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四言体四言体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楚辞》外，其他诗作出现不多。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五言体五言诗，古代汉族诗歌体裁。是指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全篇由五字句构成的诗。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从而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在音节上，奇偶相配，也更富于音乐美。因此，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初唐以后,产生了近体诗,其中即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唐代以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咏史》。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六言体六言诗属古风类诗文,已不多见到了。六言诗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其中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正是因为《诗经》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才追根溯源到这里。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以为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诗文俱享名于当时。在诗歌创作上，他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1]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孔融之后，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曹丕有六言诗三首，其中《黎阳作诗》和《令诗》是规范的六言诗；《寡妇诗》形式为六言，但因每句第四字为“兮”字，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七言体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七言体是古代汉族诗歌体裁，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它起于汉族民间歌谣。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汉族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东汉七言、杂言民谣为数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但据后人考证,实系伪托，并不可靠。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杂言体杂言诗，因诗中句子字数长短间杂而得名，其句中字数不定，最短仅有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其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凡是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对于杂言诗都有极大的偏爱。中国古代诗歌整齐划一的格律诗发展到中唐达到巅峰状态（代表诗人是杜甫），因为其形式上的诗美空间已经被唐代的大诗人挖掘而所剩有限，因此唐末五代中国的格律诗向杂言诗发展，形成一个对整齐划一而导致形式有些僵化的格律诗的反拨，而最终定型为“词”这一杂言诗体制形式。而词，最终发展到了“一代之文学”的高度，取得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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