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究竟是怎么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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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9 · 光怪陆离,荧惑守心,历史风云,说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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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怎样打仗的来源:长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和民间说唱艺术中,对于中国古代战争的描述都是“兵对兵,将对将”,双方排开阵势,扎关键词: 怎样 古人 骑兵 一个 匈奴 没有 战争 蒙古 战车 因为 长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和民间说唱艺术中,对于中国古代战争的描述都是“兵对兵,将对将”,双方排开阵势,扎住阵脚之后,双方领兵大将出到阵前,互通姓名之后,开始撕杀,三五个回合,一将战败,或杀或擒或逃,得胜一方的士兵趁势而上,一阵掩杀,失败一方溃退三十里,仗就打完了。这种茶馆版的战争历史的描述方法,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绝对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历史上有关战争的著述很多,什么孙子兵法六韬三略,洋洋洒洒地着实不少,但是基本上都是着眼于战争谋略的阐述,也就是在战略和战役层面上做文章,对于具体战斗的细节,如阵势的排列、兵种的配合、武器的运用、营垒的建筑、后勤的保障等,论述的很少。例外的可能只有明朝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让后人能够有机会直观地一窥古代战争的具体战斗过程。 一 先秦时代的古老车战 上古时代,部落之间常常因为争夺资源而起冲突,就象中国近代农村为了争抢水源而引发的村落械斗一般,男性的青壮年们手持木棍石头,蜂拥而上,一通招呼,没有阵势,没有主将,完全是动物之间原始本能的血腥展现。 传说中的黄帝大战蚩尤,大概也是属于这种部落大战,顶多是规模够大,影响够深,从此中原地带非华夏文明部落就不能有系统地抵抗华夏文明的扩张。 这种暴徒似的部落械斗一直持续到国家和城邦的建立,准确地说,从商朝开始,群殴似的战争模式转变为车战模式。《吕氏春秋》记载夏朝末年,商汤与夏人战于戉邑,已经有小规模的车战,但是目前只有商朝的战车实物出土。 战车大致宽150厘米长100厘米,单辕,每车驾两匹或四匹马,中间的两匹称“两服”,外侧的两匹称“两骖”,合称为“驷”。四匹马拉的车当然比两匹马的快,这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成语的来历。 战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也就是老大;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自卫的短剑,轮到他动手的时候,估计已经是车翻人亡的时候了。每乘战车除车上的3名甲士以外,还隶属有一定数目的步卒,在车后跟随,共同组成当时军队的一个基本编制单位,称为一乘。 车战的战斗场面通常是这样的,双方相约一个平坦开阔的地点作为战场,届时前往战场准备开打。约定而战不是说笑,而是当时作战双方不得不遵循一种作战模式,因为战车对于地形的要求很高,不够平坦不够开阔都不行,不然,没等开打,已经人仰马翻了。两军对垒,双方排开阵势:一字横列,左右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以便在两军相向冲锋的时候,给对方冲过来的战车留出通道,不然,双方的战车迎面相撞,这个仗也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如果,战车的数目够多,就排列成前后两排或者多排,以增强冲击力和持久力。 战斗开始,双方擂鼓相向而行,鼓声的作用除了鼓舞士气之外,还有调节步伐的作用,因为保持一个完整的队形对于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甚至是双方能够正常开战的必要条件。这样,战车的速度不能太快,时快时慢。三鼓而竭的故事中,曹刿在敌军退却的时候,要察看对方车辙的痕迹是否紊乱,就是这个道理,败军之敌就顾不上阵形配合了。随着双方的逐渐接近,车左开始放箭,争取在双方进入直接格斗之前,给予对方以最大的杀伤。 在双方战车接近到一定程度,车右持戈或矛横击竖刺对方的马或人,试情况而定,车左也可能放下弓箭而加入战团。因为双方相向错过的时间很短暂,一般来说,戈的横击要比矛的竖刺的效率来的高,这也是为什么在先秦时代,戈一直是长兵器中的主战武器。战斗中,如果能形成左右两车共同夹击敌方一车的情形,那么己方的赢面就会大很多。另外,战斗的时候,基本上是车兵对车兵,徒兵对徒兵,也就是兵对兵,将对将,其原因不外是车兵居高临下,防护程度高,远射近战,其战力远远高于临时由农民、奴隶和工匠中征召的徒兵,徒兵攻击车兵是找死,车兵打徒兵是浪费军力,于是战斗基本上是在同级别之间进行。当然,如果车兵落败,人仰马翻之际,徒兵也不会防过机会。 等双方透阵而过,疾驶中的战车慢慢兜上一个大圈,转回来,重新排好阵势,双方再来第二轮,周而复始,一直到其中一方垮掉。胜利一方通常不会穷追不舍,因为快速追击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一不小心翻了车,损失没准比对方还大。再说,即使追上了,那个地点也不一定具有作战的条件。 因此,车战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重信义和承诺。 为什么是车战而不是其它的战争模式取代了最初的群殴模式呢? 这个恐怕是与商周时代的社会生活形态有关。 夏末商初,中国出现国家形态,封建领主、部落首领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城邦,社会开始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生产力大大提高,产品剩余,阶级分化,有闲阶层出现。相应地,与上层阶级相关的生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出外乘车。车辆作为当时手工业的最大成就,其生产和维护费用是非常高的,非上层社会不能拥有,因此,出有车,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因此,春秋时代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才会这样索要生活待遇:“长铗归来乎?出无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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