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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柳治徽和吕思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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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柳治徽和吕思勉的关系
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论述家庭的起源，谓动物的聚居有两种形式，一如猫虎，幼儿长成即与父母分离，是为家庭动物；一如犬马，互相保卫，是为社群动物；人类无爪牙齿角以自卫，必是社群动物，否则也不会有发达的语言。然而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猿猴已有家庭，为何人类不然？实则猿与人虽为同目，而非一科，猿类的进化不如人类，也正说明其群居的本能不足。因此后来人类家庭的形成，并非源于生物的本能，而是源于生活的方式。游猎与畜牧的社会，人善掠夺，女人亦为掠夺的对象（充当劳役）；后来怕遭报复，就留下物件，以为交换；掠夺就变为贸易。最初的农业源于搜集，其社会原是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各个部族不愿女子出嫁，而是男子为求经济利益而入赘，这是服务婚。之后的农业变为耕种，男性重获主导地位，私产渐兴，于是男子以财物补偿女子的部族而娶之，这是买卖婚。所以家庭的起源是建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无关，因为在上古时期，婚外满足性欲的机会更多呢。

史家追溯卖淫之始，多以为源于宗教的卖淫，比如王书奴的《中国倡伎史》，然而吕思勉的《中国文化史》不同此说。原始宗教中的淫乱本是上古男女自由性交之遗风，并不存在买卖的关系。之后私有财产出现，家庭制度限制了男女的自由交际，卖淫才始出现。旧说以为卖淫起于齐国的女闾和市，女闾不过是女户的聚居地，市本来是由女子管理，其虽是纵淫之所，而未必是卖淫之地。卖淫的又一来源是女乐，女乐本是贵族家养的婢妾，自古即可买卖的。后来贵族等级没落，女乐就流入民间，然而欣赏其艺术者少，贪图其美色者多，遂成卖淫。古代国家养的乐户属教坊司，其成员为罪人家属，供官员“执技荐寝以自娱”，称为官妓。军营中的随营女子称为营妓，民间女子卖淫称为私娼，在本地的称土娼，在异乡的称流娼。清雍正年间，法律废除了官妓，而私娼则是无从禁止的。

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讲到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母系社会由女子继承财产、掌管祭祀，由男子继承领袖之位，兄弟相继；父系社会则是父子相继，有由幼子继承父亲财产的，也有由长子继承父亲地位，而财产诸子均分的，如无子还可由女继承。原先我以为长子继承制是由长子继承大部分遗产的，由此造成的土地兼并是古代社会治乱交替的根源。现在看来这个观点需要修正了。然而，长子的财产虽与诸子均等，长子的地位却是高高在上的，他是否会凭借权力巧取豪夺呢？吕思勉也承认，血缘的关系抵不上经济的利益。在私有财产深入人心的时代，大家族制是难以维持的，必有分为小家庭之势。而到了工业时代，个人的经济利益不在家庭而在社会，小家庭制也难以维持了。

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讲到，汉初韩信被灭，实在不能怪他愚蠢，只能怪他轻敌。秦朝实行郡县制后，分封制的思想一时还不能消除，所以秦一灭，汉初又大兴分封了。韩信本是拥兵自重的人，和刘邦联兵灭的项羽，其他诸侯也是如此，他们的势力占汉朝疆域的一半，自然以为刘邦的皇帝之位犹如周朝的天子，有名无实而已。所以直到他们被灭，也未能看清历史的大势。原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并不是秦始皇的发明，在战国时期，就有大国吞并小国而设县了，还有由于经济发展聚村邑而成县的，还有由于军事防卫之需而在边疆设郡的。郡本在县之下，后来七国兼并战争纷起，军事的重要性上升，郡就在县之上了。后来秦统一中国，为防各地叛乱，就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派重兵驻守。可见，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汉朝灭了异姓王，又灭了同姓王，到了唐宋之际，王侯只有封印而没有封地了。只有西南的土司，还是分封制的残余，而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改土司而为流官，分封制就彻底灭亡了。

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写道：“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在春秋战国之时，社会上已有两种思潮，一是儒家的主张平均地权，恢复井田制，土地公有，国家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农民死后将土地退还国家，而不可将土地私相买卖。一是法家的主张节制资本，大的工商事业收归官营，如盐铁专卖和均输之制。由此可见，今日的土地国有制度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由国企垄断，是和古代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然而历史上的盛世，如文景之治、开元盛世，都是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基础的自由经济，以儒法为理论的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都以失败而告终。如今市场经济虽已深入人心，然而国企改革俨然已进入了深水区，如何攻坚克难，还是需要以历史为镜，深刻反思的。

古代的官和吏是不同的，官虽有大权，然而不通行政的技术，办理具体的事务还是要靠吏。然而吏之弊端，在于因循守旧，但求无过，只重形式、不问实际。所以历来论史者都对吏深恶痛绝。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吏制不善的根源，一是吏的地位低，所以不思进取，不求名誉，而唯利是图；二是吏的学识低，所以办事呆板；三是对吏的任用无法可依，任其私相传授，交结把持。古代的吏相当于现代的公务员，而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又是古代不可企及的，所以现代的公务员的任用、考核，尤其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革除其弊端。

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论述古代的力役：力役是征收农民的劳力，农民最缺的是钱，其次是物品，而在农闲之季，最不缺的就是劳力。如果国家对劳力的征用不失其时、又不苛重，是对国家有利、而对农民无害的。古代的简单工事，如建城筑殿、开渠修路，是人人都能做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服役几日便可。而后世社会发展了，事务复杂了，如守财记账之类的事就不是人人能做了。而这种事务又是不能朝更暮改的，所以服役者就不能再从事私人的事业，以至于有因此而破产的。欲救此弊，莫如分类施策，可以役使人民的，依旧摊派，是为差役；不能役使人民的，则由国家出钱雇佣，是为雇役。而宋朝王安石变法，则一律免役，改为征钱。对于有些事，不会做的人要受累，会做的人反而受益的，然而一律免役，使会做事的人也要出钱，效率就大降了。而后来司马光为相时，竟废雇役而行差役，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了。

府兵制是士兵平时种田，战时打仗；战时由将统帅，战后各归其府。府兵制相较于募兵制的好处是，无养兵之费；兵皆有业之民，无无家可归之弊。府兵制相较于藩镇兵的好处是，将帅不能拥兵自重。然而兵之精强，在于训练，府兵平时务农，荒于训练，战时临时调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所以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说，论军事实力，唐实不如汉，汉的对外征讨多发本国之兵，而唐是以夷制夷，这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退之势。所以后来安禄山反叛，沙坨兵横行，而宋积弱不振了。

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论述中国法律的演变：中国刑法之名，有可考者始于夏。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此三法已无人知其内容，然而可推断得知其为社会风俗所形成的习惯法。刑字的广义是指一切惩罚，狭义是指用金属之器加之人身，使其遭受不可恢复的创伤。此本起源于战争，由军事长官施诸于敌人或内奸的，后来推而广之，也施诸于本族的罪人了。割鼻断腿杀头等酷刑原为苗民所创，所以野蛮残酷。还有烹煮等刑当系食人族之俗。而流放、监禁等不伤体的惩罚则是源于族内之法了。后来社会日益复杂，国家取代氏族，定法就取代习惯了。中国最早的法典是魏国李悝的《法经》，后来商鞅取之以相秦。刘邦反秦时，取其三章以约法，其余作废。后来天下平定了，“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法律就不断扩充，以致杂乱。直到晋朝将其删繁就简，使其系统条理化，成为《晋律》。此时的法律经过汉代，渗入了不少儒家思想，所以较之秦代严酷的法家之法，要宽仁不少。之后历代大体沿袭了《晋律》，直至清末采用西法之前，中国的法律无大改变。

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论述中国货币的演变：第一期用贝，这大概是因为古代东方最发达，民以渔为业。所以后来与财货相关的文字都有贝字旁。第二期用鹿皮，这大概是因为北方狩猎的民族也发达起来了。第三期用布，这是到了农耕时代了，所以诗经中有“抱布贸丝”之句。而当时的珠玉金银铜等，还是贵族的玩物，并不充当货币。第四期的铜币，起于周朝，即《说文》谓“周而有泉”。然而直到汉武帝铸五铢钱，币制才稳定下来。然而铜币的缺点在于，一是铜矿的供应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市场经常闹钱荒，二是私铸无法禁绝，以致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到了第五期，纸币应运而生。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朝的蜀地，即交子。然而后来交子由私券变为官发后，滥发之弊尽显，遂至崩溃。于是第六期的金银乘机而兴。此时已至元朝，蒙古帝国沟通了欧洲，紧接着就是大航海时代，白银成为通行全球的货币，可惜吕思勉没有述及于此。这大略就是中国古代货币演变的脉络，然而这五期并不是没有重叠的，大多数时间是多种货币并行于市的。比如《说文》谓“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可见铜币出现后，贝币还通行了很久。之后的纸币、金银亦是如此。