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柏拉图对人性善恶的看法

Answer 1

柏拉图是古代、中古和近现代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继承和发扬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又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柏拉图思想中最有影响的是其哲学思想，即《国家篇》和《法律篇》，他对教育的贡献至今仍熠熠生辉。但也有局限性和保守性。柏拉图重视教育的作用，其教育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他提倡公共学前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忽视了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发展，显而易见，其思想观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自然而然柏拉图关于人性论的界定也是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

柏拉图的教育观点与人性论观点紧密结合。他认为上帝把人分为金质、银质和铁质三等。据遗传因素与社会制度决定，奴隶社会中阶级统治具有合理性，可以说教育最终目的是人身上难以调和的东西——野兽性与天使性的统一。使人既不成为一头驯顺的绵羊，也不成为一头贪婪的狼。因此，教育不是广义意义上所说的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活动，而是阶级统治不可调和的工具的合理内核。在种种情况下，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

柏拉图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的理性是人类灵魂的起源，人除了理性以外还有感觉、激情、欲望，导致人的灵魂中的理性的纯洁度较差，属于第二、第三等的理性。理智是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激情是理智的盟友，欲望是物欲骚动，三者和平共处就构成和谐的旋律，他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行其是，是人性善的具体表现，体现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与探讨对人性的塑造。反之，则是人性恶。

Answer 2

柏拉图在其对话录《理想国》的第七卷中，提出了一个“洞穴”的隐喻。关于这个隐喻，小编有如下思考：

对“洞穴理论”的理解：

这个隐喻的本体简单概括成如下图示：

影像——洞外的人与手偶——火光囚徒

可见，囚徒处在整个过程的最末端和最底部，他们只是任人愚弄的对象。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们是有思考的能力的，但悲哀的是他们所能够认知的并不是真正的最高的存在，而是经过加工演变形成的影像，于是他们便把这影像当成了真实。在洞穴中，被绑缚的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洞外的人的行为，更不可能认识作为一切的起点与终极的火光。他们能够感知到的关于火光的有且只有洞壁上的影像。

柏拉图的这个隐喻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脱离桎梏的人历经艰难见到了火光，而此时的他已经与原来的群体——洞穴中的囚徒——格格不入了，在旧友中，他已经是一个不能被接纳甚至要被杀掉的另类。

柏拉图在解释这一隐喻时说：“……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整个儿地应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去哲学论文，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了我的这一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这只有神知道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柏拉图把“善的理念”作为一种本源，就像火光（用来喻太阳）对于囚徒一样，它是人赖以走进理想国的终极理念。对于“善的理念”，柏拉图解释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要摆脱现实的可知世界的愚弄，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就必须摆脱桎梏，向“善的理念”靠近，这是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的隐喻中得到的结论。

关于“洞穴理论”的一点思考：

在这里，小编想把这个隐喻做如此理解：

所谓“善的理念”是柏拉图赋予“火光”这一符号的所指。而真正决定着人的理性和人对“可知世界”的认识的，应该是人性本身。其实套用“洞穴理论”的形式我们可以生动地解释这一观点。“火光”即为人性，摆弄手偶的人便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左右着“可知世界”的表现形式，洞壁上的影像则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现实存在，洞穴中的囚徒无疑是被现实愚化并玩弄着的人们。

被柏拉图比喻成“善的理念”的火光，在小编的理解中被比喻成了人的本性，即人性。人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的源泉。而人性的核心是欲望。

人的历史其实就是欲望的历史。作为人的两种原欲哲学论文，生存的欲求与性的欲求成为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人性是人存在与发展的核心，善与恶是人性的两个方面，既是相反的两极，又是相融的统一体，它们对立统一地存在着，共同构成人性的全部。只有它们共同存在，人性才不会枯竭，人才能够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们的相反作用力同时为对方提供了无限发展的势能。可简单图解为：

恶←人（人性=善+恶）→善

如前所说，人性是人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而欲望是人发展的不竭动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性的表现形式即为对欲望的追求。而欲望亦可分善欲和恶欲。（至于人的两种原欲是善是恶，至今我无法定论。）

纵观西方文学史，（西方人的祖先是“正常的儿童”，所以西方文学是考察人性发展的可靠依据）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和史诗（希腊神话和史诗永远是令人感念的“人”的颂歌，她是人性的“原是共产主义”），到中世纪的城市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由于教会文学为政治的延伸，所以暂可不做考据；在但丁的《神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钳制最严酷的时代，人的欲望仍然在黑暗中歌唱着，即使歌声有些许飘渺），到文艺复兴的诗歌、小说、戏剧等创作（莎士比亚的戏剧表现的就是人的宇宙般浩瀚、深邃的心灵，这是人欲的最高级的、最深层次的表现），乃至古典主义戏剧（虽然古典主义创作在形式上受“三一律”的严格制约，但诸如莫里哀等人的戏剧仍然表现出了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到启蒙主义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的创作（在经历了莎翁“存在还是消亡”的考问而未解之后，歌德又提出了“上升还是下降”的命题，一直到后来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鲜活的人的形象雀跃在文学的舞台，作用于人的心灵。他们所表现的，就是或善或恶的欲望?

文学是心灵的历史，心灵即为人性所居的地方。而既然文学的发展历程又成为人的欲望的发展历程，则印证了欲望即是人性的存在与表现方式。

综上所述，以欲望为核心的人性才是人的最高真实与最终极的理念。柏拉图也无法回避人性中善恶并存的现实。他在对“洞穴理论”的进一步阐释中提到：“……假设这种灵魂的这一部分从小就以得到锤炼，已经因此如同释去了重负，——这种重负是这个变化世界里所本有的，是拖住人们灵魂的视力使它只能看见下面事物的那些感官的纵欲如贪食之类所缠在人们身上的。——假设重负已经释，这同一些人的灵魂的同一部分被扭向了真理，他们看真理就会有同样敏锐的视力，像在观看他们面向的事物时那样。”

由此可见，柏拉图在确立“善的理念”的存在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灵魂中的“恶”的存在。人性由此成为善恶交融，并相互作用着的抽象存在。

总结起来说，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把“善的理念”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动力和终极，是他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把理式作为最高存在，把“善的理念”作为建立“理想国”的基础与目标，在他生活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值得令人欢呼的伟大创举。但今天我们必须认知到他的局限，更全面和准确的阐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终极意义，那就是人性的存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