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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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
201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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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掌管天官的职务，不理民政。有个儿子名迁。　　迁生在龙门，在河的北面、山的南面一个耕牧之家生活，十岁就诵读古籍。二十岁往南方游历长江、淮河一带，上会稽山，寻访禹穴、视察九疑山，渡过沅水、湘水；再往北方渡过汶水、泗水，在齐国、鲁国的都城讲学，参观孔子的故迹，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在鄱县、薛县、彭城遇到困难，经过梁国、楚国返回。返回后，迁做了郎中，奉汉朝使命往西征讨巴、蜀以南地区，向南经略邛、筰、昆明等地，才回京汇报。　　这一年皇帝开始搞汉朝的封禅大典，而太史公停留在洛阳，不能参加这件事，所以发愤将死。他的儿子迁恰好完成使命返回，在河、洛地区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迁手低声哭道：“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追溯远古在虞夏之世曾功名显赫，掌管天官的事。后世中途衰微，完结在我身上吗？你如果能做太史，就可以继承祖业了。现在皇帝承千年以来的大统，到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是命运吧，命中注定吧！我死了，你必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打算的著作啊。况且所谓孝道，从侍奉双亲开始，其次是臣事君主，最终是树立声名。扬名于后世，使父母分享光荣，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方面。　　天下人都颂扬周公，说他能发扬文王、武王的道德，宣扬周公、邵公的风教，表现太王、王季的思想，再上承公刘，这样尊崇始祖后稷。　　幽王、厉王之后，王道丧失了，礼乐衰微了，而孔子修复旧业，整理《诗》《书》，著作《春秋》，使学者到现在还视为榜样。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互相兼并，战事不休，历史记载无人过问。现在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辈出，我做太史而不予以记载，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很惶恐不安，你多加考虑吧！”迁低头流泪，说：“小儿虽然不才，情愿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缺略。”太史公（谈）死了三年，司马迁就做了太史令，开始研究国家的藏书和档案。过了五年就是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汉朝修改了历法，在明堂宣布，诸侯遵照新的太初历。　　太史公（迁）说：“先父说过：‘从周公去世五百年后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现在又是五百年了，有人能继承往昔圣世的事业，整理《易传》，上接《春秋》，吸取《诗》、《书》、《礼》、《乐》的精华吗？’用意在此吧！用意在此吧！我怎敢推让这个历史重任呢。”　　上大夫壶遂问：“以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的呀？”太史公答：“我听董仲舒先生说过：‘周朝统治衰落以后，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被诸侯所忌恨，被大夫所排挤。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道术无法实行，就在《春秋》中评论历史是非，为天下定出标准，批评帝王，指斥诸侯，诛讨大夫，目的在达成王道而已。’孔子说：‘我如果只是作义理的说教，还不如通过讲述历史事实更能深刻地表达观点。’《春秋》一书，从思想高度来说，表明了三王之道，就一般内容而言，分辨了人事的纪纲，分别嫌疑，明确是非，排除犹豫，奖善惩恶，尊贤退不才，保存已经灭亡的国家，继续已经绝世的后嗣，补救偏弊，振作废业，这些都是王道最重要的内容。《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的道理；《礼》整顿人伦，所以长于行为的规范；《书》记载先王事实，所以长于政治的宣传；《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长于讽喻的内容；《乐》在于自立其乐，所以长于和乐的主题；《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处理人事的原则。因此可以说，《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启发人的和乐，《书》用来记述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发挥道义。拨乱世归于大治，只有依赖《春秋》最合适。《春秋》文字只几万，要旨有几千。一切事物都综合于《春秋》。《春秋》之中，被弑的君主三十六人，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流亡不能保有其国家的很多很多。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都在于抛弃了根本。所以《易》说‘有一点过失，就会产生巨大的差错’。所以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长久地酝酿发展起来的’。所以国家的君主不可以不知《春秋》，如果不知，站在前面的谗邪小人就不能看清，跟在后面的乱臣贼子就不能察觉。做臣下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如果不知，就会遇到常事不能适当处理，遇到事变不能随机应变。做君主的做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大义，一定蒙受罪魁的恶名。做臣下的做儿子的如果不通晓大义，一定落入篡弑的法网，蒙受死罪的声名。实际上都以为做得很对，做了又不知是不是符合大义，受到舆论谴责便咎无可辞。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产生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情况。君不像君就会有人犯上，臣不像臣就会身遭诛杀，父不像父就没有恩情，子不像子就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拿天下最大的过错戴在头上，只能承受而没法推辞。所以《春秋》这部经典，确是礼义的大宗。礼可以预先禁止事故发生，法是施行于事情发生之后；以法制裁的事情容易看到，以礼禁止的事故不易察觉。”　　壶遂再问：“孔子的时代，在上没有圣明的君主，他自己又不被任用，所以作《春秋》，流传史文以判断礼义，当作王者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面有了明君，您自己又在朝廷供职，国家万事俱备，上下各得其所，先生所论述的，打算说明什么？”　　太史公回答：“很对，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正厚重，作《易》八卦。尧舜的盛德，《尚书》予以记载，后世制礼作乐予以表扬。汤王、武王的丰功，诗人予以歌颂。《春秋》褒善贬恶，推考三代的美德，赞扬周代，不仅专事讽刺讥弹而已。’汉朝建国以来，到了当今圣明的皇帝，获得祥瑞的征兆，进行封禅大典，修改历法，更换服饰的颜色，承受天命，恩德无边无际，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经过几重翻译叩关前来朝贡的，多得无法说清楚。臣下百官尽力颂扬皇帝的大德，总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况且贤能之士而不被任用，这是掌国家权力者的耻辱；主上英明圣智而大德没有广泛宣传，这是主管官吏的过错。何况我是个太史令，抛开明圣盛德不进行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进行传述，忘却先人的遗嘱，罪责再大不过了。我只是所谓叙述故事，整理世代的传授，并不是所谓创作，而您拿来比做《春秋》，就错了。”　　于是开始撰写史文。过了七年，太史公遭到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牢。叹息着说：“是我的罪孽啊！是我的罪孽啊！身体毁坏而不可用了。”又冷静地深思，说：“《诗》《书》言简义深，是想表达它们一定的思想。从前西伯被囚在羑里，推衍《周易》；孔子厄困于陈蔡，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于外，著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编了《国语》；孙子受了膑刑，写了兵书；吕不韦流放蜀地，传下了《吕氏春秋》；韩非囚禁于秦国，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是先圣先贤发愤创作的结晶。这些人都是内心积愤无处发泄，所以才叙述往事，启示未来的人。”于是就叙述唐尧以来，直到麟止；实际上从黄帝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