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其局限性
由于农业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最为商品中的大宗。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清朝也曾铸造铜钱，并在云南等地大力开采铜矿，但仍不能完全解决币材问题，同时用银之势也已不可遏止，因此在流通领域仍然是“用银为本，用钱为末”。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入清后继续为政府和皇室经营专卖物资，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清朝广东的“行商”（又称“十三行”）则是在清廷外贸政策背景之下新兴的商帮，通过代替政府经营对外贸易赚取了巨额利润。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清朝前期，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发展进程稍晚的近代大都市上海和天津，基本也属于同类性质。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一个个地区贸易网络就这样逐步形成。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在清朝前期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一旦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仍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结构虽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本身也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户作为剩余产品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在其总产品中所占份额很小。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其剩余产品总量大大超出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总量，因此农民实际上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以织助耕，以副养农，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缓慢的提高，但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就严重限制了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生产的扩大。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他们往往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贷者的身份，其相当一部分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或交结官府谋求特权保护，并未真正投入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明显的约束和限制，在总体方针上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证），营业须有市籍，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方便。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政策，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此类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清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上的冲击。
明清时期（1368-191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人口、城市化、金融体系、科技进步等多个领域表现突出。然而，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存在诸多局限性，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国家统治的衰落。
一、明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其局限性
A.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1. 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农业政策的实施：
均田制与屯田制：明初推行均田制，合理分配土地，确保农民有足够的耕地。同时，实行屯田制，将军队与农业结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
黄册制：通过详细的土地和人口登记，优化税收体系，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
农田水利建设：
灌溉工程：大规模修建和修复灌溉系统，如京杭大运河的维护和扩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作物产量。
治水措施：有效控制洪水和水患，保障农业生产的安全，提高抗灾能力。
农业技术的进步：
耕作技术：推广轮作制度、使用铁犁等新型农具，提高耕作效率和土地利用率。
种植技术：引进和推广优良种子，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2. 手工业与制造业的繁荣
纺织业：
丝绸业：江南地区如苏州、杭州成为中国丝绸生产的中心。苏州丝织业以精细著称，生产的绸缎、锦缎远销国内外，满足上层社会和海外市场需求。
棉织业：明朝中叶棉织业得到极大发展，尤其在浙江、江西等地。棉纺织品因价格相对低廉，广泛应用于民间，推动手工业的普及和商业市场的扩展。
技术创新：纺织技术不断进步，引入新的纺织机具，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陶瓷业：
景德镇瓷器：景德镇成为世界著名的瓷器生产中心。青花瓷、五彩瓷等高质量瓷器大量生产，满足国内需求并远销海外，成为重要出口商品。
工艺创新：景德镇工匠在釉色、造型和装饰技法上不断创新，提升瓷器的艺术价值和实用性，推动陶瓷业的持续发展。
冶铁与造船：
冶铁技术：推广先进冶铁技术，提升铁器生产能力，满足农业和手工业的需求。
造船业：南方尤其是福建、浙江地区造船业高度发达。大型船只的建造不仅满足国内运输需求，还为郑和下西洋等海外航行提供技术支持。
3. 商业与贸易的兴盛
内贸的发展：
市场经济：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城市市场繁荣，出现大量商业城镇和繁华的市场区域。
商人阶层：商人阶层迅速崛起，形成“茶盐商人”、“丝绸商人”等重要商业群体，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对外贸易的扩展：
郑和下西洋：明成祖（永乐帝）时期，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建立与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的友好关系，促进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明朝后期实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私自出海，但官方渠道如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对外贸易依然活跃，推动商品和文化的双向流动。
陆上丝绸之路的延续：
茶马古道：通过茶马古道，茶叶与马匹等商品在西南与内地之间流通，促进区域经济的互补与合作，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
4. 货币体系与金融发展的完善
银本位经济的确立：
白银的流通：明朝中叶，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尤其通过对外贸易大量引入白银，促进国内经济繁荣和商品交换便利化。
银的依赖与影响：银本位经济促进贸易繁荣，但也使经济体系对白银高度依赖，银价波动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增加经济体系脆弱性。
金融工具的创新：
票号的出现：清朝时期（继明末的金融发展趋势），票号作为早期银行形式出现，促进商业信用的发展，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转账系统，方便商业交易。
纸币与金融机构：推广纸币使用和发展金融机构，提升金融体系效率，促进商业活动便利化和经济进一步发展。
货币政策与财政管理：
海关征收：政府通过海关征收大量白银，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支持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
通货膨胀问题：白银短缺导致通货膨胀问题在明清后期逐渐显现，影响经济稳定。
5. 科技进步与工业创新
农业科技的进步：
农具改进：推广铁犁、耕牛等新型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率。
种植技术：引进玉米、高粱等新作物，丰富粮食种类，增加粮食产量，满足人口增长需求。
手工业技术的创新：
纺织与陶瓷技术：纺织业和陶瓷业技术不断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造船与航运技术：造船技术发展促进内河航运和对外贸易便利化，提升经济流通能力。
印刷与传播技术的发展：
活字印刷：推广活字印刷技术，增加书籍生产和流通，促进知识传播和文化普及。
出版业的繁荣：大量书籍印刷和出版推动文化教育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质。
6. 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进程
人口激增：
人口增长：明中叶人口迅速增长，约达到1亿人，推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但也加剧土地兼并现象，农民负担沉重，社会矛盾激化。
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数量与规模：明清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大幅增加，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市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人口不断增长。
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如市场、茶楼、戏院等不断完善，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和文化娱乐水平。
市民文化：城市化促进市民文化发展，戏曲、小说、绘画等文化形式在城市中蓬勃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B. 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1. 土地兼并与农民困境
土地集中：
地主阶级通过高利贷、苛捐杂税等手段扩大土地面积，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
农民负担加重：
高额赋税和徭役使农民生活困苦，导致农民起义频发，社会矛盾激化，成为明朝统治基础削弱的重要原因。
2. 财政困境与税收问题
财政收入减少：
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债务增加，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无法有效支持军队和公共建设。
高税负压迫农民：
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加重对农民的税赋和徭役负担，增加农民经济压力，激化社会不满情绪。
3. 政治腐败与中央集权削弱
宦官专权与党争：
明朝后期宦官势力膨胀，尤其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掌握实权，政治腐败严重。东林党争频繁，朝廷内部分裂，政策难以持续和有效执行。
地方割据：
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减弱，地方官员和地主豪强势力增强，出现地方割据现象，国家统一性受损，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4. 货币体系的脆弱性
银本位经济的依赖：
明朝中后期经济高度依赖白银，白银短缺和价格波动导致经济体系脆弱，增加经济不稳定性。
通货膨胀问题：
白银短缺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经济不稳定加剧社会矛盾。
5. 社会阶层分化与不公平
贫富差距扩大：
商人和地主阶级财富迅速积累，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流动性限制：
科举制度虽提供一定社会流动机会，但实际中门阀世家和富商大贾通过各种手段垄断官职，限制下层社会流动性，加剧社会不公平。
6. 科技与教育的局限
技术创新不足：
尽管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有所进步，但整体科技创新和工业化进程缓慢，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教育内容偏重经学：
科举制度偏重儒学经典，限制了科技和实用知识的发展，制约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7. 外部威胁与殖民侵略
海盗与倭寇：
沿海地区频繁遭受海盗和倭寇侵扰，影响沿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加政府防御压力。
欧洲列强的介入：
明末通过传教士传入基督教，带来西方科技和思想，但也引发文化冲突。尽管主要的殖民侵略发生在清朝，但明末的对外贸易和交流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伏笔。
C. 综合评价
明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土地兼并、财政困境、政治腐败、货币体系脆弱、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剧社会矛盾，成为明朝衰落的内在原因。
二、清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其局限性
A.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1. 农业的发展与改进
农业技术的延续与创新：
清朝继承并发展了明朝农业技术，推广铁犁、犁耙等新型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种植技术：引进玉米、高粱等新作物，丰富粮食种类，增加粮食产量，满足人口增长需求。
农田水利建设：
灌溉工程：持续修建和维护灌溉系统，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和抗灾能力。
治水措施：有效控制洪水和水患，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手工业与制造业的发展
纺织业与陶瓷业：
纺织业：清朝纺织业依然繁荣，江南地区的丝绸和浙江的棉纺织业发展迅速，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陶瓷业：景德镇继续生产高质量瓷器，青花瓷、五彩瓷等产品远销海外，推动陶瓷产业链发展。
造船与航运业：
造船技术：清朝重视造船业发展，尤其是南方造船业，促进内河航运和对外贸易便利化。
航运网络：内河和海上航运网络进一步完善，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
3. 商业与贸易的繁荣
内贸的进一步发展：
市场经济：商业活动更加繁荣，市井文化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高度发达。
商人阶层：商人阶层地位提升，形成复杂的商业网络和市场体系，推动经济活力。
对外贸易的变化：
海禁政策的调整：清朝实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私自出海，但通过官方渠道如广州“一口通商”港口对外贸易仍然活跃，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鸦片贸易的兴起：鸦片贸易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加剧国家财政危机，最终导致鸦片战争。
陆上丝绸之路的延续：
茶马古道：通过茶马古道促进西南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4. 货币体系与金融发展的完善
银本位经济的深化：
白银流通：清朝经济高度依赖白银，特别是通过对外贸易大量引入白银，促进国内经济繁荣。
银价波动影响：经济体系对白银依赖性增强，银价波动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增加经济脆弱性。
金融工具的创新：
票号的进一步完善：清朝票号体系完善，成为重要金融机构，促进商业信用和货币流通，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纸币与金融机构：推广纸币使用和发展金融机构，提升金融体系效率，促进商业活动便利化。
货币政策与财政管理：
海关征收：通过海关征收大量白银，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支持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
通货膨胀问题：白银短缺和经济高度依赖白银导致通货膨胀问题，影响经济稳定。
5. 科技进步与工业创新
农业科技的进步：
农具改进：推广铁犁、犁耙等新型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率。
种植技术：引进玉米、高粱等新作物，增加粮食产量，满足人口增长需求。
手工业技术的创新：
纺织与陶瓷技术：纺织业和陶瓷业技术不断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造船与航运技术：造船技术发展促进内河航运和对外贸易便利化，提升经济流通能力。
印刷与传播技术的发展：
活字印刷：推广活字印刷技术，增加书籍生产和流通，促进知识传播和文化普及。
出版业的繁荣：大量书籍印刷和出版推动文化教育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质。
6. 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进程
人口激增：
人口增长：清朝中期人口达到约2亿人，推动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但也加剧土地资源紧张。
人口压力：人口增长加剧土地兼并现象，农民负担沉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增加社会压力和矛盾。
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数量与规模：清朝城市数量和规模持续增加，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人口不断增长。
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如市场、茶楼、戏院等不断完善，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和文化娱乐水平。
市民文化：城市化促进市民文化发展，戏曲、小说、绘画等文化形式在城市中蓬勃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B. 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1. 土地兼并与农民困境
土地集中：
地主阶级通过高利贷、苛捐杂税等手段扩大土地面积，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
农民负担加重：
高额赋税和徭役使农民生活困苦，导致农民起义频发，社会矛盾激化，成为清朝统治基础削弱的重要原因。
2. 财政困境与税收问题
财政收入减少：
连年战争、自然灾害和鸦片战争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债务增加，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无法有效支持军队和公共建设。
高税负压迫农民：
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加重对农民的税赋和徭役负担，增加农民经济压力，激化社会不满情绪。
3. 政治腐败与中央集权削弱
宦官专权与党争：
清朝后期宦官势力膨胀，尤其在乾隆晚期和嘉庆时期，政治腐败严重，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频繁，削弱中央集权。
地方割据：
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减弱，地方官员和地主豪强势力增强，出现地方割据现象，国家统一性受损，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4. 货币体系的脆弱性
银本位经济的依赖：
清朝经济高度依赖白银，白银短缺和价格波动导致经济体系脆弱，增加经济不稳定性。
通货膨胀问题：
白银短缺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经济不稳定加剧社会矛盾。
5. 社会阶层分化与不公平
贫富差距扩大：
商人和地主阶级财富迅速积累，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流动性限制：
尽管科举制度提供一定社会流动机会，但实际中门阀世家和富商大贾通过各种手段垄断官职，限制下层社会流动性，加剧社会不公平。
6. 科技与教育的局限
技术创新不足：
尽管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有所进步，但整体科技创新和工业化进程缓慢，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教育内容偏重经学：
科举制度偏重儒学经典，限制科技和实用知识的发展，制约社会的创新能力。
7. 外部威胁与殖民侵略
海盗与倭寇：
沿海地区频繁遭受海盗和倭寇侵扰，影响沿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加政府防御压力。
欧洲列强的介入：
清朝中后期，欧洲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入中国，导致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国家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
8. 自然灾害与政府失策
自然灾害频发：
清朝中后期，频繁发生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短缺和民众饥荒，加剧社会不稳定性。
灾害应对不力：
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时，措施不力，救灾机制薄弱，无法有效缓解灾害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C. 综合评价
清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土地兼并、财政困境、政治腐败、货币体系脆弱、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剧社会矛盾，成为清朝衰落的内在原因。
三、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表现及局限性
A. 共同表现
农业的核心地位：
农业始终是明清经济的基础，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人口增长和社会稳定。
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
纺织、陶瓷、冶铁、造船等手工业蓬勃发展，商业活动活跃，促进了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性。
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进程：
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形成繁华的市井文化。
对外贸易的扩展与交流：
通过郑和下西洋、茶马古道和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互动。
货币体系与金融发展的完善：
银本位经济的确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如票号的出现，提升了金融体系效率，促进了商业活动便利化。
B. 共同局限性
土地兼并与农民困境：
明清时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负担加重，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
财政困境与税收问题：
连年战争、自然灾害和鸦片贸易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债务增加，财政状况恶化，无法有效支持军队和公共建设。
政治腐败与中央集权削弱：
宦官专权、官僚腐败和地方割据削弱了中央集权，降低了政府治理效率和公信力，增加社会不稳定性。
货币体系的脆弱性：
经济高度依赖白银，白银短缺和价格波动导致经济体系脆弱，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影响经济稳定。
社会阶层分化与不公平：
商人和地主阶级财富迅速积累，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限制社会流动性，加剧社会不公平。
科技与教育的局限：
科技创新不足，教育内容偏重儒学经典，限制科技和实用知识的发展，制约社会的创新能力。
外部威胁与殖民侵略：
海盗、倭寇频繁侵扰，欧洲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入中国，导致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加剧国家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
自然灾害与政府失策：
自然灾害频发，政府救灾措施不力，无法有效缓解灾害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C. 综合评价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推动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社会的流动性。然而，土地兼并、财政困境、政治腐败、货币体系脆弱、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剧社会矛盾，成为明清衰落的内在原因。这些共同表现和局限性揭示了封建社会在经济繁荣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对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在农业恢复与技术进步、手工业与制造业的繁荣、商业与贸易的兴盛、货币体系与金融工具的完善、科技进步与工业创新、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等多个方面表现突出，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多样化。然而，土地兼并、财政困境、政治腐败、货币体系脆弱、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剧社会矛盾，成为明清衰落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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