海全身重量实际都集中在十个手指上。列车速度不断加快,带起的急风像铁扫帚一样扫着他,只要手一松,就有被卷进车底或甩出去的危险。他用尽全力死死扒着,向前挪动,终于靠近车门,握住了门把手。
他从腰间取下钳子,“咔嚓”一下剪断了拧在铁鼻上的粗铁丝,用力将车门推向一边,低下身子钻了进去。放在车厢门口的稻草捆险些将他绊倒,他用手一模是机枪,便迅速抓起,从车门甩了出去。接着又摸到第二个稻草捆掷了出去。当他抓起第三捆时,突然听到汽笛声响了。他知道快到王沟车站了,便急忙又掀下两个稻草捆,关好车门,旋风似地跳下车。
1939年初冬,洪振海和王志胜根据上级要他们抓紧扩大人员,在适当时机武装起来的要求,经过一番筹措,义合炭厂很快办起来了,由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他们吸收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曹德清等8名同志“入股”,以烧焦炭为掩护,积极展开收集情报工作。
1940年初,洪振海认为建立抗日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与王志胜商量,向苏鲁支队(义勇队总部改编)写了关于成立鲁南铁道队的报告,并请求上级派领导骨干来。支队批准了他的报告,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为副队长。
这年秋,日军对鲁南山区进行扫荡,上级指示铁道游击队积极活动,拖敌人后腿,配合山区部队反扫荡。游击队的领导,经过研究,认为打敌军的票车好处多:第一,票车上有乘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搞一下能扩大宣传;第二,票车后挂有货车,可以搞到枪和其他物资支援山里部队;第三,车上只有少量押车的敌兵,对付得了,比较容易成功。他们的具体计划是:挑选12名精明强干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混到列车上,盯住敌人;洪振海与当过火车司机的队员曹德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王志胜带12名会登车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伺机配合车上行动;其他队员由杜季伟带领,埋伏在一个四孔桥附近接应。
星期六这天,连云港驶向济南的票车要过枣庄。傍晚,12名队员化装成工人、农民、商人等,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站上了车。晚饭时间到了,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酒、烧鸡、点心等,主动凑到押车的日军士兵身旁,请他们“共进晚餐”。日本兵以为这些乘客热情“慰劳太君”,毫无戒备,与铁道队员一起大吃大喝起来。
列车行至枣庄站西的时候,隐蔽在道旁树丛中的洪振海和曹德清,分别从两侧敏捷地跃上了车头。洪振海用短枪打死日军司机,捆了司炉(中国人),曹德清驾驶着列车,加快速度向前开进,快到四孔桥了,车速放慢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12名队员,在王志胜指挥下,熟练地跃上了列车。
洪振海看到王志胜带领的队员都上来了,便令曹德清猛然拉响汽笛。潜伏在各车厢的队员,听到信号,亮出武器、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车上20多个日军官兵全被消灭。
这次战斗,缴获8万多块钱,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一门,机枪一挺。铁道队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都上缴给了支队。
八路军袭击票车的消息很快传到津浦线上的徐州、济南等地。枣庄之敌急向进至山区“扫荡”的长官呼救。两天之后,进到山区“扫荡”的敌人仓皇地撤回部分兵力。
在枣庄火车站南侧,有一个日军开设的国际公司,当地群众都叫它“洋行”。这个洋行名义上是经营日货的商行,实际上是搞情报的特务机关。除掉它,就等于挖掉敌人的眼睛。洪振海与王志胜为了搞枪,决定偷袭洋行,打死、打伤洋行的3名日本“掌柜”。从那以后,敌人增兵加哨,并在洋行四周院墙上架了电网,不准中国老百姓随便进去。
1940年秋,铁道队奉命与活跃在临城南北的另外两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被任命为大队长。他同大队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密切配合,指挥游击健儿同日伪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位于津浦线与临枣线接点的临城火车站,是日军的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活动的重要据点。伪军阎成田团的两个营和特务队也驻在临城附近的古井村。日伪军对铁道游击大队活动地区接连进行“扫荡”和“清剿”。铁道游击大队决定给敌人点厉害尝尝,教训他们一下。
10月的一个夜晚,洪振海、杜季伟带领化装成伪军巡逻队的20多名队员,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城火车站。在内线接应下,他们顺利地越过封锁沟,进入站内。站台上的伪军哨兵以为是自己的巡逻队来了,向走在前头的“长官”敬礼。洪振海用匕首刺死敌哨兵,指挥队员迅速封锁道口,密切注视车站东侧日军兵营及碉堡内敌人的动静。
王志胜、刘金山摸进站房,击毙日本特务队长高岗。这时,车站东侧的日本兵营内,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洪振海为策应车站杀敌而采取的迷惑敌人的行动。王志胜、刘金山等干掉站房内的敌人后,扛起室内的两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安全撤出站外。在撤出车站的途中,队员曹德清按照队长的吩咐,把一顶印有伪军阎成田团番号的帽子丢在路旁。
高岗被除掉,日军如丧考妣。第二天上午,从济南来了一位日军少将验尸,勘察现场。他们在车站戒严3天,全面搜查,结果除了铁道游击大队丢下的伪军帽子外,什么线索也没查到。那个少将大发雷霆,认为此地外人难以进入,肯定是内部搞的。于是,便以那顶伪军帽子为据,一怒之下收缴了阎团和伪警务段人员的枪支,把团长阎成田及副团长、参谋长等人,捆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活活捅死,并将他们手下的300多名伪军押解下了矿井。
半月之后,日军的一个头目从八路军的宣传中得知,高岗是铁道游击大队杀掉的,气得暴跳如雷,顿足大骂“飞虎队(指铁道游击队)狡猾”。
在日军“扫荡”的枪炮声中,1941年的冬天降临到草木凋零的鲁南大地上。
正在微山湖组织铁道游击大队休整的洪振海与杜季伟,接受了一项事关重大的紧急任务。这天,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对他俩说:“今年鬼子对山区的秋季‘扫荡’很残酷。前几天,咱们军区的被服厂突然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大部分冬服被鬼子抢走或烧毁,纺纱车、织布机也被砸烂烧焦。现在已进入冬季,希望你们从鬼子那里搞一部分布匹,以解燃眉之急。”
不几日,铁道游击队通过内线得到情报,说有一列从青岛开出的票车挂有两节装布匹的车厢,当天要路过沙沟站继续南运,但到站时间是白天。
白天截车目标太大,洪振海让王志胜找车务段内线人员张云骥商量,想办法把列车到达沙沟站的时间推迟到晚上。张云骥按照铁道游击大队的意图,赶到沙沟站北段的胜县,将沙子放在列车的油壶里,车开出不久,轴瓦起火,不得不在临城停修,直到晚上 10点多钟才修好。
这天晚上,由杜季伟组织动员的近千名群众,集中到沙沟站以南的黄庄一带。当列车运行到姬庄以西拐弯处时,张云骥同曹德清准时拔掉了风管和插销,使两节装布的车厢脱钩,在沙沟站以南的塘湖附近停了下来。敌人毫无察觉,列车继续向前运行。 还没等装布车厢停稳,洪振海、王志胜便指挥队员撬开车门,将大捆大捆的布匹撂下来。杜季伟带领群众跟上来,大家争分夺秒,有的背,有的扛,有的抬,有的推,霎那间,从黄庄到微山湖畔,形成了一条运布的长龙。这时,由微山湖大队及区委动员来的上百只渔船在湖边,等待布匹上船。
快要卸完布匹时,突然从南面开来一列载有日本兵的军车。洪振海立即指挥队员埋伏好,没待列车靠近,手榴弹便在车头开了花,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人。司机好像被打懵了,列车开得更快,等发现前面的运布车厢时,已来不及刹闸。车头与装布车厢相撞脱轨,列车上的日军死的死,伤的伤,顿时乱作一团。
沙沟站的日军得知丢失两节装布匹的车厢,也向机枪声响处包抄过来。
枪声越来越近,但布搬不完谁也不忍心离去,因为这是广大指战员的过冬棉装呀!说来也巧,这时突然大雾弥漫,几步之隔即看不清对面,真是“天公相助”!洪振海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故意虚张声势。他组织长短枪一齐打,造成主力部队出山的阵势。日军果真被唬住了,不敢轻易冒进。铁道游击大队掩护群众边打边撤。
这次截布战斗,共获细布1.8万余匹,日军军服800多套,还有毛毯、棉被及药品等,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和一个教导旅的冬装问题。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上,洪振海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带领队员们扒铁轨、炸桥梁、撞车头、截物资,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动脉血管上,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不得安宁。敌人对他们既恨又怕,发誓要“一网打尽”。
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由于叛徒告密,1000多名日伪军分两路突然包围了铁道游击大队驻地黄埠庄。在敌众我寡的紧急关头,洪振海奋不顾身,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队员们挥泪掩埋了自己心爱的队长。他们在新任队长刘金山和政委杜季伟的带领下,继续同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星转斗移,冬去春来。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渐渐远离我们,但英雄们的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者,革命者一起,与日月争辉,同山河共在。小说《铁道游击队》及不同版本的电影、电视作品,成了教育国人和后代最好的教科书,成为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传统经典影视作品。
现今《铁道游击队》是把洪振海和后任大队长刘金山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大队长刘洪这个人物。刘洪的姓名,是洪振海和刘金山两位原型人物姓的结合。在中国百家姓中,“刘”姓为大姓,老百姓对“刘”姓比对“洪”姓更为熟悉,故将刘金山的姓作为了小说中大队长刘洪的姓,洪振海的姓作宽梁为了刘洪的名。刘洪的性格,也结合了前后两任大队长的性格特点,而且尽量选取他们身上的优点。两位大队长都具备的勇敢善战、指挥才能,洪振海的豪侠仗义、高超的飞车技术,刘金山在政治上的稳重成熟等特点,都被揉在了刘洪这个人物身上。这样在刘知侠笔下,刘洪便被塑造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较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但由于小说中刘洪的事迹大多是洪振海任大队长时发生的,为了突出这一点,作家枝氏便在小说中打破常规,以“老洪”而不是以“老刘”来称呼刘洪了。
洪振海,1910年出生于山东滕县大北塘村。1940年初,鲁南铁道队成立,洪振海任队长,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寇。
193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日军猛巧散占领下的煤城枣庄,一位中等身材的健壮汉子,穿过行人稀疏的小巷,大步流星地来到火车站西的小陈庄。这汉子便是洪振海。他在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三连任排长,现在与排长王志胜一起,被总队首长派来枣庄,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王志胜在日本人开办的“国际洋行”当搬运工,一天,他在车站帮日军装卸物资时,发现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稻草捆,放在站台上,他偷偷扒开一摸,是枪支弹药。下午装车时,便有意识地把这几个稻草捆放在车厢门旁便于搬动的地方,同时,在车皮上做了记号。他对洪振海说:“总部要咱们搞武器,现在有武器了!” “在哪里?”洪振海兴奋地问。王志胜把下午在车站装车遇到的情况告诉了洪振海。
“搞!”洪振海斩钉截铁地说。洪振海是山东滕县大北塘村人,自幼随父在枣庄谋生,跟着车站附近的小伙伴学会了一手飞登火车的本领。后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干上了吃“两条线”(扒火车上的煤碳等)的行当。长期的苦难生活,使他养成了敢想敢干、见义勇为的豪爽性格,只要他认准的事,非干成不可。
晚8点左右,洪振海带上手枪,将一把虎头钳子挂在腰间,带着曹得泉,来到枣庄火车站西的树丛里隐蔽起来。晚9点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载着军火的那列火车缓缓开出了枣庄站。
洪振海来到铁路线上,盯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一节、二节、三节……眼看后面只有两节车厢了,他闪过最后一节客车车厢的首部,当车厢尾部弓形的上车把手到达身边时,他一个鱼跃扑了上去紧紧抓住,身子像灵活的猴子般挂了上去。他像壁虎一样贴在车帮上向车门移动。车帮上的铁棱只有寸把宽,手抓不牢,脚踏不稳,洪振海全身重量实际都集中在十个手指上。列车速度不断加快,带起的急风像铁扫帚一样扫着他,只要手一松,就有被卷进车底或甩出去的危险。他用尽全力死死扒着,向前挪动,终于靠近车门,握住了门把手。
他从腰间取下钳子,“咔嚓”一下剪断了拧在铁鼻上的粗铁丝,用力将车门推向一边,低下身子钻了进去。放在车厢门口的稻草捆险些将他绊倒,他用手一模是机枪,便迅速抓起,从车门甩了出去。接着又摸到第二个稻草捆掷了出去。当他抓起第三捆时,突然听到汽笛声响了。他知道快到王沟车站了,便急忙又掀下两个稻草捆,关好车门,旋风似地跳下车。
1939年初冬,洪振海和王志胜根据上级要他们抓紧扩大人员,在适当时机武装起来的要求,经过一番筹措,义合炭厂很快办起来了,由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他们吸收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曹德清等8名同志“入股”,以烧焦炭为掩护,积极展开收集情报工作。
1940年初,洪振海认为建立抗日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与王志胜商量,向苏鲁支队(义勇队总部改编)写了关于成立鲁南铁道队的报告,并请求上级派领导骨干来。支队批准了他的报告,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为副队长。
这年秋,日军对鲁南山区进行扫荡,上级指示铁道游击队积极活动,拖敌人后腿,配合山区部队反扫荡。游击队的领导,经过研究,认为打敌军的票车好处多:第一,票车上有乘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搞一下能扩大宣传;第二,票车后挂有货车,可以搞到枪和其他物资支援山里部队;第三,车上只有少量押车的敌兵,对付得了,比较容易成功。他们的具体计划是:挑选12名精明强干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混到列车上,盯住敌人;洪振海与当过火车司机的队员曹德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王志胜带12名会登车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伺机配合车上行动;其他队员由杜季伟带领,埋伏在一个四孔桥附近接应。
星期六这天,连云港驶向济南的票车要过枣庄。傍晚,12名队员化装成工人、农民、商人等,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站上了车。晚饭时间到了,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酒、烧鸡、点心等,主动凑到押车的日军士兵身旁,请他们“共进晚餐”。日本兵以为这些乘客热情“慰劳太君”,毫无戒备,与铁道队员一起大吃大喝起来。
列车行至枣庄站西的时候,隐蔽在道旁树丛中的洪振海和曹德清,分别从两侧敏捷地跃上了车头。洪振海用短枪打死日军司机,捆了司炉(中国人),曹德清驾驶着列车,加快速度向前开进,快到四孔桥了,车速放慢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12名队员,在王志胜指挥下,熟练地跃上了列车。
洪振海看到王志胜带领的队员都上来了,便令曹德清猛然拉响汽笛。潜伏在各车厢的队员,听到信号,亮出武器、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车上20多个日军官兵全被消灭。
这次战斗,缴获8万多块钱,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一门,机枪一挺。铁道队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都上缴给了支队。
八路军袭击票车的消息很快传到津浦线上的徐州、济南等地。枣庄之敌急向进至山区“扫荡”的长官呼救。两天之后,进到山区“扫荡”的敌人仓皇地撤回部分兵力。
在枣庄火车站南侧,有一个日军开设的国际公司,当地群众都叫它“洋行”。这个洋行名义上是经营日货的商行,实际上是搞情报的特务机关。除掉它,就等于挖掉敌人的眼睛。洪振海与王志胜为了搞枪,决定偷袭洋行,打死、打伤洋行的3名日本“掌柜”。从那以后,敌人增兵加哨,并在洋行四周院墙上架了电网,不准中国老百姓随便进去。
1940年秋,铁道队奉命与活跃在临城南北的另外两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被任命为大队长。他同大队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密切配合,指挥游击健儿同日伪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位于津浦线与临枣线接点的临城火车站,是日军的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活动的重要据点。伪军阎成田团的两个营和特务队也驻在临城附近的古井村。日伪军对铁道游击大队活动地区接连进行“扫荡”和“清剿”。铁道游击大队决定给敌人点厉害尝尝,教训他们一下。
10月的一个夜晚,洪振海、杜季伟带领化装成伪军巡逻队的20多名队员,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城火车站。在内线接应下,他们顺利地越过封锁沟,进入站内。站台上的伪军哨兵以为是自己的巡逻队来了,向走在前头的“长官”敬礼。洪振海用匕首刺死敌哨兵,指挥队员迅速封锁道口,密切注视车站东侧日军兵营及碉堡内敌人的动静。
王志胜、刘金山摸进站房,击毙日本特务队长高岗。这时,车站东侧的日本兵营内,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洪振海为策应车站杀敌而采取的迷惑敌人的行动。王志胜、刘金山等干掉站房内的敌人后,扛起室内的两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安全撤出站外。在撤出车站的途中,队员曹德清按照队长的吩咐,把一顶印有伪军阎成田团番号的帽子丢在路旁。
高岗被除掉,日军如丧考妣。第二天上午,从济南来了一位日军少将验尸,勘察现场。他们在车站戒严3天,全面搜查,结果除了铁道游击大队丢下的伪军帽子外,什么线索也没查到。那个少将大发雷霆,认为此地外人难以进入,肯定是内部搞的。于是,便以那顶伪军帽子为据,一怒之下收缴了阎团和伪警务段人员的枪支,把团长阎成田及副团长、参谋长等人,捆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活活捅死,并将他们手下的300多名伪军押解下了矿井。
半月之后,日军的一个头目从八路军的宣传中得知,高岗是铁道游击大队杀掉的,气得暴跳如雷,顿足大骂“飞虎队(指铁道游击队)狡猾”。
在日军“扫荡”的枪炮声中,1941年的冬天降临到草木凋零的鲁南大地上。
正在微山湖组织铁道游击大队休整的洪振海与杜季伟,接受了一项事关重大的紧急任务。这天,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对他俩说:“今年鬼子对山区的秋季‘扫荡’很残酷。前几天,咱们军区的被服厂突然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大部分冬服被鬼子抢走或烧毁,纺纱车、织布机也被砸烂烧焦。现在已进入冬季,希望你们从鬼子那里搞一部分布匹,以解燃眉之急。”
不几日,铁道游击队通过内线得到情报,说有一列从青岛开出的票车挂有两节装布匹的车厢,当天要路过沙沟站继续南运,但到站时间是白天。
白天截车目标太大,洪振海让王志胜找车务段内线人员张云骥商量,想办法把列车到达沙沟站的时间推迟到晚上。张云骥按照铁道游击大队的意图,赶到沙沟站北段的胜县,将沙子放在列车的油壶里,车开出不久,轴瓦起火,不得不在临城停修,直到晚上 10点多钟才修好。
这天晚上,由杜季伟组织动员的近千名群众,集中到沙沟站以南的黄庄一带。当列车运行到姬庄以西拐弯处时,张云骥同曹德清准时拔掉了风管和插销,使两节装布的车厢脱钩,在沙沟站以南的塘湖附近停了下来。敌人毫无察觉,列车继续向前运行。 还没等装布车厢停稳,洪振海、王志胜便指挥队员撬开车门,将大捆大捆的布匹撂下来。杜季伟带领群众跟上来,大家争分夺秒,有的背,有的扛,有的抬,有的推,霎那间,从黄庄到微山湖畔,形成了一条运布的长龙。这时,由微山湖大队及区委动员来的上百只渔船在湖边,等待布匹上船。
快要卸完布匹时,突然从南面开来一列载有日本兵的军车。洪振海立即指挥队员埋伏好,没待列车靠近,手榴弹便在车头开了花,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人。司机好像被打懵了,列车开得更快,等发现前面的运布车厢时,已来不及刹闸。车头与装布车厢相撞脱轨,列车上的日军死的死,伤的伤,顿时乱作一团。
沙沟站的日军得知丢失两节装布匹的车厢,也向机枪声响处包抄过来。
枪声越来越近,但布搬不完谁也不忍心离去,因为这是广大指战员的过冬棉装呀!说来也巧,这时突然大雾弥漫,几步之隔即看不清对面,真是“天公相助”!洪振海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故意虚张声势。他组织长短枪一齐打,造成主力部队出山的阵势。日军果真被唬住了,不敢轻易冒进。铁道游击大队掩护群众边打边撤。
这次截布战斗,共获细布1.8万余匹,日军军服800多套,还有毛毯、棉被及药品等,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和一个教导旅的冬装问题。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上,洪振海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带领队员们扒铁轨、炸桥梁、撞车头、截物资,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动脉血管上,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不得安宁。敌人对他们既恨又怕,发誓要“一网打尽”。
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由于叛徒告密,1000多名日伪军分两路突然包围了铁道游击大队驻地黄埠庄。在敌众我寡的紧急关头,洪振海奋不顾身,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队员们挥泪掩埋了自己心爱的队长。他们在新任队长刘金山和政委杜季伟的带领下,继续同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星转斗移,冬去春来。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渐渐远离我们,但英雄们的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者,革命者一起,与日月争辉,同山河共在。小说《铁道游击队》及不同版本的电影、电视作品,成了教育国人和后代最好的教科书,成为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传统经典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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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铁道游击队里刘洪是虚构人物,原型是洪振海和刘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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