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怎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Answer 1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概念是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满足当代人特别是穷人的需求，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二是今天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这一定义包含的思想原则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和运用。

可持续发展就是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三方面的协调统一，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益、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可持续发展虽然起源于环境保护问题，但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它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

可持续经济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做到了可持续经济，就能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降低环境成本，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达到可持续生态。生态可持续发展同样强调环境保护，但不同于以往将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对立的做法。可持续发展要求通过转换发展模式，从人类发展的源头、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发展的本质应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类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要人类放弃高科技和现代化，再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中去。这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总之，在可持续发展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

可持续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先后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在这之后的100多年中，人类创造了比人类有史以来的创造还要多的物质财富，人类被一种假象所迷惑：似乎自然环境可以向人类提供无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人类可以随意支配和利用自然资源与环境，人类对环境无需承担责任，无需管理，只需索取和改造。在这段时间内，人类开始大规模改变环境的组成和结构，改变环境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系统；也开始大规模无限制地开发自然资源，同时向环境排入一些原来自然界所没有的化学合成物质。这使得人类在享受现代工业化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开始遭受到环境的报复。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举世闻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是最好不过的证明。

人类已开始认识到：人和自然是有机整体，人类任何作用于自然的行动都会引起自然的反响。虽然支配经济活动的是经济规律，但绝不能违反自然规律，不能不考虑经济活动将给自然造成的后果。人和自然的关系已不是谁主宰谁的主仆关系了，如果人类奴役自然，得到的将是加倍的惩罚。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是人类开始关心环境问题的标志，也是人类开始重新认识人与环境关系的起点，自此后，第一次环境革命便首先在工业发达国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如果将今天的时代称为“环境时代”的话，那么斯德哥尔摩会议可以说就是环境时代的最重要的里程碑。

同年，《增长的极限》发表。该报告虽然有些不足，但它尖锐地指出了地球潜在的危机及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使得人们对发展过程中的人与自然的不协调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的环境运动，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和自问题：人类的发展能否继续下去?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否是可持续的?我们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去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术语而第一次明确地阐述是在1980年《世界资源保护》大纲中，它改变了过去就保护论保护的做法，而是把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发展经济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保护性地合理利用生物圈。两者结合的目的是既要使目前这一代人得到最大的持久性利益，又要保持其潜力，以满足后代的需要和愿望。这一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奠定了基本的轮廓。此后，可持续发展就常见于众多的国际性讨论中了。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坏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贯穿了整个报告，它对当前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并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就像狂飙一样席卷全球，并成为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理论基调。这是人类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盛况空前。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文件，特别是《21世纪议程》，它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就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产方式、立法、国际贸易、公众参与(特别是妇女、青年和社区群众)，以及加强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在许多重要行动领域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