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弗格森的事迹
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出版于1767 年, 当时他已经在爱丁堡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总的看来, 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社会政治理论和对商业文明的批判。关于该书的题目, “文明社会” (Civil Society) 其实也可以译作“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这里有必要从词源学上对“文明”的起源和演进作一推敲。英文的“文明”是‘civil’, 来源于从希腊文转化来的拉丁文词根“civis”, 意指公民。②中古英文中是没有“civilization”这个词的, 该词首先出现在英文中是18 世纪早期, 而且是作为法律术语出现的, 与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这一事件有较大关系。它最普通的含义是指“将英格兰习惯法纳入苏格兰市民法(公民法) ”的过程。到18 世纪中期为止, “civilization”与“civilian”一词还是同源的, 指公民或罗马法学家。18 世纪后半个世纪, 随着苏格兰高地原始公社制的崩溃, 导致苏格兰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化, 与此同时, “文明”一词也获得了它的另一个意义。1828 年的韦伯斯特《美国英语字典》中, “文明”的定义如下: “文明的行为、或文明开化的状态, 即一种举止高雅、脱离了野蛮生活的粗俗, 并且在艺术与学识上取得进步的状态。”这样, 文明获得了与“野蛮”、“不开化”相对的含义, 即得自苏格兰高地摆脱野蛮状态所取得的进步。③深受古典教育熏陶的弗格森在使用“文明”一词时, 是从古典意义上讲的,所以在弗格森那里,“文明的”即意味着政治的。
文明的批判——亚当·弗格森及其《文明社会史论》
在《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 弗格森对文明社会的批判是从对人性的解析, 对自然状态的批判和对社会冲突的解释来开始的, 这也是他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说来, 弗格森的社会政治思想受到孟德斯鸠的很大影响。④ 在《文明社会史论》的开篇, 弗格森就谈了自己对自然状态的反对看法。“自然状态”说是17 世纪近代自然法学家所倡导的一种理论, 其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的霍布士和洛克、荷兰的格老秀斯以及德国的普芬道夫。其特点是把由原子式的个人所组成的“自然状态”作为政治社会的起点, 而不认为政治社会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在自然法学者的笔下, “自然状态”是人类历史进入政治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前提, 国家和社会起源于对自然状态的放弃。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则各有不同。霍布士的自然状态是由相互野蛮争战的原子式的个人组成, 国家起源于人们将自己原有的自然权利让渡于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威权, 从而使社会结合成为可能; 洛克比霍布士更注重人的社会性, 他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也更平和; 到了卢梭那里, 崇尚自然的他更是把自然看作最高境界, 认为自然是与社会、人为相对立之物,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 都是好的, 而一到了人的手里, 就全变坏了。”⑤ 但综观对自然状态的种种论述, 可以发现自然状态是自然法学家论理的一个非历史的起点和假设, 远非“自然”。弗格森看到了这一点。首先,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展应该用经验和观察的方法历史地去对待, 从而批评了自然法学“自然状态”论的非历史性。他认为当时流行的种种关于自然状态的理论有个共同点, 就是认为这个状态和“人类以后的任何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毫无相似之处,”⑥也就是说, 自然状态说斩断了人类的初始状态和人类以后的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而这种延续性正是弗格森所注重的。第二, 弗格森对自然状态说的原子式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 认为人类不是孤立存在, 而是社会性的动物, 由人类组成的社会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他认为, “我们应当从群体中去看人类, 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群体中。个人的历史不过是作为人类所思所感的一个细枝末节而已。因而, 每一个与本问题有关的实验, 应针对整个社会, 而不是针对个人。”⑦弗格森在这里突出他的理论特色: 即强烈的整体社会观。他的这种学术眼界使他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所推崇; 另一方面, 他这种对社会整体的把握, 也是对启蒙时代流行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的突破, 展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三, 弗格森认为自然状态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它“就在此处”, 一切无不自然。他反驳自然法学理论说, “不能说人类开始向前发展时, 就放弃了自然状态,”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由远古以来通过多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慢慢得来的, 而这个过程中, 人类的自然天赋未发生变化, 只是经验的积累使一代人比另一代人对天赋的运用更加完善罢了。
在反驳了自然状态说以后, 弗格森通过对人性的分析, 提出了自己对于国家、政府和社会形态起源的看法。弗格森在论述人的天性时, 非常注重人的社会性, 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 就是“人生于社会, 存在于社会”。弗格森认为人具有三种天性, 即自我保存的天性、联盟的天性和争斗、分歧的天性, 三者相辅相成, 互为辩证。一方面, 无论在何处, 人类总是划区而居, 占地为营, 他们或以部落、或以社区、民族、国家为界限, 以示与他人的区别。在联盟内部, 人们表现出自己好交朋识友、结党成群的天性, 这种天性可以解释原始部落民对自己集体的忠诚和热爱, 也可以解释近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集体主义情绪。弗格森认为, 这种情感由于来自人类的天性, 往往与物质利益关系不大, 面临危难只能使之更加炽烈。另一方面, 人类还具有争斗、分歧的天性。这种天性的假设在弗格森的政治理论中是很重要的前提。与人类发自联盟天性的对本集体的爱相对的, 是对他人的集体的同样强烈的恨。人类的纷争不仅来自现实利益和环境的驱使, 还来自于人类本性中“敌意的种子”。⑧在这里弗格森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做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冲突和纷争很多并非源于物质利益的冲突, 而是源于人们天性中对异己的群体的敌意。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听听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莱茵河、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农民们发表他们的偏见, 宣泄他们的民族情绪吧,”⑨
也就是说, 这种情感是非理性的, 与利益冲突无关。但是, 弗格森对人类这种好战和喜对抗的天性并不持否定态度, 他认为这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后果, 从个人层面看, 正是人类在运用这种天性的过程中, 人类一些最值得称道的品质得以呈现, 比如胸怀宽广和自我牺牲精神, 它为人类提供了发挥自己最大能力的场所, “一个没和其他人争斗过的人, 对人类一半的情感就一无所知”;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去看, 文明社会和政府本身就起源于不同群体间的战争或竞争, “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战争, 文明社会本来都找不到成立的形式和目标。”lu “公共防务的需求衍生了许多政府部门, 仁人智士在指挥国家军队时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lv 由此, 弗格森提出了他的社会冲突论和社会行动无意后果说。弗格森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以古代斯巴达和古罗马共和国为典范的, 由此可见他对尚武精神的提倡, 这也体现在他对社会演进机制的设想上。他认为, 社会冲突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也是文明保持蓬勃朝气、政治自由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他甚至认为, 由于国家间的相互对抗而设的种种机构构成了人类所从事的大部分职业, 同时也为人类发挥最大的、最具进步性的作用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冲突主要表现国家之间的战争和竞争以及国内的党派纷争。弗格森的冲突论与他的政治自由观是相联系的, 自由正是在不同阶层和不同党派的纷争中得以保存的。“要赋予群体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 只要群体成员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可能就足够了。”lw“自由是由于多数人持续的分歧和对抗而得以维护的, 而不是靠他们支持公正政府的一致热情来维护的。因此, 自由国家中最明智的法律可能不是依据任何一个阶层的人们的利益和精神而定的, 它们的提出、否决、修订都好似由不同的人来进行的, 最终这些法律成了表达对立党派相互强迫对方接受的折中混合的意见。”lx 在论述政治自由时, 弗格森表现出强烈的制衡思想, 这里体出了孟德斯鸠对他的影响。他列举了几种失去政治自由的可能性: 个别阶层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会导致暴政; 君主权力不受制约会导致专制(despotism) ; 贵族和神职人员专权会导致贵族专政; 民众的权力不受约束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因此, 只有各方面的政治力量互相约束、互相制衡, 把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调和, 政治自由才会得以保存。
法国启蒙思想家热衷于为社会做一个理性的设计, 这正是他们为后人所批评的地方。其实, 同时代的苏格兰思想家早就阐述了不同的看法。弗格森是苏格兰思想的“社会行动无意后果论”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关于社会的变迁机制, 弗格森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伏尔泰和休谟等人对于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 他认为即使最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有着退回到野蛮的专制主义的危险, 而这种专制主义是比淳朴而平均主义的野蛮社会还要可鄙的一个阶段; 弗格森也不同于后来的黑格尔和马克思, 他不关心去展现人类如何沿既定路线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程。他不是历史决定论者, 他心目中的好政体不是一个人为的理论构建, 而是不完美的现实: 是斯巴达、古罗马或当时的大不列颠王国都曾经或正在体会到的一种政体, 这种政体的产生不是来自哲学的思辨, 而是来自历史的发展, 它的保持靠的是公民的警觉心, 而不是纯粹的对法律的依赖。一个好的公民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内心不安定, 一个强健的政体也要合适的保持一定程度的骚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